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估计”指的是“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此后，“两个估计”成为压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重新工作之前，就向党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8、9月份，“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同别人谈话，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的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的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当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说，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