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年2月22日——1913年8月13日），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该党40多年来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西欧社会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杰出人物之一。

1840年2月22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出生于德国科隆杜伊茨普鲁士第二十五步兵团军营暗堡。他的父亲，第三连下士约翰·哥特洛普·倍倍尔已在军营里生活了十几年，但只熬到下士，不仅地位低下，薪饷也十分微薄。为了缓解一下贫困的生活，倍倍尔的母亲——一位曾作过女佣的穷家妇女一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向士兵们出售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倍倍尔的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后，全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倍倍尔四岁的时候，父亲因肺病去世。他的叔父也在同一军营里服役，为了照顾倍倍尔一家，与他母亲结了婚，成了倍倍尔的继父。但两年后，继父也患肺病去世。失去依靠的倍倍尔一家三口（他最小的弟弟已夭折）只得回到他母亲的家乡维茨拉。

维茨拉是个风景美丽的小城，倍倍尔在这里开始了真正的童年时代。生活依旧艰难，好在外祖母在城郊有几小块土地，外祖母死后，倍倍尔的母亲继承了这些土地。此时，倍倍尔弟兄俩进了当地一所贫民小学开始读书。家庭负担更重了。母亲没日没夜地为别人缝制军用皮手套，但收入却少得可怜，为了维持生活，她不得不忍痛卖掉准备留给孩子们的几小块土地．尽管如此，倍倍尔一家还是常常吃不饱肚子。有好几年，他们的晚餐只是一块不大的面包，涂上薄薄的奶油或果子酱。小兄弟俩三口两口吞下去后，还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希望能再给几块，因为这点面包根本无济于事。母亲只得咬咬牙，板起脸回答说：“有些时候，袋子虽没有装满，也要把袋口捆起来。”后来倍倍尔回忆这段岁月时说，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饱吃一顿奶油面包。没过几年，倍倍尔的母亲劳累过度，染上了肺痨（肺结核）。

不满10岁的倍倍尔从此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不仅要照顾母亲和弟弟，料理家务琐事，还得设法挣钱养家。每天放学后，他都跑到市里一家花园饭店的九柱球场上做小工，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拖着酸痛的腰背走回家。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倍倍尔放松学习。在学校里，倍倍尔属于最优秀的学生之列，他学习勤奋刻苦，算术和几何成绩非常突出，历史和地理也是长项，只是对唱歌和宗教不太感兴趣。此外，他的组织能力和主持公道的性格也初步显露出来。

到森林和郊野游玩、滑冰、游泳，多半是他带头。有一次，为了使一位同学免受不公平的责罚，倍倍尔挺身而出为他辩护，结果被误认为是共犯，尽管倍倍尔根本未曾参与其事，还是一同受到了处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主张公道的性格伴随了他一生，也是他后来受众人敬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倍倍尔十三岁时．久病的母亲去世了，他从此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先到姨母家生活了一年后，就不得不辍学独自谋生了。

退学后的倍倍尔本打算学当时比较热门的矿业，但因付不起学费，只得来到一家作坊当了旋工学徒。学徒生活异常辛苦，而且待遇极为苛刻，倍倍尔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先给师傅家里挑四担水，然后从早五点一直干到晚七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只是吃饭时才离开旋床，晚上也不许外出。星期天，朋友们都结伴游玩去了，倍倍尔却不得不立在店里，等待为主顾们清理肮脏的烟斗，为此他常常气愤得流泪。由于童年时缺乏营养，倍倍尔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使他饱尝艰辛。在极度的劳累中，倍倍尔的乐趣就是埋头读书。他把仅有的几分零用钱都用在租书上．几年里阅读了许多历史小说以及有关希腊、罗马和普鲁士的历史书籍，其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记得滚瓜烂熟。

1857年，在倍倍尔学徒期满的那一天，他的师傅去世了．不久店铺倒闭。由于在当地难以找到固定的职业，也由于倍倍尔对外面的世界心仪已久，于是，1858年2月，十八岁的倍倍尔背上“柏林包”（用漆布包裹的捆，外观像大香肠，里面装着日用必需品），冒着大雪，开始了漫长的流浪打工生涯。

当时，西欧各国的机器工业已有很大发展，手工艺者在城市里找工作很不容易。政府规定，手工艺者必须随身携带一本漫游簿，写明拟经由的地区，并须由警察机关登记和签证，谁没有签证，谁就要受罚。在许多城市里还有明文规定，手工艺者必须在上午八点至九点到警察机关接受医师检查，否则不给签证。没有签证，或漫游簿被警察和宪兵没收．就根本找不到工作。

倍倍尔流浪打工，并没有明确的去向，只是在哪个城市可能会找到工作，就起身前往。最初他乘火车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没有找到工作，两天后又乘火车到海德堡，还是没有工作。为了节省路费，只得步行，又经过几个城市，最后才在一个叫做斯派尔的小城里找到了一份临时性差事。工资很低，住宿条件也极其恶劣．只能在作坊里的一个墙角搭上几块术板勉强过夜。两个月后又失业了，只得背起简单破旧的行囊继续游荡。

流浪生活使倍倍尔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头。有时长途跋涉几个星期也找不到活干，身上仅有的几分钱花完了，只得沿途乞讨度日，还必须躲避宪兵和警察，以免漫游簿被没收。夜晚，由于没钱住旅店，有时连乡村小客栈也住不起，只得躲进乡问的旧谷仓里，在干草堆上过夜。遇上阴雨天，由于没有雨伞，也没有衣服可替换，常常连续几天穿着潮湿的衣服。树叶飘零、秋风瑟索时节，倍倍尔为了攒钱买一件过冬的衣服，不得不连续几个星期忍饥挨饿，勒紧腰带拚命干活。

1858、1859年的冬季很长很冷，严寒从ll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时，倍倍尔巳在累根斯堡的一个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目作坊老板过于苛刻，倍倍尔与其发生了争执，于是在2月初．不顾寒冷和大雪，离开了作坊。倍倍尔和另一位手工艺者一道，先来到慕尼黑，但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决定去奥地利碰碰运气。在入境时遇到了麻烦，因为奥地利边境要求入境的手工艺者必须提出确有五古尔盾（德旧银币名，约合十马克。也译为“古尔登”）旅费的证明，可是他们没有这笔钱。他们决定扮成绅士，利用铁路蒙混过去。为了尽量装扮得逼真一些，他们把靴子和衣服仔细地刷了几遍，又在外衣内装上一条白色的衬衣领子，然后用少量的钱买了边境这端末站到对面首站的车票登上了火车。这一招果然奏效，边境官吏见他们外表整洁，又是乘火车而来，所以未加详查就放行了。离开车站，倍倍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又得步行了。严寒中，他们踏着山脚下一米深的积雪，艰难地行走着。大雪严寒把羚羊从山里逼了下来，黄昏时分，听到羚羊咩咩的叫声，倍倍尔心中难以自禁地生出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

1860年5月初，倍倍尔流浪到莱比锡。莱比锡是当时德意志中部的文化和工商业中心，科学、教育、艺术和出版事业都很发达，倍倍尔很幸运地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很喜欢莱比锡的气候和城市环境，不久又找到了一家较大的作坊，从此，倍倍尔就在莱比锡定居下来。

倍倍尔的这次流浪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行程近千公里，途经德国中部和南部、瑞士北部、奥地利西部的几十座大小城市。他亲身体验到了德国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话的困苦，对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以后坚定地投身于工人运动很有帮助。

倍倍尔在学校的末期和学徒期间，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发生的时候，从那时起，倍倍尔就已经很关心政治。流浪初期，在巴登的弗赖堡，倍倍尔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的帮工协会。他并不是天主教徒，真正吸引他的是协会会所里的大量报纸，通过读报，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60年代初期，德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工人协会，莱比锡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镇之一，政治生活十分活跃。倍倍尔在莱比锡定居后，用自己的工资订阅了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报》。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在市区的一个花园大厅里将举行民众大会，准备创立职工教育协会。倍倍尔如期赶到会场，但他进去时，大厅里已坐满了人。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在走廊上找到个位置。这是倍倍尔第一次参加公开集会。会上有些学者主张把职工教育学会办成工艺学会的一部分，而一些工人代表则坚决要求协会完全独立，而且必须是政治性的组织。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倍倍尔虽然对这些人的主张不完全赞同，但对于工人们竞能这样强烈地攻击学问渊博的先生，感到由衷的佩服，暗地里盼望着自己将来也能够这佯发言。就在这天晚上，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宣告成立，倍倍尔报名参加，开始了他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生涯。

倍倍尔满腔热情地参加协会的活动，一年后被选人协会的领导机构，成为协会委员会的二十四位委员之一，并担任图书部和娱乐部的负责人。倍倍尔公开发言的渴望很快如愿以偿，从小组发言到大会演讲，他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不断增强。

倍倍尔在职工教育协会的发展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出席其他会议，他每晚都在协会里度过，所以比协会主席们更了解会员们的希望和需要。这样，没过多久，倍倍尔就成为委员会会议上和月会上一动议最多的人，而且他的动议几乎都被接受了，因此．倍倍尔的影响就大起来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还是德意志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组织。但联合会的主席是主张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的费迪南德·拉萨尔。联合会从一建立起，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以拉萨尔派为一方，以主张激进的工人派别为一方，双方一但有重大分歧，常常相互辱骂，在会场中斗殴也屡见不鲜，以致于会场的主人经常拒绝租给他们会场。在集会中，双方都力图夺取会场的领导权，所以每次会议开始时，双方总要因争夺会议主席而发生纠纷。有一次在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上，拉萨尔派代表为了取得多数，竟将双手一齐高举，倍倍尔发现后，立即提议所有的人都举双手表决。在哄堂大笑中，这个建议通过了。拉萨尔派非常尴尬，争当会议主席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倍倍尔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威廉·李卜克内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曾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在伦敦，李卜克内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许多人交往密切，并因此学到很多东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成了个积极的革命者，他热情地宣传第一国际的革命思想，亲自参加了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组织工作。1865年与倍倍尔结识时，李卜克内西已经算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老革命家了。此后，倍倍尔经常倾听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和谈话，听他介绍英国的职工大会制度、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德意志的民众运动、政治时事等。此外，倍倍尔还经常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听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运动的一系列指示。这期间，倍倍尔阅读了他所得到和喜爱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的著作使倍倍尔受到很大启发，也正是在这时期，倍倍尔形成了他终生所奉行的原则：“我一旦认识到我“过往对一个问题所抱的观点毫无根据，我就立即把它放弃，并且毫无顾虑地追随新获得的信念，并且公开地．坚决地拥护它。”1866年底，倍倍尔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由于倍倍尔坚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的威望越来越高，颇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一切使得俾斯麦政府和资产阶级都感到恐慌，官方报纸把倍倍尔领导的工人运动描写成“强盗故事”，把倍倍尔本人说成是“强盗首领”。由于官方的这种宣传，加上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远没有这样普及，所以，许多没见过倍倍尔的人，都把倍倍尔想像成一个身高体壮、长着红头发，大胡子一直垂到胸前的莽汉。

1866年的普奥战争把德国人的信念分为拥护小德意志和拥护大德意志的两派，后者为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所提倡，由于工人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俾斯麦不可调和的敌人，萨克森的各工人联合会与反普鲁士的激进民主党结盟，从而产生了萨克森人民党，1867年2月初，倍倍尔在该党支持下在北德意志联邦的议会选举中当选，成为议会中第一个工人议员。他反对俾斯麦的大普鲁士，认为这将把德意志变成一个大兵营。

在选举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段趣闻。当时，倍倍尔作为工人教育协会推举出来的议员候选人，在本选区作竞选旅行，一天，在火车上，倍倍尔听到许多人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一个绅士模样的人以自命不凡的口吻说：“普选权，是拉萨尔的口号，俾斯麦竟然也搞起这个名堂来了难道那些蓬头垢面的帮工、学徒有资格管理国家大事吗？”旁边一个青年学生插嘴道：“不，先生，天赋人权乃是法国革命的先驱卢梭的思想，我看，普选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　不过，您听说过吗?倍倍尔可是一个恶魔，他是那样的狂暴，声言要消灭资本！没有资本，哪来工业、机器、钢铁、棉纱？这不是要消灭我们社会的一切吗？”　“喔，我也听说过，莱比锡工会的那个倍倍尔，是一个强盗首领……”一位妇女跟着说。“绅士”见有人附和，便提高嗓门，大声说道：“这回倍倍尔也出来竞选议员，他竟对选民许愿，如果选他，就可望得到双薪和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此来收买人心，真是可耻极了！” 倍倍尔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走过去问道：“先生，您说的这些话是从倍倍尔本人那里听到的吗?”　“绅士”愣了一下，他上下打量。一下眼前这位清秀瘦弱的年轻，旋即肯定地说：“当然，我是亲耳听到的！”“不！这是无耻的谎言：先生，这样恶意中伤他人能说明您人格的高尚吗？”倍倍尔厉声说。“您是什么人？您同倍倍尔……”　“我就是倍倍尔。”倍倍尔平静地说。这句话惊动了整个车厢的乘客。“绅士”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赶紧在下一站灰溜溜地下了火车。类似的情况在倍倍尔参加的聚会中发生过很多次，但每次聚会之后，人们都会惊奇地说：“倍倍尔原来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为了引导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拉萨尔派的影响，创建独立的工人政党，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进行不懈的宣传鼓动。在1868年9月纽伦堡举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他们终于能够提议把第一国际章程的要点作为协会的纲领，并使大会作出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第二年8月，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主持召开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参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则的党纲，宣布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此后始终是党的著名领袖。

倍倍尔自投身工人运动后，从1869年到1887年，先后六次被捕入狱。残酷的铁窗生活，不仅丝毫没有动摇倍倍尔的信仰，反面磨练了他的意志。倍倍尔以无畏的气度和乐观豁达的态度，把牢狱当成了养精蓄锐、增长知识和著书立说的园地。

1869年12月，倍倍尔由于“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说”同李卜克内西一道被判处三周监禁。这是倍倍尔第一次人狱，时间较短。第二次被捕是俾斯麦亲自下令的，直接起因是普法战争中的战争公债问题。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德国宣战揭开了普法战争的序幕。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企图通过对外战等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因而战争初期，法国是侵略者，德国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也早有侵略法国领土的野心，同样蓄意要挑起战争，这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得复杂了，倍倍尔是德国工人领袖中最早认识到这场战争性质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和李卜克内西都预见到这场战争并不是法国单方面的需要，面是普法两国统治集团的共同意愿，实际上是一场王朝之间的战争。战争爆发当天，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对第一次战争公债进行表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当时都是该议会的议员，他们认为，如果投票支持战争公债，就会使俾斯麦的阴谋得逞；如果投票反对战争公债，就等于赞同波拿巴的侵略。于是他们采用弃权的办法表示反对这场战争，9月初，路易·波拿巴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新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求和，俾斯麦却继续扩大战争，普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德国侵略，法国防御。11月26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再度进行战争公债表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坚决地投了反对票。倍倍尔的反战发言遭到了资产阶级议员的围攻，但他毫不怯懦，国会闭幕后又在工人集会上宣传这一主张，俾斯麦非常恼怒，亲自下令逮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12月17日早晨，倍倍尔正在作坊里做活，警察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关进莱比锡地方监狱拘押待审，指控的罪名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

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忍受的，被捕者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对于要关多久、有哪些控诉材料都一无所知，常常使人因焦急而神经错乱，关押倍倍尔的小囚舍在阴面，屋里显得空空荡荡。在门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带盖的大木桶，是大小便的地方。靠一面墙放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把水壶、一本赞美诗和一本新约全书。另一面墙上固定着一条窄板凳，前面放了一张比杂志稍大一点的小桌。没有床，褥子只能直接铺在地上。北墙上有一个小窗，窗上牢牢地钉着铁栏，窗子很高，只有爬上小桌才够得着。窗外有六个烘咖啡的大机器，日夜不停地轰鸣，在为战场上的军队焙制咖啡。

那一年的冬季大约是数十年里最寒冷的。阴暗的牢房里酷寒难当。虽然有一只破旧的铁炉，但每天只在早晨五点钟给一点煤生火，根本没有多步热量。室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开窗透气，这样，仅有的一点点热乎气便立即散光了。倍倍尔冻得浑身发抖，不敢挨地，只得坐在小桌上，把脚伸到凳子上，用毯子把两腿裹起来。尽管这样，倍倍尔还是得了膀胱炎。

牢房中与倍倍尔为伴的是数不清的跳蚤。这种褐色的小虫躲在垫褥和毛毯里，不停地袭击倍倍尔。倍倍尔曾让妻子给他买来几盒药粉，但都被看守截留自用了。倍倍尔不得不亲自动手捕杀。有一天．从早到晚竞捉了八十一只。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彻底肃清了，但按照医生吩咐，看守给他换了一个房间，于是又得重新开始清理工作。

1871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倍倍尔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所以，3月28日．政府迫不得已．释放了倍倍尔。就在倍倍尔出狱前十天，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他出狱之后，立即写文章，发表演说，盛赞巴黎公社的壮举。在议会中，倍倍尔继续反对俾斯麦政府的政策。在5月25日帝国国会发言中，他批驳了对公社的诽谤，庄严宣告：“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必将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久，他和李卜克内西受到迫害。

1872年3月11日，莱比锡法庭再次以“图谋叛国罪”逮捕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并以这一罪名，判处倍倍尔两年要塞监禁。他们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勇敢辩护，在党报《人民国家报》上坚定地声明：“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7月，倍倍尔又因“渎君罪”被判九个月监禁，直到1875年4月才获释。这一次囚禁他的是胡伯图斯堡监狱。狱中关押的每个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不停地计算着天数和钟点．倍倍尔也一样。但他以罕有乐观情绪控制急切的心情，苦中求乐，利用一点一滴时间学习和工作，摸索出了渡过逆境的有效办法。

夜晚烹荼是倍倍尔的乐趣之一。他和李卜克内西都很爱喝茶。但监狱里根本不供应茶叶，也严禁私自烧茶。倍倍尔想方设法，秘密弄到一个旧茶壶和一点茶叶，每到晚上，看守人关闭囚舍离开之后，倍倍尔就坐到火炉旁，悄悄地烹煮茶叶，为了使隔壁的李卜克内西也能同享，倍倍尔利用放风间隙，从园子里找到一根约两米长的竿子，竿子的一端用小绳系上一个自己编织的小网兜，里面可以放一只玻璃杯。茶烹好之后，趁四下无人，先敲敲墙壁，然后踩着小桌，把一杯茶装入小网兜，用竿子慢慢伸出窗外，再缓缓转向李卜克内西的窗子，李卜克内西接到杯子后轻轻说声“谢谢”。他们还用类似的办法传递报纸。由于行动隐蔽，居然一直没被看守发现。

垦荒种菜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争取到的另一个活动机会。由于牢房里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每天只有两次很短的放风时间，所以，进行一些体力劳动十分必要。倍倍尔等人向监狱看守要求拨一片土地给他们耕种，但遭到拒绝，只准许他们耕种沿围墙的一小条地边。放风时间到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带着工具兴冲冲地来到墙边，但几锄头下去之后，他们感到失望了——每一锄都碰到石头上。为了使土地变得肥沃一些，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忍着刺鼻的臭味，从监狱院墙一角的粪堆处，用一只大筐一趟趟地运肥施肥。土地整理好之后，他们种上了萝卜种子，时隔不久，种子发芽了；很快．叶子茁壮成长。每天上午，一到散步时间，倍倍尔他们就往菜地里跑，每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但总是失望，后来才得知，原来他们施肥过多了，所以只是猛长叶子不长萝卜。虽然没有收获到果实，但健身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倍倍尔原来左肺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出狱之后经过医师仔细检查，竟然痊愈了，所以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应该感谢国家把他送进监狱。

这次服刑期间，倍倍尔的时间主要还是用在补充知识和著书上，他认为全身心地投入这些工作中，是渡过逆境的最好方法。倍倍尔这次重点学习了国民经济学和历史，他重读了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杜林等人的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等。此外，还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等自然科学著作。受威廉·齐美尔曼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史》的鼓舞，倍倍尔写了一部通俗性的论著《论德国农民战争，着重中世纪主要社会运动》，该书在不伦瑞克出版，后来被禁止发行，

在此期间，倍倍尔还有许多很有影响的成果，其中之一是翻译了伊维·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他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附录名为“妇女现在和将来的地位”，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立场论妇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最重要的是在这次监禁里写出了《妇女》一书的初稿，该书在1879年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该书后来改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到1973年为止，仅在德国就出了6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推销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

1875年4月他出狱时，爱森纳赫派正要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倍倍尔认为，为了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没有顾及马克思的警告，也没有纠正李卜克内西在党纲问题上的过分妥协。

从1877年11月起，倍倍尔因被柏林法院指控犯有“侮辱俾斯麦首相罪”又被监禁六个月。这次服刑的后五个月是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里度过的。服刑期间，倍倍尔秘密地为难友们做了一件令人称快的好事。

当时，狱中的典狱官是一个老头儿，他一直利用手中的职权中饱私囊。这个老典狱官致富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低价从外面购进食物和饮料，然后以极高的价格卖给有钱的囚犯，获取暴利；二是克扣囚犯们的毛巾和肥皂，甚至餐具用坏了也不予更换。

倍倍尔对此非常愤怒，马上给当时兼任监狱总监的法院院长写了一封控告信，详细列数了典狱官的种种不法行为。当然，信是匿名的，而且为了不使狱友们受牵连，信中所用的是刚刚刑满出狱的人的身份。

妻子每次来探望时，典狱官都在一旁监视，要想带出厚厚的一封信几乎不可能。倍倍尔的牢房在三楼，有一个临街的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妻子来探访时，倍倍尔一边与她说着家常话，一边趁典狱官不注意，塞给他一张小纸条，离开监狱后，倍倍尔的妻子展开纸条，只见上面简要地写着．晚九点半窗下接信，誊抄后交法院院长，晚上九点半整，倍倍尔扒着铁窗，借着微弱的路灯，看见妻子正在下面等候，于是把信扔了下去。倍倍尔的妻子赶忙拾起信来，快步跑回家中。几天之后，一位看守告诉倍倍尔说，上午，院长把老头子（他们都这佯称呼典狱官）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因为有一个出狱的囚犯写了一封信，告了他一状，老头子这下可老实多了。倍倍尔静静地听着，心里却暗暗地乐开了。

在不到20年时间里，倍倍尔共坐了5年牢，还受到了大量罚款。这些刑罚给倍倍尔的生计造成严重威胁。党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消费，而联邦议员则没有收入，倍倍尔只得继续当工匠获得收入，他是莱比锡最出色的旋工，1864年他与铁路工人的女儿结婚，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他才靠写作为生。

1878年，帝国首相俾斯麦策划实施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亦称“非常法”，对工人运动严酷摧残。在国会辩论中，倍倍尔尖锐地揭露和批驳这个反动法案。“非常法”实施后，许多党员和领导人被驱逐或失业，报刊被查禁。党的领导机关惊慌失措,宣布自动解散党及其领导机构。倍倍尔一度茫然失措，主张解散党，但倍倍尔等人很快就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领导全党建立地下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印发秘密传单。1879年，倍倍尔领导创办了新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依靠忠诚的党员和工人（“红色战地邮政”）巧妙地运入国内，秘密发送、流传。对受迫害的党员、工人及其家属也组织了救助。

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秘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为党在非常法期间的活动确定了方针和策略。这次大会是由倍倍尔负责筹备的，他作了关于国内局势和财务情况等报告。大会对党纲作了重要修改，把党只用合法手段，改为“采取一切手段”，并根据他的报告，决定把执行盲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开除出党。会后，他还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呼吁书，号召全党执行正确策略，采取“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组织起来，加强党的力量，并告诫说：“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们成功”。他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给他的同事以勇气，使他们坚定的站在一起。他的反对一切武装报复的倾向，使党避免了因恐怖活动或颠覆企图遭到镇压。这些策略证明是正确的。同年12月，倍倍尔第一次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两位导师的亲切指导。倍倍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报纸误传倍倍尔去世的消息，曾使他们非常悲痛。马克思称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恩格斯赞许他是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别处难以找到的有智慧的人。

1881年6月，莱比锡实行小戒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到戒严地区边境，禁止到市区工人中活动。1882、1886、1889年，倍倍尔三次被短期拘禁。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既坚持秘密斗争，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形式（如补助和救济基金会、体育与娱乐协会等）在广大工人中继续作宣传鼓动。国会议员竞选也是党向工人宣传的机会。倍倍尔积极参加竞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884、1887、1889年，他都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在国会讲坛上勇敢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非常法没有摧垮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相反，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非常法在1890年被废除。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史上的“英雄年代”，倍倍尔保卫和巩固了党，成为公认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倍倍尔还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筹建活动。在1887年10月党的圣加伦代表大会后，他受派同英国工联进行谈判，又参加了1889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7月，他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并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才能达到目标。党的活动重新合法后，党内出现了否定议会斗争的“青年派”，而福尔马尔则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前后，倍倍尔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作了批评。他提出的议案得到大会赞同，其中指出：“夺取政权是第一个重要的目标，任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运动，都必须为此而努力。”所有党员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纲的要求行动，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大会通过新的党纲以代替1875年哥达纲领。1894年10月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批驳了福尔马尔保护富农经济的观点，主张将农民组成合作社，没收大地产。在第二年党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强调把土地私有转为社会公有，把农业工人与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来。但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大会接受。

倍倍尔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关注国际工人运动。1893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要求。恩格斯对倍倍尔十分信任，他在1894年11月指定倍倍尔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之一。

1898年以后，党内就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都带头驳斥伯恩施坦等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策略的攻击。他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长达5小时的报告，猛烈地批驳伯恩施坦，并提出决议案，强调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主义的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指名批评伯恩施坦。

1903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获得20%的选票，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1912年收获110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伯恩施坦等人企图仿效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要求党争得国会副议长的职位，不惜承担进宫朝见皇帝的义务。倍倍尔坚决反对在德国重演米勒兰事件。在当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他再次作长篇发言，坚决反驳修正主义者的上述要求。他同辛格尔、卡尔·考茨基一起提出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严厉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把真正的革命政党变为改良党的企图。列宁赞扬倍倍尔的这篇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倍倍尔在1899年7月指出米勒兰入阁是最严重的错误。他出席了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同法国机会主义派首领饶勒斯激烈辩论，坚决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径。他说“我们一分钟也没忘掉横在我们和政府、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无底深渊”，资产阶级允许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不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而是“防备社会主义”。他指出让·饶勒斯对米勒兰的支持，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这次大会采纳了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议，谴责了米勒兰入阁。

倍倍尔对反修正主义斗争起过很大促进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够彻底，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尽管修正主义者顽固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倍倍尔也没有坚决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党。他后来还犯了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倍倍尔晚年在议会讲坛上揭露了德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谴责他们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和非洲赫雷罗人起义。他为俄国1905年革命和德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所鼓舞，在当年耶拿代表大会上明确支持政治性群众罢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他退却了。他离开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断言就重要性来说，工会并不亚于党。这次大会竟决定，只有工会领导者同意，党才可以发动罢工，实际上使党听命于工会首领。 但是，倍倍尔始终忠诚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1910年11月，倍倍尔忠实的亲密伴侣尤莉亚不幸去世，这对倍倍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患了心脏病。然而，他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坚持写作三卷本回忆录《我的一生》，把党的经验留给后世。他以70岁高龄出席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严肃地提醒大，德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来临，“阶级矛盾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剧。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

倍倍尔在晚年还积极反对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一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会消灭，并号召各国工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战争。列宁肯定了倍倍尔的基本立场和罗莎·卢森堡提出的修正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倍倍尔热忱赞同这项充满革命精神的修正案。1912年秋，他还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1913年5月，他向在伯尔尼集会的德、法两国社会主义议员致词，号召两国人民为制止战争而斗争。他说：我们希望越来越广泛的人们成为我们思想的拥护者，让我们怀着希望行动起来，一往无前！

由于长期的铁窗生话和流浪（1881年6月倍倍尔被驱逐出莱比锡），倍倍尔的生活很不规律，加上他自幼身体就不太强健，所以常常患一些小病。1882年8月，倍倍尔患了胃枯膜炎，经医生诊断，必须卧床休息。

当时，倍倍尔的妻子和女儿住在莱比锡，而倍倍尔不得不暂住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夫妇俩没有机会天天见面，妻子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前去探望倍倍尔一次，有一天，倍倍尔的妻子突然来到勃斯多尔夫，她一见到倍倍尔就大声喊道：“天哪！你还活着！”

妻子的突然出现和惊叫令倍倍尔有些摸不着头脑。待她惊魂稍定之后，倍倍尔一问才明白，原来是一场误会。那天一大早，他的妻子在家里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来自巴黎的德意志协会，电文是因倍倍尔的去世面向她表示慰问。另一份来自伦敦，语气显得谨慎些，询问她倍倍尔去世的消息是否确实。不仅如此，一清早警察也到家里来探询，问家里是否有人死去。显然，警察是认为倍倍尔秘密住在莱比锡的。所以，她非常着急，匆匆赶到勃斯多尔夫。

倍倍尔的“死”讯源自何处，不得而知，但消息传得很快，甚至传到了美国。当时在纽约的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得知后，非常悲痛，当即在纽约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数千人，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瓦尔特希还致了悼词。

倍倍尔死亡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法国的一些报纸还刊载了死者小传。《罗亚尔河的灯塔》报上登的死者小传篇幅很长，作者在文章中说，他是在一次午餐会上认识倍倍尔的，随后他们一起旅行到佛罗伦萨和罗马，接着还游览了加里波第曾呆过的山羊岛。这篇小传所描写的内容毫不真实，因为倍倍尔到那时为止，还从来没有踏上过意大利国土一步，而且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位作者。但不论是小传作者有意杜撰，还是确有人冒称倍倍尔与其同游，都表明倍倍尔在法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马克思是在日内瓦湖畔休息时，从9月16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得到倍倍尔去世的消息的。由于报上以确凿无疑的口气刊登此事，所以马克思信以为真，他马上给当时尚在伦敦的恩格斯写信，信中说；“真可怕，这是我们党的极大不幸！他是德国的(也可以说是欧洲的)工人党里面的人。”恩格斯从英国的《公民》报和《战斗》报上也得到了倍倍尔的死讯，他非常着急。几天之后，《正义》报正式否定了这一消息，谣传澄清，恩格斯提笔替倍倍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诙谐幽默的信：……不，朋友，你没有权利这样年轻就离开我们。你比我年轻二十岁，我们还要共同坚持许多有趣的战斗。在我走到生命尽头之后，你还有责任留在火线上。既然被谋传死去的人应比所有的人都更长寿，那么，你大概注定要成为一个长寿的人了。

朋友们和同志们的信任和关心，使倍倍尔深受感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开始好好生活，并尽自己的责任，于是，他暂时同死神订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

1913年8月13日，倍倍尔在瑞士格里桑斯的帕苏格因心脏病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三岁。在他“死”后复生的三十一年里，特别是在1883年和189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相继逝世之后，倍倍尔始终站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最前列。正因为如此，在他真正辞世后近百年的今天，人们还依然记着这个名字：奥古斯特·倍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