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最初只是明浅地指一种到大海里去的动作。久而久之就引申了许多经济和政治色彩，一般指放弃或保留原来的工作去经营商业和创业。出自元张之翰《再到上海》诗：“下海人回蕃货栈，巡盐军集哨船多。”

(1)谓出海。 元·张之翰《再到上海》诗：“下海人回蕃货栈，巡盐军集哨船多。”

(2)因近代西方人到中国来从事工商业活动通常是泛海而来，又因工商业文明称为蓝色的海洋文明，故称为下海，也表达了一种对自由，幸福和富足生活的渴望。

(3) 泛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工商业。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改革开放时的用词，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一词，原本用来描述稀里糊涂干某种事的行为。这一说法据传最早源于戏曲《洛阳桥》，说的是清朝的一个蔡姓状元遵照母亲遗愿为家乡建一座洛阳桥。但在建桥过程中，桥墩突然打不下去，当地百姓传言是“海龙王不同意，所以卡壳”。于是，蔡状元贴出一则布告，寻找能下得海去与龙王面洽架桥事宜的人。几个月过了，无人应征，当地县令大怒。无奈之下，两个衙役在酒馆里找到一个名叫“夏德海”的醉汉，谎称找到了“下得海”的人。

改革开放语境中的“下海”，则更多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可观的回报，带有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意味。“海”，则成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空间的比喻。

在这个新空间里，资源丰富、前景广阔，可能带来原有体制所不可能给予的巨大回报；同时，这个空间又深不可测，隐藏着无法预测的危机，也许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下海”，即意味着放弃传统体制里的各项保障，到新的经济社会空间里去从事风险和回报都非常高的商业活动。

“下海”与“下南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常为了躲避战祸或自然灾害，冒险去南洋谋生。这种行为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毕竟有人还是会锦衣还乡。

如印尼巨鳄——林绍良，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远下南洋的。

改革开放

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之雄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发展

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多有官员，包括两度下海的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等。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

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

干部下海

2003年3月，吉林省榆树市有1339名干部离开原工作岗位，在“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优厚条件下，带薪下海。市委承诺：离职锻炼期间，干部的身份、职务、待遇不变，工资每月照领；不影响正常的职务晋升和职称评聘；锻炼期满后，回原单位工作的，原分工不变。

通过这种“下海”的方式达到开阔干部思路，提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很显然，榆树市想通过“官员下海”达到提高干部水平的目的值得肯定，但是采用的手段却值得怀疑。

保留“官籍”下海，亦官亦商，这些官员的参与，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是个严重阻碍。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首要的就是平等原则的实现，要求市场竞争主体的平等，所以市场经济必须是种“权利经济”。官员保留“官籍”下海，本身就具有“权力”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难免受到这种不平等主体的干扰，也正基于此，在1984年中央就规定了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虽然，榆树市官员的下海行为与政府的经商行为有区别，但其行为同样对市场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文人下海

将商品市场称做“商海”，大概正是因在商品市场中弄不好会淹死人吧。然而，难道别的人就淹不死？何以别的人下到商海就不必突出“海”字，偏偏文化人下到商海就要特别标明商品市场是会淹死人的“海”呢？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瞥，而对人来说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塑造过程。中国的文化人不同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不管如何清贫，他们总是在行政或事业单位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这样，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已经蜕变、或说是被塑造成了家兔，至少是获得了家兔的某种特征。首先，许多文化人已经丝毫没有风险意识，丧失了承担风险的胆量。安于清贫，乐于清贫，据说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美德。我看，这不过是因为很多文化人早已失去了争取过富日子的勇气，只能缩在蜗牛壳里舔露水而做的自我安慰的阿Q式的宣传罢了。其次，这十个多月来，广泛观察，许许多多文化人也不具备独立办事的能力，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般行政干部甚至汽车司机。听他们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真令人神往，但叫他们去办一件实事，你就要等着倒霉。家兔和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另一特征，是没有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它们不像羊，更不像狼，你把一只家兔单独关在笼子里养，它也过得很快活。

变味的下海

针对一些地区公务员频频“下海”的现象，广东省人大代表杨建优提交建议，建议对公务员离任后的去向设置“冷冻期”。 同时，《公务员法》已进行到意见征求第12稿，其中就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营性活动。代表们相信，《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后，必将对代表提到的离任后的政府组成人员经商的现象，起到良好的法律上的约束和预防作用在法学的正义程序论中，程序不但是达到目的正义的手段，同时程序本身所体现的价值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移植到榆树市的做法上，榆树市所希望达到的合理的目的采用的程序其本身就有违法的嫌疑。

官员从财政收入中领取工资，理所当然的应当从事政府机关的社会管理事务，为社会谋福利，这才符合财政支出的目的。然而，榆树市不但“保留身份、保留职务”，而且离职锻炼期间还工资每月照领。这就值得怀疑了，我们说拿纳税人的钱应当为纳税人谋福利，这些干部下海的行为我们很难说是其职务的要求。

依法治国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法律的遵守与信仰，程序本身的不合法，也必然导致我们的目标价值的难以实现。对于榆树市的干部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踊跃报名的现象（报名干部达到1700多人，其中300多人被政府做工作“劝了回去”）.根本在于这种下海是只赚不赔，而这种没有任何压力的“下海”肯定难以达到锻炼干部的目的。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们的角色是市场经济的裁判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然保留“官籍”，其下海的行为就与身份不符了。

所谓“下海”，就是中青年投身经商的实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国企人员“下海”经商成为热潮，大批青年涌进这支队伍。

后来，经过几次商海沉浮、竞争淘汰，能够留在生意场并且取得成功的仅仅是“凤毛麟角”，许多人是“呛了海水”又“回头上岸”。认真分析当年各界青年“下海”热潮及其影响，应该看到这种潮流对于加快民众对市场经济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总是对“下海”者指手画脚。经过90年代的“下海”大潮，人们更知道了创业、经商也是艰辛的，也需要聪明才智，从而也能够客观评价创业者。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没有当初的试水，就没有下海。但下海一直鼓励着一代人走向今天，鼓励中国人去创造去发现，去挖掘自己的淘金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