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梁思成故居被野蛮拆除，随后诞生了一个新名词“维修性拆除”。列席全国两会听取政协委员意见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就此表示，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余声未了，网友爆料位于重庆的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也被拆了；当地文管部门回应称，这是“保护性拆除”，将在原址原貌复建行营。

据悉，蒋介石重庆行营始建于1935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直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蒋介石官邸也设在此。

政府回应：是“保护性拆除”，将尽量保留精华

据重庆市渝中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吴辉介绍，蒋介石“重庆行营”所在地块业主单位为重庆市复旦中学，地块已规划为教育用地，正在进行保护性拆除。他说，保护性拆除是原貌、原地复建行营的一个过程。正在进行的施工是这项文物保护项目的一部分，正进行第一步，将旧址进行保护性拆除，按照设计方案，8月将在原址进行文物复建，预计2013年10月竣工，修好后的行营将作为抗战历史陈列馆，对公众免费开放。

徐晓渝说，在拆除和复建文物时，对原有的房屋构建、门窗、楼梯、扶手等实物将予以保护，能使用的都将统一打包，在复建时尽最大努力恢复上去。

最近，一些地方以“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名目，拆毁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文物报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该发言人表示，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他说，凡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各类建设性活动和保护维修项目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文物工作方针，依法报批。

对于违法损毁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必须依法处理。

遏制“保护性拆除”之风，需要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共同介入；对于“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情形,应由文物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但对不顾政府三令五申继续拆毁文物的严重情形，公安机关很有必要充分介入，予以立案追诉。

中国人一直用“历史悠久”来形容自己的国家，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却值得深刻检讨。一些城市管理者对历史不够敬畏，一些文保工作者对文物不够尊重，还有许多普通公众则用沉默纵容了破坏文物的行为。事实上，我们身边的文物古迹每被拆毁几处，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就会稀薄几分。因为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是城市文化的标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一些家族的情感，是我们鉴往知来的一条捷径。

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拆建冲动，北京市和重庆市的做法并非始作俑者，在中国个别县城也早有跃跃欲试的矛头。例如早在2010年，在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睢县城，当地政府有人曾经对一处明代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道场提出过所谓“复制建设袁家山”的滑稽动议，企图彻底拆毁袁家山这一明代建筑群而异地重建为当地房地产开发换来更多的廉价用地指标，后来在当地文物保护人士的反对下，碍于《文物保护法》的威慑才未能成行。

稍加检索，我们会发现“保护性拆除”这样的句式如今已经蔚为大观。

2010年初，河南驻马店市政协原副主席崔喜成称，逢年过节收钱并非受贿，因为这是基层干部逢年过节送的“礼节性收入”。

2011年8月，湖北荆州公安县一纪委主任在自己的办公室离奇死亡，身上共有11处刀伤，警方则称前10刀系“试探性自杀”。

2011年9月，上海地铁发生追尾事故，造成271人受伤，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时，说是“轻度追尾”。

2011年12月，安徽合肥市在建的包河大道高架桥正在搭建的临时钢梁坍塌，多名工人在这次坍塌中受伤，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只是按照施工计划进行的一次“破坏性试验”……

类似的语言还有：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戴套式强奸、轻度型追尾、幻想型自由、试探性自杀、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倒退性改革、疯狗式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习惯性装逼、隐蔽性收入。它们都典型反映了中国的语言特色——为事故和问题化妆。

列席全国两会听取政协委员意见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就此表示，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立即查问后答复，康有为故居不会被拆，而是要继续被保护。国家文物局表明态度：“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文物需要维修保护和拆除的，都必须按规定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