北魏孝文帝接受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废除宗主督护制，创立三长制，以抑制豪强隐匿户口和逃避租调徭役，并直接控制基层政权组织。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得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此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也打击了世家大族地主的利益。

魏孝文帝元宏改革时，采纳给事中李冲建议，于太和十年(486年)建立三长制，以取代宗主督护制，加强中央政府对人口的控制。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

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实行三长制，三长直属州郡，原荫附于豪强的荫户也将成为国家的编户，因而必将与豪强地主争夺户口和劳动力。李冲提出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后，在朝廷中引起激烈争论，最后，冯太后从加强中央集权出发，认为实行三长制既可使征收租调有根据和准则，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隐匿户口，故三长制终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实施。

传统观点认为，在实行的过程中，三长还是从大族豪强中产生，他们不仅本人可以享受免予征戍的特权，而且亲属中也有一至三人可以得到同样待遇。但有学者指出，大族是不可能当三长的。

总体而言，较之于宗主督护制，它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实行后，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北魏后期社会经济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当与此有密切关系。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的基础。

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北方各地宗族坞堡林立。北魏政府利用各地“宗主”督护地方，实行宗主督护之制作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这严重影响了北魏政权的赋税来源。在孝文帝时，给事中李冲上书建议实行三长制来取代宗主督护制，使征收租调有根据和准则，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隐匿户口，以增加国家的赋税。冯太后采纳了此建议，三长制得以推行。

三长制的确立与均田制的推行联系密切，考察立三长的时间，离不开分析它与行均田的先后及关系。设立两制的时间，《魏书》中均有明确记载。《高祖纪》称行均田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立三长在次年二月；但据同书卷五三《李安世传》，均田制的颁行应晚于立三长。而《南齐书·魏虏传》确有永明三年（485年，北魏太和九年）立邻、里、党三长的记载。史书说法歧异，学者因而形成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可称为“均田先行说”。持此说者信从《魏书》本纪的记载，认为北魏颁布均田令后深感若无严密的基层组织，难以推行均田制，故转而设置意在整顿户籍的三长制。池田温、韩国磐、魏明孔等持此说。李安世的上疏，则被认为在太和十年或稍后。

另一种意见则属“三长先立说”。从此说者根据《南齐书》的记载，相信三长制立于太和九年，早于均田制。首倡此说的是日本学者志田不动麿，后中国学者缪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赞同此说的还有朱绍侯与高敏。

第三种意见以唐长孺为代表，认为三长制立于太和十年，而均田制则晚至太和十四年才开始正式实行。在立三长的时间上，赞同第一说。

另外，日本学者堀敏一亦相信《魏书》的说法，但他认为两制开始是分别构想出来的，三长制的实施晚于均田制的颁布。为了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才变成必要，而均田制的真正实行，要到太和十二——十四年。堀氏的见解接近唐长孺的看法，但也有些分歧。可以算作第四说。

较之宗主督护制，三长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三长制的建立，打破了豪强荫庇户口的合法性。实行后，国家赋税收入增加，农民赋税负担有所减轻。北魏后期社会经济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与三长制的实施有密切关系。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时期乡里组织的基础，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