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央集权是由伊凡三世积极筹建的封建国家。其疆域北达白海，南抵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脉。2000年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时，中央政府没有任何权威，既指挥不了联邦主体的行政领导人，也不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普京时代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在俄罗斯官方文件和政治词汇中却避讳这个词。

莫斯科城奠基于1147年，在蒙古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偏安一隅，又得交通和商业之利，逐渐强盛起来，成为东北罗斯的中心和反抗蒙古统治的中流砥柱。从十四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骗取蒙古统治者的信任支持并依仗教会的势力，逐一兼并其他公国。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继位时，莫斯科公国达到极盛时期，而这时金帐汗国却日益削弱了。德米特里继续与邻近各公国作战，先后迫使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臣服自己。这使蒙古统治者感到不安，并派兵讨伐。1380年9月，在顿河流域的库利科沃战役中，德米特里大败蒙古军，沉重打击了金帐汗国，使其统治从此一蹶不振，俄罗斯看到了恢复独立的曙光。

伊凡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长子，生于1440年1月22日，自幼聪慧狡黠。瓦西里二世在战争中失去双目，是位“瞎眼大公”。伊凡10岁时，就辅佐双目失明的父亲进行统治。1462年，父亲去世，伊凡继位，史称“伊凡三世”。

15至16世纪，俄罗斯国家由封建割据逐渐走向统一。在实现俄罗斯国家的统一这一历史使命过程中，伊凡三世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伊凡三世继位时，莫斯科大公国经过他的祖辈和父辈的经营，已经很强盛了。伊凡三世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完成俄罗斯国家的统一而战。他第一个目标就是兼并诺夫哥罗德封建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土地广袤，物产丰饶，水陆交通便利，雄跨西北一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统治时期，先后占领雅罗斯拉夫和罗斯托夫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伊凡三世利用金帐汗国内部分裂之机，停止对金帐汗纳贡，并与克里米亚汗结盟。于1480年夏最终击败金帐汗国的军队，结束了蒙古人对俄长达240年（1240—1480）的统治。

1471年5月，伊凡三世在莫斯科召开准备进攻诺夫哥罗德会议，号召与会的王公、贵族、主教和将领们瓜分这块“肥美赃物”。他出动三支大军，7月14日在舍朗河一役彻底击败诺夫哥罗德，迫使其签订条约，保证“真诚而严格地拥护”大公的统治。1475年，伊凡三世又挑动和利用诺夫哥罗德的下层市民对上层贵族的斗争，派兵进驻诺夫哥罗德。1478年，伊三世最终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将其领土并入莫斯科公国。不久，特维尔公国也被击败，臣服莫斯科公国。之后，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样一来，分裂了300多年的俄罗斯公国，基本上统一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麾下。伊凡三世在完成基本统一、消除内忧外患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国内改革。他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关，他推行军事制度改革，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国家常备军；实行财政改革，统一币制，铸币权为大公所专有。他基本上完成了国内改革之后，靠强大的国力，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进军立陶宛，出兵波罗的海沿岸，东征至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流域，直至1505年10月27日病逝。他不仅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奠基者，也是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鼻祖。

伊凡三世积极筹建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1472年他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侄女索菲亚·巴列奥为后，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皇统的继承人（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被土耳其所灭）。东北俄罗斯的统一于瓦西里三世（1505—1533在位）在位时期最终完成。普斯科夫和里亚赞先后在1510和1521年并入，斯摩棱斯克也于1514年从立陶宛手中收复。至此，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形成，其疆域北达白海，南抵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脉。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开始形成，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障。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开始确立。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亲政时，自封“沙皇”（音译自罗马皇帝的头衔“恺撒Caesar”）。伊凡雷帝以残暴著称，在位51年，对内实行严厉打击和削弱各大封建主的势力，实行沙皇特辖制，血腥镇压其反抗，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拓展疆域，扩大版图，改国名“罗斯”为“俄罗斯”。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亚洲，向东扩张。

1584年伊凡雷帝死后无嗣，统治俄罗斯700余年的留里克王朝结束，外戚波利斯·戈东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国内大贵族开始明争暗斗，波兰借机入侵，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权更迭频繁，俄罗斯进入史称的“混乱时代”。直到1612年，波兰侵略军才被驱逐，缙绅会议推举大贵族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МихаилФёдоровичРоманов，1613—1645在位）为新沙皇，自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一方面先后与瑞典与波兰作战，收复国土，另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和农奴制度，血腥镇压了农民起义。1649年颁布的法典规定沙皇有绝对的权力，其意志就是法律，一切大小贵族在沙皇面前都要自称奴仆。罗曼诺夫把大量土地分赐给对建立新王朝有功的小贵族，并加强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从法律上最终确立农奴制度。农民被固定在庄园里，完全隶属于地主，地主可以任意买卖或转让农奴。因剥削的加剧，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606-1607年的伊凡·博洛特尼科夫起义和1670-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

17世纪中，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引起教会的分裂。尼康还提出“教权高于皇权”，插手世俗事务，与沙皇争夺权利，最终被免职流放。

罗曼诺夫王朝继续实行扩张政策，不断派兵向西伯利亚全境推进，1639年发展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鄂霍茨克海岸，开始进犯中国黑龙江流域，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使其南下势头受阻，转而北上。1658年沙俄远征军在中国尼布楚到十七世纪末时，沙俄已基本上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18世纪初沙俄跨越白令海峡登上北美大陆。

2000年 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时，中央政府没有任何权威，既指挥不了联邦主体的行政领导人，也不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当时，俄联邦主体的数量比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多出数倍，甚至大大超过沙俄时期的省的数量。当时总共有89个联邦主体，各联邦主体之间在地域、人口、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人口分布极其不均衡。国家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1990年，10个最发达的联邦主体占地区经济总产值的40%，而地区经济产值最低的20个地区只占地区经济总产值的4%。在89个联邦主体中，有80个联邦靠拨款过日子，大多数地区处于萧条状态。最严重的是地方分离主义情绪和行动。苏联解体后的整个90年代，中央权力软弱无力，地方政权纷纷“另立山头”，在一轮又一轮的选举浪潮中，各地纷纷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文件，把地方和集团利益置于中央和国家权力之上；宪法被粗暴地忽视，一些联邦主体竟然宣布为“主权国家”，许多联邦主体的法律直接与联邦宪法对立，联邦主体之间的领土纠纷盘根错节；而爆发的两次车臣战争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现实威胁；国内的传媒被寡头和幕后政治势力把持，服务于少数寡头和黑恶势力；恶性通货膨胀遍布全国；1999年初，拖欠工资和养老金的状况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社会抗议运动此伏彼起；国家的国际地位降低，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

这种状况给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普京总统上任后，为了防止国家进一步分裂和经济进一步崩溃，着力加强中央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他于2000年5月13日发布总统令，组建7联邦区，由总统任命联邦区全权代表，分别主管或监督89个联邦主体。与此同时，普京还整顿宪法秩序，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立法，地方必须在规定时期内修改自己通过的法律，地方的任何法律和法律文件不得与中央立法尤其是宪法相抵触。与此同时，尝试在全国重新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加强中央的权威。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又决定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由总统提名。实际上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制。这一系列措施阻止了分离主义情绪的蔓延和国家的继续解体，实现了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控制传媒：让其适应新规则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俄罗斯传媒已经彻底被收买，一部分被金融寡头收买，一部分被西方势力收买，成了资本和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对人们的意识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控制了传媒，谁就控制了政治进程。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夕，在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5%的情况下，以金融寡头为主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传媒把叶推上总统宝座。当时七个金融寡头几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寡头在把叶利钦送上总统宝座的同时也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进程。资本控制传媒的意图非常简单，它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无限地扩大这种利益。大资本在发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有着权力背景，“寻租活动”始终与他们的经营活动相伴。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经扬言：“我想让谁当总统，谁就能够当上总统”。言外之意，谁当总统都得听我的。

刚刚上任的普京必须摆脱金融寡头的围追堵截，把传媒控制在自己手里。普京开始整顿传媒。他从独立电视台的“债务”问题入手，向金融寡头发起反击。独立电视台是俄罗斯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控制的电视台。古是俄罗斯著名的7大金融工业集团中“大桥”银行的总裁，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寡头，不仅掌握银行，而且控制着许多传媒工具。1998年年底，古辛斯基还由政府担保向美国人借资发射了一颗价值1.5亿美元的电视通讯卫星。

普京以独立电视台“债务”问题为突破口，成功制服桀骜不驯的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流亡国外。接着普京实际上开始了一场“等距离疏远”金融寡头的行动，先后使其他金融寡头俯首称臣。普京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改组各电视频道和其他立体及平面媒体。这种做法虽然遭到资本势力和西方的抵制和批评，但是经过不断的较量，在一系列重大的事故和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当局逐渐让媒体适应了一种新的规则。这种心照不宣的规则的核心是不能反对国家，不能反对当局，不能反对宪法，媒体要负责任，要自律。

摆脱大资本的控制，规范了大资本的行为。

当上了大国的总统却不能控制国家的政治进程，这就是当时普京的处境。他面临着强大的资本集团势力的围攻。摆脱控制，遏制资本的影响是普京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的转变。政治制度的转变是通过推翻共产党统治实现的，而财产关系的转变是通过私有化完成的。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明显的泛政治色彩，并带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闪电性、官僚性和野蛮性。

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形成一个强大的资本集团，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7个最富有的金融寡头控制了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政权并列的资本权力集团。

对于国家而言，资本是不负责任的，资本关心的首先是利润。因此要振兴国家，首先要摆脱大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摆脱由大资本组成的“家族”的影响。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石油大亨、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当天，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向总统递交辞呈；10月30日，检察院冻结尤科斯公司部分股票。这说明，普京摆脱资本“家族”束缚的行动开始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以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财产冲抵债务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牢狱生涯而告结束。尤科斯公司冲抵债务的资产被国家石油公司购买。

首战告捷，普京又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逐渐对国家财富进行重组，强化了国家的作用，规范了大资本的行为。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连年攀升的形势下，俄罗斯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物质和货币财富，借此解决困扰多年的外债和国内社会问题。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普京始终保持居民的高支持率。

理性对待批评，敢于走自己的路。

俄罗斯复兴了。俄罗斯经济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法国和意大利，进入世界七强，国家又以大国形象重返国际舞台。

对于俄罗斯崛起的道路，俄国内外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俄国内多数政治力量和大多数人拥护普京的路线。而西方则进行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确切地说，普京是走集权兴国的道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民主的倒退。美国和西方批评普京不民主，搞集权。对此，普京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思想，意在强调国家主权大于民主。“主权民主”的提出标志着俄罗斯承认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差异，标志着俄罗斯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标志着俄罗斯在继承自身文明，这与上世纪90年代追随西方民主时髦的理论和做法截然不同。

虽然普京时代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在俄罗斯官方文件和政治词汇中避讳这个词，因为在西方政治学，包括俄罗斯学术界的政治词汇中，“集权”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俄罗斯官方正式的说法是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其实，集权与民主，无非是一种管理形式，是根据国情实施的。所谓的民主制，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权力系统实行监督和制衡。这是一个方向，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因国情的不同会有所区别。

俄国内也有少数人批评普京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认为建立垂直的权力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助长了官僚主义和腐败，遏制了经济尤其是中小规模经济的发展，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批评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的管理形式不过是对1990年代那种无政府式的，或寡头式民主的否定。俄罗斯在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不管怎样，俄罗斯复兴了，崛起了。它的崛起和当年苏联解体一样，开始对世界产生影响。随着俄罗斯的崛起，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首先，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信心，大国的心态开始恢复，俄罗斯人又找回民族自尊心；其次，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崛起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对崛起的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活跃的外交活动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高调姿态抱有警惕和警觉的心理；第三，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格局开始进行微妙的调整。近两年，俄美和俄欧关系中不时出现一些小的摩擦，实质上就是俄罗斯崛起的效应。而且可以肯定，随着俄罗斯崛起速度的加快和国力的增强，国际关系将越来越复杂，变数越来越多。

[2]人民网 作者：李永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