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年3月5日—1919年1月15日），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罗莎生于俄属波兰边界附近的扎莫什奇一个相当富裕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在家里五个孩子中年龄最小，却最聪敏，五岁时已能读书写字。

1874年，罗莎全家迁往华沙。1880年，就读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聪明的和学业成功的姑娘。

1887年，中学毕业，不久成为“第二无产阶级党”某下属小组的成员。1888年10月，该党遭破坏，不少成员被捕，她曾流落外地，1889年底，到达瑞士苏黎世。在一段时间内，曾借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柳别克家。

1890年，就读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系。1891年5月，成为该系正式学生。起先学习生物学、数学和法学，后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最后还完成了论述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学位论文。

1893年7月，与约基希斯创办《工人事业》杂志。1894年3月，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1898年4月19日，通过与德国人古斯塔夫·吕贝克结婚的方式，获得了德国国籍，以进行德国占领区波兰民族的工作。5月，迁居柏林。此后，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多次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展现了杰出的才能。

罗莎·卢森堡的重要功绩是，挑起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旗帜，写下一系列文章。1898年9月，任《萨克森工人报》主编，后辞职。1900年，与弗兰茨·梅林共同主办《莱比锡人民报》。她始终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策略和战略问题向该党的总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被视为该党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和理论家。1902年，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起草了纲领性文件《我们要什么？》。

1904年1月，因反军国主义演讲，被判三个月监禁。8月26日，判处生效，被囚于茨维考。10月25日，因新国王登基大赦而提前获释。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暴吹向波兰。罗莎与约基希斯先后秘密回国，都化名为德国记者。两人密切配合，与其他同志一进领导着波兰革命运动。1906年，沙皇当局发现这两个德国记者竟是领导革命的著名人物，便下令搜捕。3月，他们在同一个夜晚被捕。4月11日，移囚华沙要塞监狱。7月8日，因病交保证金获释。12月12日，德国魏玛国家法庭判处其两个月监禁。1907年6月12日－8月12日，判处生效，被囚于魏玛国家监狱。10月，任教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直到1914年。此间，赴彼得堡等地会见列宁，交换关于革命战略和策略方面的意见。1907年，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赴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13年1月，出版《资本积累论》。

1914年2月20日，被德国国家法院以“叛国罪”判处一年徒刑，因病缓期执行。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也积极努力，号召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此时充分显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和理论水平，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全力以赴发动群众阻止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到德国各地城市，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战争阴谋。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赞成军事拨款，背叛无产阶级。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团结左派向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进行斗争。

1915年2月18日，病中被捕，囚于柏林巴尔尼姆女狱。在4月出版的《国际》上刊有其揭露机会主义的《重建国际》一文。狱中撰写了《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小册子》）。1916年2月18日，刑满出狱。7月10日，以“预防性监禁”之名被捕入狱，囚于柏林巴尔尼姆女狱。一个月后转送佛龙克要塞监禁。1917年7月，转至布累斯劳监狱。1918年9月，着手著作《论俄国革命》一书，至出狱尚未定稿。后经保尔·列维整理出版。

1918年10月，李卜克内西获释。在其推动下，11月9日，数万工人走上柏林街头，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民主共和国成立。10日，获释出狱；11日，与李卜克内西、约基希斯等主持召开斯巴达克派全国会议，将其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此时，政府落到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者谢德曼手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团结左派，发动群众，开展反艾伯特与谢德曼的斗争。12月30日，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1919年1月，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15日，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资产阶级“自卫民团”逮捕，随即遇害。遗体被残忍地用铁丝绑在木板上，于深夜秘密沉入水中。后遗体被发现，在很多民主人士的帮助与奔走下才得安葬。

1898年4月。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和一位叫古斯塔夫·吕贝克的德国青年举行了庄严的婚礼。然而熟悉卢森堡的人们都知道，她真正的爱侣是约基希斯。

卢森堡和约基希斯的性格不同，才能也各有所长。卢森堡热情大胆，活泼开朗；约基希斯严峻深沉，多谋细致。卢森堡善于写作和演讲，约基希斯则长于组织领导工作。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这对革命情侣常常含笑别离，只好在信中交流思想，互致关怀。他们以思想交流来缩短在空间上的距离，比起在朝夕相处的时候，更增加了几分思念之情。

1897年，卢森堡结束了在苏黎世大学的学习生活。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发展壮大，成为第二共产国际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党。卢森堡常为德国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德国党的领导人是了解他的。在无法返回祖国的情况下，她决定到德国去从事革命活动。约基希斯完全支持她的这一行动。遗憾的是，由于工作需要，他本人仍要留在瑞士。不仅如此，为了能公开地在德国活动，卢森堡还必须加入德国国籍。对于一个波兰女子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经过一番筹划，卢森堡戏剧般地举行了假婚礼。对于一对情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毅然决然地做了，卢森堡顺利地取得了德国国籍，她告别了约基希斯，只身来到了柏林。

从此，约基希斯只能在少数假日里秘密地来到柏林和卢森堡短暂相聚。

1903年，卢森堡和吕贝克的假婚结束了。五年的假婚岁月，使卢森堡和约基希斯的真正爱情，受到了一次特殊的考验、虽身居异国，处境艰难，但是他们的爱情却更加纯洁而真挚了。这时，约基希斯虽已移居柏林，可他仍然是一个秘密流亡者，他和卢森堡还是不能公开地在一起生活。在那风云变幻的年月，他们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德国和波兰党的工作。根本顾不上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1916年，他们又分别被捕入狱。这时他们虽已结束了15年的爱侣关系，但仍是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在狱中的苦难日子里，卢森堡还通过书信，向约基希斯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使约基希斯和卢森堡得以冲出牢笼，在他们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领导下，于年底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然而，仅半月之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又遭逮捕，并于当日被害。这时约基希斯担负了德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重任。卢森堡牺牲两个月不到，约基希斯和他的两位战友陷入魔掌，旋即遇害。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9－1899.4）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1903.3）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7）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

《我们想要什么？》（1906）

《疲劳还是斗争？》（1910.5.23、6.3）

《资本积累论》（1913）

《社民主党少数派的政策》（1916）

《尤乌斯提纲草案》（又名《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2）

《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1918.12）

——卢森堡八十年祭

共产主义幽灵从出现那天起，为之奋斗献身者遍布世界各地，反对诅咒者也势力强大，都毫不奇怪。

在自己营垒内，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领袖人物中，反思这个运动者也代不乏人。波兰的伟大女性罗莎·卢森堡，是较早较突出的反思者之一。反思是值得称道的，反思就是总结经验教训。

卢森堡1871年生于波兰扎莫布奇一个木材商家庭，她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但也最聪敏，五岁时已经能够读书写字。她出生后几年，全家迁居华沙，她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由于父母醉心于文化生活，这个家庭里充满了崇拜席勒的气氛。卢森堡特别迷恋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她自己也写诗。她十二岁时，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访问华沙，她就写了一首带有政治色彩的讽刺诗。

中学毕业不久，她参加了无产阶级党的一个小组的地下活动，并在不到十八岁时秘密越过边境，流亡瑞士。从此她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她考入苏黎世大学，先后曾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和自然科学。她对植物学和动物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但多灾多难的人类社会使她转到社会科学，研究国民经济学。她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研究，使她的老师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认为她是“一个天资最高的学生”。这期间她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她大学毕业的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获得博士学位。她出席了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并开始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1898年，她以假婚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后来成了领袖人物。她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举办的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后来在这一时期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两部著作《国民经济学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出现于数以百计的大会之中，她在哪里演讲，群众就潮涌而去。反动派称她为“嗜血罗莎”，工人称她为“勇敢的女英雄”。她一生九次被捕或被判处监禁。1919年，她与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即被凶杀，遗体被投入运河，五个月后才浮出水面，安葬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

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公认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她的伟大品格，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诚和献身精神，没有人怀疑过。列宁曾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仍认为“她始终是一只鹰”。列宁还引用了俄国一个寓言的两句话：“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鹰确实飞得更高远，然而鹰的翅膀就不能被折断吗？事实上我们以前对卢森堡的介绍是不客观不全面的。1964年我国翻译出版了东德弗雷德·厄斯纳的《卢森堡评传》。这本书在苏联及相似国家中有过很大的影响。不能说这本书不是精心撰写的，但最大的毛病是，一切以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论断为真理，有违此者均被斥为错误，成了一个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读本。这本评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战斗的一生》，就在这部分中也时不时揭露和批评卢森堡的所谓错误；第二部分《一个错误的体系》（卢森堡主义），则是从历史根源、哲学观、经济概念及革命理论等方面彻底清算卢森堡主义了。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读者才得以全面客观的认识卢森堡。

她一生著作丰富，但引起争论最多的是她的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和《论俄国革命》（1918）。她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也引来不少批评，那是更理论性的话题，这里从略。

1904年2月5日，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阐述了他的建党思想，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等等。卢森堡看到列宁这个著作后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对列宁的书提出批评。列宁认为：“要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卢森堡认为：“党的章程本身也不能成为防止机会主义的武器，它仅仅是党内实际上存在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列宁认为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纪律”和任何“官僚主义”。卢森堡认为：“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天赋能力而‘知识’分子却是怀疑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她与列宁在建党思想上最重要的分歧是集中制问题。她并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集中制，在沙俄的专制恐怖统治下，一个战斗的工人政党，如果没有纪律和集中制，就没有战斗力，她与列宁的分歧是在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是“无情的集中主义”，是“极端的集中主义”，其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说：“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她还嘲讽地说，“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份出现”。她的名言是“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从理论上说，卢森堡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全体党员的意志通过什么形式和渠道集中到中央去，中央又以什么方式保证不歪曲执行全体党员的意志。这个问题当时列宁没解决，卢森堡也没解决，一个世纪后似乎也没有解决好。但是卢森堡的建党思想侧重在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确实有许多闪光之处，但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随着列宁在国际上取得崇高的威信，就较少有人重视卢森堡的建党思想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卢森堡还被关在德国布勒斯劳监狱中，但她非常关注这个革命，次年秋季在狱中写出《论俄国革命》手稿。她满腔热情地歌赞这个革命，开篇即说：“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迫不及待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使命。”她进而论道：“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同时，她对这次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有争议的是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见。

八十多年过去，今天读她这篇文章，仍然能感到那种难得的历史洞察力。她分析了一些具体问题，如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件，苏维埃政府关于选举权的规定，恐怖统治等等。她认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她进而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她还有一句名言：“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卢森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见解同她的建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她的这些意见十分精彩，说出了民主的真谛。

波兰的霍赫弗尔德认为《论俄国革命》一文有两个极有价值的思想。一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如果法律、自由和民主保障遭到破坏，或者哪怕受到限制，这个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蜕化。二是把第一个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当作战略和策略的样板向国际工人阶级推荐是有害的。关于后一点卢森堡写道：“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试验是在想象得到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如果“把它当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她还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这确实是她的英明预见。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止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基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确保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派称之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基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惟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入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唯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

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对卢森堡仍给予高度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马克思主义辞典》中的

在她很年轻时，她就反抗笼罩在俄罗斯波兰中学中的那种约束性的制度，参加了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后来，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离开波兰去苏黎世。她在那里进了大学，同时，她也积极参加来自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1894年，她同从事相似活动的亲密同志利奥·约吉希斯一起，领导创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约吉希斯是该党的主要组织者，卢森堡则是该党最有才智的人和该党的喉舌。他们俩人已形成了一种长久的和热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紧密的政治联系超过了以后个人间的疏远。为了有一个适合发挥她的能力的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国。

在这以后，她在欧洲社会主义内部的重要辩论中崭露头角。在同修正主义争论中（参看修正主义条目），由于《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使她一举成名，这本书可能仍不失为一般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所作的最好反击。她坚决主张，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下去，它的危机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缓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核心砍掉，否定社会主义纲领的客观基础，而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伦理上的乌托邦。工人运动确实要通过工会和议会活动为实现改良而斗争。但是，由于这些改良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工人运动决不能忘记它的最终目标：通过革命夺取政权。1904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书中，卢森堡介入了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她批评了列宁关于高度集中化的先锋党的概念；她认为这一概念试图把工人阶级置于监护之下。在这里，她的命题——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点——就是，工人独立的首创精神即自我活动使他们有能力经过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错误，认识到相应地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民主组织。在这些年中，她还有其他同列宁不一致的地方。尽管她痛恨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但是她同列宁不一样，她既不支持波兰独立，在更一般意义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然而，对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应使他们更接近了；他们都设想，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此外，在关于俄国工人的群众行动的问题上，卢森堡被认为是发现了一种有关国际联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还开始敦促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接受这种策略，说明这和其他事情一样，也是这一组织左派的事情。在《群众罢工、党的和工会》中，她提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广大群众的创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发表现，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联系在一起，并同更长远的要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中间潜伏着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性的斗争。1910年，这一观念使她同考茨基决裂了，考茨基主张重整党领导的谨慎的、以选举为特征的政策。她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战争威胁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她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释。她证明，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同非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必然会因为没有能力吸收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崩溃。帝国主义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环境而展开的竞争斗争，但是，由于后者受到了侵蚀，就造成资本主义关系的动摇和这一体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溃。

卢森堡在德国领导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理智的杰出倡导者集合在斯巴达克派中，她在《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护国立场是一种叛卖。战时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监狱中渡过的。在那里，她写了《俄国革命》，她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派休戚与共，完全一致，她赞同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但是，她也对他们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义政策，首先是对他们剥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于他们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做这些不幸的、势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后期获得自由后就参加了德国革命，在一次流产的起义被镇压后，她在柏林被右翼军官残酷地杀害了。

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有时被解释成一种政治上的宿命论，因为她提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崩溃的理论；她的著作也被解释成一种无限制地相信群众自发性的理论。然而，这是对她的误解和歪曲。资本主义的崩溃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选择：一方面是危机、反动、战争，最终是灾变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此，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然的和紧迫的。在她看来，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命题，这种斗争的实质确实是由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我解放的结果所提供的。但是，她并不否认需要组织，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能力的领导的重要性。她同列宁的分歧常常被夸大了。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卢森堡毕生所关注的民主和解放，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因此，不应该把她同对这一传统持批判态度、跟她完全对立的人——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混为一谈。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不是一味盲从的，她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正因为她不满于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至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呵。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默里克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的黏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只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比男人伟大”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

汉娜·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周懋庸

一九八四年，《卢森堡文选》上卷出版，结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有卢森堡全集或有她的选集、专题文集，而唯独我国没有任何集的局面。读者得到上卷，盼着下卷。却一盼七年。关于下卷的难产以及它几乎夭折的事本文不必多谈了，这里先讲一讲很有意思的卢森堡风波。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一八七一年出生于波兰，一九一九年牺牲于德国。反动势力以为杀害了这个女人，并把她的遗体投入柏林河中，资本主义世界便将得到安宁。哪会料到，七十多年来，卢森堡的精灵一次次从运河水中升起，她在德国的上空呼喊：“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这句话本是卢森堡的绝笔，也可译作“我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依然存在！”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他都在不断敲击后世的现实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发政治风波，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使恨她畏她的人永世惊魂。

邮票风波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德国学生运动，是欧洲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青年学生不满意资本主义制度，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感到失望。不满和失望促使他们寻求理想的社会。这种寻求可以说是这场学生运动的主要动因。学生们当时吸收的思想非常庞杂。毛泽东、卡斯特罗、萨特、哈贝马斯的著作都曾风行一时。后来他们中的多数倾心于卢森堡的思想。他们觉得，将卢森堡的思想用于剖析与批判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最为切帖。德国的社会结构最终分解并消化了学生运动，学运大潮中的弄潮儿各有有所归。水流云在，潮退石出，其中有几位男女青年如今已是研究卢森堡思想的知名学者。

在一九七三年的社会气氛下，联邦德国邮电部决定发行一套卢森堡纪念邮票。消息发布，掀起了一场邮票风波。《莱茵邮报》、《世界报》、《法兰克福总汇报》、《上黑森报》诸家报刊发表了各种人物的抗议。

“德国有许多可纪念的妇女，为什么挑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

“不要忘了罗莎是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搞暴动的头子！”

当年逮捕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是白色武装“自由民团”。一个前民团成员、早已是德国社会中的一位富商名叫阿·齐林的写信给报刊说，他的民团当年是执行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的命令才逮捕卢森堡的。而诺斯克又是执行总统弗·艾伯特的命令。齐林说，他认为这正是艾伯特盒诺斯克的历史功绩。当今政府同意发行卢森堡纪念邮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给卢森堡平反？另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政府不害臊，竟用发行纪念共产党人的邮票去向东占区（指当时的民德）和苏联讨好。“

尽管抗议不断，德国邮电部仍然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即卢森堡牺牲纪念日发行了这套邮票，票面是卢森堡头像（这枚邮票在德国已极难找到）。邮电部长霍尔斯特·艾姆克（社会民主党人）收到了几百封抗议信。有人威胁说，他不为宣传共产主义出钱，他发信绝不贴这种邮票；有的在邮局工作的人说，他只要见到贴这种邮票的信，立即打上退回的印章。有的地方甚至焚烧了一些邮票。

前任邮电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党人、议员理查德·斯提克伦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他提请公众注意，东柏林的共产党在一月十五日举行纪念卢森堡的游行，德国邮电部同日发行卢森堡的纪念邮票，显然是呼应性的一致行动。

德国电视电影周刊组织了全国性讨论会，约请的人比较全面，既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周刊记者还对研究卢森堡的权威人士进行了专访。如伊林·费洽尔。费洽尔发表意见说，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卢森堡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她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可他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支持者。但是一定要弄清，她当年所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认同社会民主党，也不等于东欧的社会主义。至于说她主张暴力，别忘记倒是她自己被暴力所害。费洽尔对德国社会里这种反对出纪念邮票的情绪作了独到的分析。他以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一种对杀害卢森堡下意识的、不自愿的负罪感。费洽尔的意思是，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有人才不愿再听到卢森堡的名字和在看见她的形象。

邮电部长公开答复抗议说，他认为卢森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定的反对者，但也是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代表人物之一。发行她的纪念邮票无可非议。

恩格斯故乡乌培塔尔市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克劳斯·戈贝尔大概是联盟党中唯一赞同发行邮票的人。他的理由是：尽管不同意卢森堡的政治立场，但她是一个历史人物。既然德国容许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对待卢森堡？戈贝尔这番话遭到他党内的责难。

一位作家费德里克·黑特曼对于。抗议发行邮票的情绪，先是不解，后是愤慨。他觉得这一事件暴露了德国社会民族意识的淡薄，暴露出许多仇恨、偏见和恶意。他考虑到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他说，历史传统绝非保守势力的特权。黑特曼察觉出这股反卢森堡的情绪中的新法西斯气味。他本来不是卢森堡研究者，而是写小说和儿童及青年读物的作家。从此时起他决心研究卢森堡，弄清为什么在卢森堡已故去几十年后，还有人想再杀死她。黑特曼收集资料，尽量寻找并访问在世的，曾亲识卢森堡的人，如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女儿等。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出版了《卢森堡的历史和她的时代》。这是一本非常生动的书。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公案是一枚苦果。卢森堡之死，诺斯克的罪责是难以推卸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却从来不承认负有责任。理由是迄今并未发现正是当时政府（包括艾伯特总统本人）下令杀害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的文件。这理由并不充分。正如费洽尔指出的，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政府至少是同谋。在邮票风波中，像前面提到的斯提克伦那类指责，说什么讨好苏联和东欧，社会民主党并不在意。因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为德国外交打开了局面。而卢森堡被害的责任问题却总让这个党尴尬不安。

卢森堡的魅力

卢森堡思想在当代日益受到注意和重视。今2023年一年就有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卢森堡思想。卢森堡对于追求社会主义和进步的人具有极大魅力。这种魅力首先来自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坚持、发展和运用。

卢森堡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在她心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也是龙子。卢森堡一九○三年就说过，既不应当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也不许可为证明“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而拚命摆脱马克思主义”。卢森堡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处理问题。她对改良与革命、对群众运动与党的领导、对专政与民主等问题的分析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采范例。

卢森堡当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列宁比任何一位同时代人都更严正而准确地指出过她的错误。也正是列宁对她作了极高的评价。列宁殷切期望德国共产-党出版卢森堡的全集，说这对于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将是极其有益的。原民主德国于七十年代初出版了卢森堡全集，后来又出版了五卷本的卢森堡的书信集，可算是完成了列宁的嘱托。

卢森堡的文风使理论文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例如她形容讲坛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一只故意捉弄人的蝴蝶，让人永远也捕捉不住”。又如她在分析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总进程中和大资本的关系时，她说这就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用镰刀再去割。卢森堡和梅林文风稍异，但都一扫理论文章易见的枯燥与苍白。

卢森堡的性格魅力在于她的多色，至少是双色。她曾说，在她的墓碑上只需刻上两个音节：“二——二”。她知道自己是个矛盾体，不是单色的。她在政治斗争中战斗一生，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本应在乡村当个牧鹅女。在别人眼中她也是个矛盾体，有人说她是鹰的羽毛鸽子的心；有人称她是红色的玫瑰(罗莎在德语中本意为玫瑰花)；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同志却深知她的深情和仁爱。她坚强、她柔弱；她愿为革命牺牲，她又热望能拥有一个普通女人的幸福；她有时慷慨悲歌，有时柔情似水；她是国民经济学理论家，却从来算不清楚个人开支。

卢森堡的这些魅力，是永存的，不可抹杀的！

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静和愉快。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

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无所不包的兴趣以及内心的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战士啊。但是我想，恰恰是战士应该努力追求超然于物外，否则，他就被那些全然无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当然，我在这所指的是高品格的战士。

① 莱里奥·巴索：《罗莎·卢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 霍莱士·B·戴维斯主编：《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著作选》，1976年英文版。

③ 保罗·弗罗利克：《罗莎·卢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 诺曼·杰拉斯：《罗莎·卢森堡的遗产》，1976年英文版。

⑤ 迪克·霍华德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1971年英文版。

⑥ 罗伯特·卢克主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1972年英文版。

⑦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1972年英文版。

⑨ J.P.奈特：《罗莎·卢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玛丽－艾丽斯·沃特斯编：《罗莎·卢森堡言论集》，1970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