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仁吉(1607—1685)，女，明末清初人，字心蕙，自号凝香子，博通经史诗文，兼工书画刺绣。诗歌代表作品《山居四时杂咏》，绘画方面精通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走兽等创作，尤其善画美人，同时代人称“得其书画片羽者，皆珍若拱璧”。此外倪仁吉最出色的成就在于刺绣，因其擅长书画，故能结合水墨画法，善以绣代笔，活用针法，从而使刺绣生动逼真且难觅针线痕迹。

倪仁吉（1607—1685年），字心蕙，自号凝香子，浙江浦江倪大村人（今属浙江兰溪）。其父倪尚忠，字世卿，明万历进士。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1573—1602年），倪尚忠由广东调至江西，任吉安同知，倪仁吉于1607年生于吉安，其父故取名为“仁吉“。倪仁吉早慧颖悟，天赋非凡，家庭环境对她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及笄之年，嫁给义乌吴之艺为妻，久居义乌，故《池北偶谈》称倪仁吉作义乌人。

《池北偶谈》称倪仁吉善写山水。其实倪仁吉在书画艺术上造诣颇深，以绘画最为著名，她的山水画自有特色，画仕女极妍尽态，称为绝技。《池北偶谈》还称倪仁吉“尤工篇什”。倪仁吉家庭生活极为不幸，吴之艺早逝，她成了“青年孀守之人”，过早地结束了夫妻生活，因而也就避免了种种干扰与儿女拖累，在长期的孤独生活中，她不得不移情于诗文书画，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寄托。因此，倪仁吉常得从容暇豫，以从事笔墨，或以书抒怀，或以画抒情，或以诗言志，从事艺术创作神凝意专，技艺精进，达到很高水平，世人称其有“绝技”，正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年轻早寡，虽是不幸，但也造就了倪仁吉的多才多艺，足可见她是个自强不息的有作为的女子。她著有《凝香阁诗集》、《宫意图题语》、《宫意图诗》、《山居杂吟》等，见著于《金华经籍志》。

倪仁吉独居乡间，平生喜欢竹子，于小院中亲手遍植竹子，她以竹自喻，格外爱惜，从不轻易砍伐。相传，莱阳董樵处士游历浙江，慕倪仁吉才名，登门拜访，两人相见，谈得极投机，临别时，倪仁吉砍了一枚竹子赠给董樵处士。倪仁吉认为他有如竹一样高洁、坚贞、虚心的品格，故以竹相赠。古人称竹为“君子”，倪仁吉正取此意。倪仁吉吟诗作画之余，常于月明之夜，弹琴排遣心中的孤独寂寞。《明诗综》载有好《弹琴》一诗，云：

梨花小院舞风轻，漫理冰丝入太清。

一片梧桐心未死，至今犹发断肠声。

从诗的内容来看，当是倪仁吉丧偶之后听咏之作，玉指轻弹，哀音袅袅，弹的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乐声。对倪仁吉的诗才，清代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云：“心蕙五言七言绝句，风神诣境，并自不凡，古诗乃无所解。”

倪仁吉除了擅长诗文书画琴之外，还精于刺绣，是明代仅次于韩希孟绣名的女艺人。《金华征献录》一书中称赞倪仁吉的绣艺云：“染色既工，又运针无迹。”遗作有《五福图》、《种树图》等。倪仁吉尤擅绣佛像，名重一时，刺绣佛像能灭去针线痕迹，观之如画。她曾刺绣《心经》一卷，素绫为质，运用深青色丝线，若缕金切玉，妙入秋毫，其刺绣技艺亦称一绝，对她的绣艺，时人多有颂扬。最令人称绝的是倪仁吉的发绣，她的传世之作《发绣大士像》，神貌端庄宁静，传达了至高的精神境界和神的气质。这是倪仁吉满怀虔诚恭敬之心，一丝不苟地精心刺绣出的大士像，是她刺绣佛像作品中最严谨、细腻、稳实的传世之作，于1957年12月在义乌发现，现珍藏于义乌季梅园。

倪仁吉独居孤室，钻针理线，从事刺绣，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为了总结刺绣经验，她编著了刺绣专著《凝香绣谱》一书。朱国荣编著的《中国美术之最》中云：“清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刺绣名家丁佩所撰的《绣谱》，是我国刺绣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著。不知有何依据，倪仁吉的《凝香绣谱》，比丁佩的《绣谱》至少要早140多年问世，若论我国刺绣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著，也当推《凝香绣谱》。《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称倪仁吉为明代刺绣工艺家，实际上，倪仁吉是个颇有学识，多才多艺的名媛，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是才女中佼佼者，用“绝艺如君天下少”来形容倪仁吉当为恰如其分。

倪仁吉1607年（明万历丁未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西吉州。此时其父倪尚忠正任江西吉州同知。倪尚忠生于1551年（明嘉靖辛亥年），1588年（明万历戊子）中举人，1598年（明万历戊戌）中进士，辗转官场，一生正气，不畏权贵。他原配早死。继室祝氏又生三子：长子倪仁祜、次子倪仁、三子倪仁祯（倪仁祯比倪仁吉大10岁）。此时倪尚忠晚年（57岁）得女，尤为珍爱。为纪念倪仁吉出生地吉州，又希望女儿一生吉祥如意，便按“仁”的辈份，取名“仁吉”一个男性化、知识化的名字，却也似乎先天地确定了她一生的走向。

同一年，倪尚忠“自吉州罢归”。①罢归原因不得其详，大概是由于为人忠直触怒了权贵。而倪尚忠也早有退隐之意，想借此回故乡过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倪大村（时为浦江县通化乡龙池上金生村）是浦江和兰溪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倪仁吉曾写道：“余家居兰浦之间，溪山深秀，壑树窗幽，既车马迹所不到，而村人多朴野，自治田外，无所事事，里中或称小桃源云”。②倪尚忠回乡后，在离住宅“二里许”的小湖（俗称“龙池”）旁，“构阁其上，杂莳花木，日盘桓于兹，恍若在六桥两峰间”，③并有《小西湖八景诗》传世。此时，倪尚忠把全部爱心放在培养子女尤其是幼女倪仁吉身上。而因为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倪仁吉也得以身心自由成长。她清楚地回忆道：“承先大夫授书时甫十岁，益见视犹小男也”。④《倪氏宗谱》还详细记载：倪仁吉“十二三能诗兼善绣及书画。公（按：倪尚忠）每持以示人，才名藉甚”。⑤这种“欣赏”教育，为倪仁吉健康成长和才能发展又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比他仅大十岁的三兄倪仁祯（长兄倪仁祜、二兄倪仁禴均在倪仁吉九、十岁间过早辞世，故倪仁吉与倪仁祯的感情最深）是书法高手，亲自教她练字。据倪仁祯子倪一膺回忆，经过倪仁祯的培训和倪仁吉本身的努力，她的书法“笔圆韵胜，于正楷竞不相上下矣，既敏且博，能自成一家言”。⑥

当然，在这个书香门第中、倪仁吉也自幼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受孝经、论语、四诗、二礼”⑦。但偏僻纯朴的山村，相对开明的父亲，充满友爱的家庭，偏于鼓励的教育，都使得倪仁吉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学桎梏，让天性自由发展，让艺术细胞萌发，从而为她一生创作打下必不可少的扎实的基础。

在她的“凝香阁诗稿”中，难得留下了记录少女生活的三首诗，表现了不凡的才气和“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天真。现全文抄录于下。

《花朝》：

“苦无佳况可酬春，满眼园林淑景新。花底穷愁花上月，年年长伴看花人。”

《同傅夫人游虎跑戏成》：

“媚靥堆春玉削肩，临风竹径步蹁跹。回身更向池头照，水面新开别样莲。”

《归舟怅别》：

“春江渺渺难为梦，烟柳丝丝易绾愁，回忆西泠欢笑事，酿成离恨满归舟”。

正因为如此，倪仁吉一生总是不断地回忆家乡，回想少女生活，并从中攫取不竭的艺术灵感。

一段幸福而又不幸的婚姻

在倪仁吉十四岁那年，她的生母不幸辞世。倪尚忠便挑起了父亲和母亲两副重担。倪仁吉曾回忆道：“迨十四，不幸失先太孺人，则父也而兼母矣。”⑧开明的父亲，为了完成父亲、母亲一身二任的责任，在当时条件下采取了“以文取郎”的极其难得的择婿标准。如实记录的《倪氏宗谱》留下“以文取郎”的珍贵记录，大元村民间传说中也有这方面的生动故事，但封建色彩浓厚的清嘉庆版《义乌县志》却将此删去。

选择的结果是，倪仁吉十七岁那年嫁给40里外的义乌青口大元村秀才吴之艺为妻。两人志趣相投，自然十分恩爱。吴之艺亦为世代书香门第，曾祖父吴百朋也是一个清官，在抗倭斗争中救民于倒悬，曾极力支持海瑞（时任县令）的廉正行动，最后官至刑部尚书。但到了吴之艺的祖父吴大缵和父亲吴存中两代，就都没出什么大官。吴之艺排列第四，长兄吴之器、二兄吴之识、三兄吴之文，都有才气，也都只是苦读未官的秀才。在倪仁吉出嫁那年，吴之艺的父亲吴存中已经去世。寡母龚氏，望子成龙心太切，课子读书太严，给吴之艺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据《倪氏宗谱》记载：“吴之艺为名家子，英少自负。吉见寡姑龚氏，课学有和丸风，遂只承而儆于室，切磋俨若畏友，艺由是益奋”。⑨但吴之艺的精神负担并未减轻，原先羸弱的身体不堪重负，不幸又遇到“下第”的打击，这在《倪氏宗谱》中有确切的记载。倪仁吉收在《凝香阁诗稿》中题为“寄外”的两首七律，也透露了婚后吴之艺曾有一段离家远行的经历。

“新诗赋寄远人收，别后风光淡若秋。芳草无情迷路迹，杜鹃有恨咽枝头。只缘弹铗怜羁客，非垂杨悔觅侯。莫向天涯劳鲤素，春闺此日惯经愁。”

“落日平林倦鸟投，何缘游子尚淹留。每疑帘竹频推枕，恐错归航不倚楼。风送榆钱宁买梦，春槎柳绿正牵愁。潇潇又值空阶雨，滴碎窗西未肯休。”

估计，吴之艺在外面应试，因“不第”无颜回乡，故“滞留”未归。从春到秋，倪仁吉苦苦等待，其深情流露，感人至深。

吴之艺终于回来了，却带回沉重的思想包袱和更加衰弱的身子。此时，又碰到全家为其父吴存中出葬的烦杂大事。于是突发大病，这就是《倪氏宗谱》中“及下第，从兄负土葬父成疾”的⑩真实记录。而清嘉庆版《义乌县志》却仅记为：“之艺因葬父病损”，掩盖了事实真相，使倪仁吉幸福婚姻的不幸一面成为千古谜团。这个谜团，到了应该彻底解开的时候了。

在吴之艺重病之时，倪仁吉“日至汤药，和泪进”，紒纭矠表现出恩爱夫妻的深情。当时，他们尚未生子。当吴之艺不治时，年方二十的倪仁吉万分悲痛，甚至不想单独活下去，想“以身殉”。但深爱倪仁吉的吴之艺对妻子是理解的，他“揣知，力阻之，且嘱以立嗣奉姑”。紒紝矠以“立嗣奉姑”这个大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倪仁吉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于是“仁吉含泣顺承”。时为天启丙寅（按公元1626年）。

“只知一念坚初约，守义宁同只守情”。紒紞矠倪仁吉对爱人的忠贞和深情，体现在以后实践诺言的行动中。

青年寡妇的艰辛与“课子成才”

二十岁就失去亲人，这对任何时代的青年女子来说都是凄苦悲凉的。特别从1626年（明天启丙寅）至1643年（明崇祯癸未）这20至38岁之间，失夫的悲痛尚未消失，心中的苦悲无处诉说，又要防止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的行动，其压抑至深的痛苦在诗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显的如《悼亡》：“孤馆无声犹似禁，空帷有案为谁供？残编点点皆余息，弃履尘尘尚剩踪”。《清明》：“山南山北雨萧萧，泪洒鹃枝血未销。归向孤灯悄无语，轻寒犹记落花朝”。《清明扫墓》：“连宵凄雨报清明，恰怜轻寒日转晴。袖拂鹃花应染血，洒浇蔓草总伤情。黄垆永梦何年觉，白石围茔始课成。欲向深山舒闵叹，恐惊猿鸟为吞声”。平时无论是刺绣、弹琴、作诗、读书，都难离“苦”字。“迟迟初日绣难成”，“寂寂落花庭院悄”。（《春闺》）“一片枯桐心未死，至今犹发断肠声”。（《弹琴》）“松风谡谡茶声沸”，“长日幽人无一事”（《即事》）。“徘徊阶月旧帷单，拟展湘辞复懒观”。（《步月》）

此时，她遵照丈夫的临终嘱托，把精神寄托在伺候婆母和培养继子上。吴之艺死后，他的三个兄长分别把自己的次子吴云将、吴云亭和吴云津过继给倪仁吉为子。她在仰止堂办起家庭书院，亲自授课，因材施教，颇有成效，在乡里传为美谈。《倪仁吉的故事》一书记载了不少“课子有方”的故事。《义乌县志》也记载：“抚教为后，三子云将、云亭皆食饩，云津声高黉序”。紒紟矠虽然没有中举当官，但都具有一定学识和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许倪仁吉吸取丈夫苦读致死的教训，能从实际出发进行教育。同时，她“事姑犹母，得暇为称说古传，娓娓承欢”。计“十三载”。为补贴家计，“以针绣为程课”。紒纺矠

经过时间的冲刷，倪仁吉逐步恢复平静。如《幽居即事》写道：“小筑依山远俗华，幽楼自拟上清家。只携瓶水时浇菊，旋拾枯枝漫煮茶。独坐怡情堪茂树，饱餐清味足明霞。秋来野况同麋鹿，墅外矶头度岁华。”所以此段生活也留下了一些轻松的诗篇。

如《暑夜雨后》：“雨过风留竹，凉回月吐山。幽栖深有谷，销夏更无湾”。

当然，对于健康的青年女子来说，寡居生活总是十分难过的。大元村民间传说，有时到了晚上，倪仁吉总是把铜钱撒得满地都是，然后一片一片地拾起来，一直到天亮。用这种方法，才能打发难熬的黑夜。正如她在《观莲有感示侄妇》一诗中所说：“曾见婷婷出水妆，俄同枯苇共凄凉。红衣翠葆俱零落，剩得空房傲晓霜”。写于1642年（时35岁）的《中元夜》最有代表性：“冰盘拥出奈何天，可爱清光复可怜。三十五宵无此胜，百千亿载自孤悬。萧疏鬓影空临照，俯仰幽欲倩传。更被哀蛩催不绝，泪丝庭露雨涓涓。”

为避动乱回故乡―感情恢复正常的契机

倪仁吉生活在明朝末年，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此时政治统治的不稳，也造成思想禁锢的一定放松。对于倪仁吉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1643-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不久清兵入关，天下大乱。而大元村处于东阳与义乌交界处的丘陵地带，又在义乌江南岸的交通要道上，自然受到动乱较大的冲击。于是倪仁吉决定回到浦江故乡避居一时。她回忆道：“岁在未申（按未，癸未，即公元1643年；申、甲申、即公元1644年）烽警相接，余避地归”。紒紣矠是她一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转折。

在大元村，虽然丈夫和公婆均已先后去世，抚育继子已经成人，本人也已越过年青守寡的是非阶段，但毕竟还有许多拘束，行动也不自由。而回到梦魂牵绕的家乡，她就相对自由多了。其一，此地“车马迹所不到”，“村人多朴野”，离世俗更远。其二，父亲倪尚忠虽已于1630年（明崇祯庚午）去世，三兄倪仁祯也死于1645年（清顺治乙酉），但嫂子及侄女等均可为伴。倪仁祯原配严氏，早于1634年（崇祯甲戌）去世。而继室本邑吴氏，生于1617年（万历丁巳），比倪仁吉小10岁，共同语言更多。倪仁吉曾愉快地回忆道，回乡后“与吾嫂氏暨二三女伴，选胜尽日，盘桓山径中，于时残雪凝峦，梅馨初逗，竹声戛玉，涧溜鸣琴，野况撩人，清思可掬”。紒紤矠她的感情生活和艺术细胞全部复活了。

更难得的是，她所钟爱并引为同道的侄女倪宜子也回乡探望她。“余侄女宜子，天资颖异，机警灵巧，凡琴棋箫管，诗画针绣，靡不通晓”紒紥矠，确成了她的知音。前些年在大元村守寡时，她在《得侄女宜子柬答意》一诗中表露自己的心情：“久抛绘染废吟笺，幽愤重重黯自煎。泼水搏沙似今事，飞云绚彩忆当年。桂遭焚弃馨难改，梦幻空华恨不迁。回首城西无限意，峭峦何日对萧然。”如今，她回到了地处义乌“城西”的故乡，又有兄嫂、侄女、女友为伴，在山水中遨游，何等惬意。倪仁吉在《城中怀家山》诗中写道：“层峦西去四十里，元是高人旧草堂。径绕杏桃千树绮，谷生兰蕙百丛香。穷幽尝入云深处，采药频登石醉乡。回首胜游思此际，苍海古木挂斜阳”。“寂寂宁堪忆旧游，黄花红树缀深秋。水光漾出玻璃镜，山色堆成翡翠楼。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只向望中收。闲关难到烟萝地，空对幽窗月半钩。”正是情从景生，诗由情发，“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只向望中收”，于是许多优秀的刺绣、绘画、诗歌作品，在此时诞生。倪仁吉回忆当时的情景：“宜子曰，是可图也。乃剪素，索余作仕女数十帧，以为真色难生，丹青易写。而余亦作天际真人想。”紒紦矠作画外，还要写诗，“余意未已，复拟即景分题，为佳山水写照”。纾纷矠虽因故当时未能写成，但于十几年后（戊戌，公元1658年）写成的一百四十多首“五绝”（总题为“山中杂咏”），构思已在此时完成。这组诗题材新颖，清新朴素，艺术动人，佳句甚多，堪称倪仁吉诗歌的代表作。在故乡，她还收侄孙媳张希孟为徒。侄孙倪晋（生于1636年）娶本邑张希孟（生于1639年）为妻。希孟“爱写尺幅，山水及水墨观音，皆凝香主人（按倪仁吉）所授也”纾纭矠。《倪氏宗谱》还记载：倪仁吉“绣艺一绝，巧夺天孙，颜曰凝香，绣谱诸名公兢为之叙”纾紝矠。可见当时影响已经很大。

绣绘双绝―成熟时期的创作成就

动乱过后，倪仁吉从浦江故乡回到义乌大元村。50岁（1656年）前后是她创作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刺绣和绘画，在当时影响越来越大。清初文人已有许多记载。如张德行于康熙甲辰（1664年）为《凝香阁诗稿》写序中就指出：“倪子壶操家学，具类大家，其天才云涌，时有出大家所未逮。字簪卫花，画分管竹。更奇者，善以绣代笔，凡美女奇卉，随经点皴，波动欲生，莫窥其针所由度，向称薛灵芸，技至此乎。”纾紞矠倪仁吉侄倪一膺（倪仁祯之子）同年（康熙甲辰）为《凝香阁诗稿》写的“小序”也说：“针绣巧夺天孙，灵动不减；夜来丹青仿摹黄荃摩诘小李大凝，写事绘馨，备极其妙。”纾紟矠倪仁吉留下的《绣谱》今不可见，但她在《绣字》一诗中总结自己的经验道：“尝闻针有神，不为针痕掩。非指亦非丝，秀动同挥染”。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正如倪仁吉侄孙倪晋的岳父张以迈，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宫意图诗》写“序”时所说的那样：“夫人工绣事，而又娴敏多巧思，特为设意中之景，想景中之人，写人中之画，作画中之诗，对其景而其人呼之欲出，而其人之才与情亦无不毕出。凡其间，才者貌者嚬者笑者，遇景而若有所思，若无所思者，……为之开生面。昔人称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于夫人见之矣”纾纺矠。

倪仁吉的绣品与绘画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虽经动乱，特别是甲寅（清康熙13年，公元1674年）之后流失严重。但民间仍对她崇拜备至。如《金华经籍志》云：“心惠通文史，兼工书画，作小幅山水，近学文征仲，远不愧赵鸥波。刺绣亦精。迄今得书画片楮，珍若拱璧。”140年后的清嘉庆丙子（1816年）年间，重版《凝香阁诗稿》时，陈云友作“小引”时又指出：“况又如绘事之精工，刺绣之神妙，流落散布，幽想结于无涯”纾紣矠。同年，韦嵩寿为重版《凝香阁诗稿》作“跋”时亦指出：“以彼含精宝婺，孕秀仙华，针可呼神（夫子有发绣，寿于隆平寺见之，作篆寿字，内无墨迹，真绝技也）。画能擅绝簪花，俪格咏絮联词”。《金华经籍志》载：“王虎文见其绣《心经》一卷，素绫为质，刺以深青色丝，若缕金切玉”。《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文记载：“仁吉，字心惠”、“善丹青，写美人极妍尽态，称为绝技，亦工山水”。

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出处的倪仁吉绣画作品为：

1.丝绣《傅大士像》，早年流入日本，现存日本国家博物馆。

2.发绣《种树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丝绣《春富贵图》，现藏义乌市博物馆。17576㎝，此图以绫为本，配以各色丝线，绣出山石、牡丹、白玉兰。

4.画：仕女图，12547cm，作于清康熙庚戌（1670年），原藏浦江县博物馆，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5.画：梅鹊图轴，13369.5cm，此画精绘梅枝和喜鹊，工笔，但非双勾，以墨色的浓淡色没骨写出，用笔工致。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6.画：花鸟图轴，63.531cm，画面有红、白盛开的牡丹花各一枚，衬以春叶，山石旁点缀五朵菊花，一鸟悠闲立于画面正中的枝条上。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诗文传世―成熟时期的创作成就

五十岁前后，倪仁吉的诗歌也日益出名。她夫家和娘家的晚辈，均动员她出版。《凝香阁诗稿》刊印的时间在1665年，时倪仁吉60岁。其侄孙倪晋在“小引”中明确指出：“今以甲子既周，乃得请而寿之梓。四海名流深于诗者，知不以余为私誉也”纾紥矠。《义乌县志》也说：倪仁吉“年六十，有《凝香阁诗稿》。纾紦矠”《凝香阁诗稿》包括“凝香阁诗”、“宫意图诗”、“山中杂咏”三部分。现分别介绍于下。

1658年（戊戌），倪仁吉53岁，写了140多首五绝，总题为《山居杂咏》。她本人在“小引”中回忆道：“戊戌春，葳蕤小轩，阅大痴老人秋山图，偶忆前语，乃濡秃笔，追记其意，得百四十余绝，益皆家山野寂之景，聊摅俯仰今昔之怀，存幽居故事，与樵歌牧唱，相和于云深水流之外，不敢自以为诗也。巳亥（按1659年）春初凝香阁主人书。”纯纷矠同年，侄孙倪晋在《山居杂咏·题后》称：“余祖姑今春秋日已高，行且尽，发其藏寿之梨枣，若兹帙也，聊以志吉光片羽云尔。”纯纭矠倪晋，字飞黄，号笙鹤，秀才，长期未中举为官，直到1686年（康熙丙寅）才以“岁贡任国学监教习”。1659年时，正在浦江老家中编撰族谱等。他极力支持祖姑倪仁吉出书。

1660年（庚子）倪仁吉55岁时作《宫意图诗》35首，也在众人鼓励之下付梓。首先推动此事的是他的继子吴云将。吴云将的亲生父亲吴之器（吴之艺长兄），明末清初之际在金华“八咏楼”设“八咏楼诗社”，出版《明月斋稿》、《婺书》等书颇有名气。吴云将也应邀参加诗社活动，并有作品收入《婺书》中。此时他请张星瑞为《宫意图诗》作“叙”。张星瑞康熙癸卯（1663年）在《宫意图诗叙》中指出，倪仁吉“顾有才如此，而且自阈言者垂五十余年而后令似。吴生云将辈始得请而梨枣之”。“爰为序，以授吴生而归之，为介眉之觞侑。”纯紝矠倪仁吉娘家的亲戚张以迈和侄孙倪晋也分别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之写“序”，推动刊印。

倪仁吉一生的其它诗作，则统编为《凝香阁诗》付梓。分析她晚年（50岁前后）的诗作，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艺术特点和比较广泛的生活内容。

寡居生活当然是苦的，晚年也不例外，故《探梅》诗中说：“梅开因自馨，梅结心殊苦。”倪仁吉虽然“一龛灯照壁，溜阶除滴，香篆冷薰笼，影形愁作敌”。(《夜坐》)也想从佛理禅宗中求得解脱，但最终还是决心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故她49岁时在《中秋》一诗中写道：“四十九度中秋月，光华强半共愁看。不成三客慵沽酒，拟祝孤桐净拂栏。环无魂同夕兔，清凉有国可乘鸾。凭虚未许凌风往，遮莫人间是广寒。”她决心摆脱烦恼，保持健康的心态，故54岁时写《自遣》诗：“百年过半还加四，日日无忧岂及前。酒熟莫迟闲处饮，花开须就雨中怜。驻颜小圃俱栽药，曝背重檐更着绵。榻得黄庭最警句，琴心三迭舞胎仙”。于是才有《筑圃》的生活：“筑圃因栽药，残年可养身。菊英清耳目，萱草悦心神。移沃培根壮，编篱护叶新。倦来坐苔石，双蝶也随人”。

在这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指引下，她写出了不少清新活泼的小诗。如《春游》：“百五恰当寒食节，深谷野径众芳齐。乍飘杏雨花边细，将放梨云柳畔低。攘攘游蜂暄画，翩翩轻燕绕晴堤。踏青不怯香泥透，历尽幽寻日已西”。《山行》：“莫羡桃源可避秦，恰生幽谷待幽人。送迎不尽青山意，纡折还随流水亲。莺如呼旧识，嶙峋石似证前身。何能小筑长松下，时听风涛濯世尘”。《秋情》：“窗竹潇潇入梦清，凉蟾皎皎枕边明。秋情无限谁同赋，络纬孤鸿相和成”。《即景·之四》：“缥渺溪云映水飞，矶头凝睇思依依。如何探手澄波下，挈取奇峰一片归”。真是妙趣横生，妙句连连。

与男子比，女诗人创作能有成就更加不易。其一“彼闺阁者，外内一阈，限同天堑，不似学士家可借师友进其业，山川荡其胸，朝庙典制宏其识。且副笄一加，两垂垂，便不能不委佗其容，山河其体。又不似学士家可任偏才标胜，逸致横飞者。”纯紞矠其二“顾无如言诗于闺阁而诗更难。豪壮之气，无所用也。慷慨之情，无所施也。且言不出，凛凛自持，惟恐或蹈失言之过，观者亦乐指摘其辞，以滋谈柄，则闺阁何易言诗”纯紟矠所以，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倪仁吉是诗、书、画、绣集大成者，诗作内容超过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诗人，可以与男性大家相比而无愧。

《山中杂咏》——中华古典诗歌的奇葩

我认为，倪仁吉一生中所写的关于故乡题材的诗篇，是最动人的。如《秋暮寄嫂》、《雪夜怀嫂》、《秋日同女伴家山闲玩》、《重阳前一日忆同游》、《月下忆家》、《城中怀家山》等。尤其是写于1658年(时53岁)的组诗“山中四时杂咏”(140多首五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奇葩。其中对各种农事的生动描摹，是其他诗人(不仅是女诗人)无法企及的。从春季的“祈蚕”(“芳时寒食近，风雨鹁鸪知。只恐春晴少，祈蚕到古祠”)；“浴蚕”(“踏青憩暖径，堤畔柳毵毵。慵听莺歌曲，归来且浴蚕)；“采桑”(柳塘蛙阁阁，花坞蝶飞飞，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缫丝”(“墙阴犊初息，田事渐成劳，桑柘枝才尽，关心又茧缫”)；到夏季、秋季的纺纱织布(“新丝少女成，机杼云欲就，拟制绛萝裙，端阳看龙斗”；“银蟾匝井梧，金风破残暑，流光自催人，张灯向机杼”)，是一个何等完整的养蚕采桑纺纱织布的全部流程。从夏季的“割麦”“耘秧”(“田家事正忙，割麦又耘秧，驱犊向山麓，分流入野塘”)；“打水”、“灌水”(“平畴禾忝遍，处处桔槔声，但觅鸣鸠信，滂沱早暮倾”；“甘雨涤烦心，欣闻畦水深，始知点滴处，乃是布黄金”)；到秋季的“稻香”遍野(“斗杓又西指，四野稻香风，似减半分暑，真亏一叶桐”)，种芋浇瓜(“木棉已结蕾，菽种亦生苗，芋垄泥须壅，瓜畦水旋浇”)，剥枣砻粟（“白露方剥枣，黄梁入夜砻，园畦犹未治，明日记栽松”），撒种播麦（“桑麻堪壅护，禾忝已全收，荷锄理旧町，筐麦逐行投”）；再到冬季的摘豆、晒豆（“种菽日尚长，采菽寒已促，未宜贮瓿垒，挂曝檐傍木”，翻耕土壤（“三时农务毕，浊酒互劳倾，相约出深淤，冻解沃春耕”）），简直成了全年农耕大事的艺术记录。她的笔下既有伐木丁丁，声透荆关，扛树而还，“山花插担”的“肩云叟”；又有“白水映蒹葭”、“红蓼滩头上”的“捕虾”“渔人”；既有“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的采桑女；又有“短笛僮归牧，呜呜隔陇闻”的牧童。她的诗中，写到了采石耳，尝新茶，品新蔬，吃杨梅，供新藕，食新，让城里人闻所未闻，见更未见。她写到了“迎神”、“送土牛”、“三月三”、“五月五”、“赛农神”，庆七夕，盂兰节等农村民俗活动，甚至写到农家少女捣野花涂指甲（“娇痴有小姝，针线停偏早，为爱指纤红，凤花庭下捣”，）真是活泼清新、别开生面。她写的农村风景小诗极富地方色彩和农村风味，用字洗炼，写意传神，放在中国历代优秀诗歌之列也毫不逊色。如写春景：“盈亩秧针绿，钻笋笔斑，田家侥景物，春自满溪山”；写夏景：“我爱夏景佳，不被炎威苦，消寂奏蝉琴，纳凉具蛙鼓”；写秋景：“一片烟萝处，秋深点染加，宁知霜后叶，绝胜武陵花”；写冬景：“众卉久凋落，山茶一吐芳，那知寥寞处，对此即春阳”。都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写不出来的，因为他（她）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和体验。而倪仁吉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普通女子，生活在普通的山区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又有文学修养和艺术感受，终于以她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独特诗篇。“文章憎命达”，这个规律在倪仁吉身上也得到再次映证。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后人是应当认真学习、宣扬和继承的。

“贞节牌坊”与我们现在的认识

清嘉庆版《义乌县志》载：倪仁吉于“康熙十二年（按癸丑年，公元1673年，时倪仁吉67岁）建坊，（详贞节录）”。纯纺矠在县志及“大元吴氏家谱”中都有为倪仁吉申报“贞节牌坊”的详细记录，包括官府层层上报的材料及朝廷的批文。

这对倪仁吉来说，是幸事，还是不幸？是褒奖，还是压抑？后人对此有不同评说。

我认为，康熙12年，正是清王朝开始巩固统治的年代。他们为了稳定天下，便从儒学中吸取营养，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捡来“宋明理学”一些陈旧观点为武器，把“贞节”视为妇女的最高美德。于是“贞节牌坊”便重新遍布天下。倪仁吉也在“建坊”之列，此事也许会使吴氏家族得到一些“荣誉”，使倪仁吉的一些材料得以保存；但对倪仁吉本人来说，无疑是加了“紧箍咒”。从此，在世俗的压力下，她不得不以“贞节”为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外部形象，自由活泼的天性逐渐泯灭，艺术的细胞逐渐溃散，真正的艺术作品再也无法产生。

且看《凝香阁诗稿》（60岁出，时未建贞节坊）中最后的6首诗，何等生动明丽活泼清新，简直不像一个年近60岁的寡妇所作，反而使人想到故乡少女时代的倪仁吉。

《平坞重游》：

“自隔烟萝几度秋，干霄检柏喜仍留。石屏垒长茸茸鲜，曲涧添分细细流。径草萦裾迷旧胜，山花满目引新游。扶筇偶过疏村下，返影斜阳境倍幽。”

《游八师岩》：

“向多山水缘，此复惬幽赏。翠岩现金身，携我上仙掌。幽壑送灵籁，然已绝尘。更闻云外磬，方悟梦中身。绝境回尘寰，禅关云自锁。何幸此中来，天风为吹堕。”

《过虎尖岗》：

“仙华苍霭中，芝岭烟梦外。群山争献奇，峰峰可惊拜。虬松侣障围，石如莲座。小立一啸吟，幽禽起相和”。

《下密溪岩》：

“龛外游云气，岩前挂雨声。奇观偶相遇，扪石问三生。霞红斜着树，峦影倍涵青。已惜行游晚，归鸦又不停。”

《同女伴游溪山晚归》：

“选胜临溪险，相呼过石墩，风扶翻袖影，沙滑乱钩痕。鸣泉阻归路，山月早相迎。隐隐茅檐外，竹疏灯影清。”

《上元夜》：

“今宵风景兆春阳，月下烟笼似有香。何处红妆笑相约，笙歌阁上祷文昌”。“箫鼓初停月色高，烧灯庭院已深宵。窗前梅影横斜处，把烛孤行照寂寥。”

而立坊之后的倪仁吉，是什么形象呢？《金华经籍志》记载：“者金文见倪氏貌古气苍，晚年戴绒帽，被褐衣，晏坐一室中，校勘图史，得句则出名纸，以精毫书之。类山泽间耆儒名士，不复如闺阁中人”。

“不复如闺阁中人”，就是一个完全被扼杀了个性的节妇形象。从此，再也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作品。而封建社会为了塑造倪仁吉的“贞妇”形象，在编史修书时也有意删削了倪仁吉一生中许多生动活泼的东西，从而留给后代许多谜团及一个极其片面的倪仁吉，前面已多处提到这一点。

风风雨雨过后400年，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自然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倪仁吉，从而解开千古谜团，还倪仁吉一个真实的“绝代才女”的形象。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专家、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厅级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