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之一。 西夏崇宗皇帝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7）铸造。汉文钱，有楷书，隶书，行书三种钱文。其直径一般在20毫米----25毫米之间。隶书品也不多见，尤其楷书、行书品极其难得。请大家欣赏上海博物馆藏品真书体元德通宝小平钱，直径24毫米，厚1.5毫米，光背。是品传世极罕。另铸有“元德重宝”钱。

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6年)，西夏崇宗赵乾顺铸有元德通宝。此钱为汉文真书,钱文直读。存世稀少，多发现于宁夏、内蒙等地。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党项族原是甘南、川北地区羌系的一个分支，自迁徙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定居后，始从事农耕生产。据史料载：长期以来，党项族一直深受汉文化之影响，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族首领率部族归附于唐，受到册封，赐姓李，后成为唐之藩镇。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廷封元昊为西平夏王，赐姓赵。随后，元昊首先用武力解决了与吐蕃的矛盾，然后挥师西进，攻取回鹘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元昊称帝后，建立大夏政权，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城，史称西夏。其全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

从文献资料上看，西夏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主要分布在河西、河外诸州及黄河东岸的西平府（今宁夏灵武）一带。这些地方大多土地肥沃，并有水利之便；“地饶五谷，尤宜稻麦”。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是以汉人为主，对西夏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并专门设立“群牧司”进行管理。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一带是当时最好的牧场，水草丰美；从事畜牧业的多为党项、吐蕃、回鹘人，畜牧产品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的手工业以毛布纺织品最富特色，氆氇、毛毡、毛毯成为外销名品；造纸、印刷、酿造也具有相当水准；采矿、冶铁、陶瓷、金银器等多由官府作坊生产，所制兵器享有盛誉；盐业也十分发达，盐州（今陕西定边）所产青白盐畅销关陇等地，是西夏外贸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商业贸易除西夏兴庆府、西凉府（今甘肃武威）、西平府为主要内销集散地外，主要是同宋设立榷场和在沿边开放“和市”，宋境内以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和高平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两大榷场规模为最，双方特设贸易机构，互通有无。当时榷场贸易是西夏大宗税收构成的重要途径。在货币流通方面，由于西夏境内因缺乏铜矿资源，主要还是行用宋钱及少数辽钱；景宗元昊称帝改元后， 采纳谋臣张元“联辽制宋”建议，对宋用兵。宋、夏经过持续几年的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战役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五月，双方达成罢战和议，宋每年“岁赐”银、绢、茶折铜钱25万余贯，允许恢复榷场。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是个十分有政治头脑的人，对于其父李德明在世时奉行的联辽睦宋政策一直不甘情愿，认为党项族要独立自主，首先是要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自嗣位后，不再接受封号，废弃唐、宋以来赐姓；改姓嵬名氏，名曩霄，自号“兀卒”，汉语“青天子”之意。随后，开始实施秃发令、定服饰、造文字、简礼仪、立官制。尤其是亲自谋划创制党项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参照汉字，演绎编成“蕃书”十二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党项文字，即西夏文。颁布之日，举行大典庆贺，以示重视。并专门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挑选境内才华出众的党项人和汉人主持通译文书；经过多年使用及民间推广，西夏文逐级形成了固定应用文字。这无疑是对党项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西夏建国后，始终存在着蕃学、蕃礼与汉学、汉礼之争，并导致宋、夏间战争不断。景宗元昊兴蕃抑汉，与宋达成和议后，用“夏国主” 名义向宋称臣，以换得宋大批“岁赐”。毅宗李谅诈兴汉抑蕃，恢复李姓；虽多次率军侵犯宋境，最终还是与宋讲和。惠宗李秉常八岁即位后，由梁太后摄政，梁氏虽为汉人，为笼络党项贵族，反而采取兴蕃抑汉政策。在对宋朝关系上，梁太后摒弃毅宗在位时与宋订立的讲和约定，穷兵黩武，连年对宋用兵，以期通过战争手段来向宋朝索取更多的厚赐。然而事与愿违，战事一起，“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虽说战争以西夏胜利告终，但因国力有限，承受不了战争耗费，导致民生困苦；造成财力枯竭，物价暴涨，尺布竟至万钱，民怨沸腾不止。

崇宗李乾顺三岁即位，是西夏的第四代皇帝，因年幼无知，朝政仍由“一门二后”的第二代梁太后操纵；梁氏母党采取附辽反宋国策，继续对宋用兵；并裹胁崇宗御驾亲征，大举入侵宋境。因不得人心，梁太后被鸩酒毒死后，十六岁的崇宗开始亲政，将国策改为附辽和宋，一字之差，对西夏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他喜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对汉文化十分倾慕；为改变西夏落后之陋习风气，加强党项贵族的封建化意识，他采纳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上疏提议，“士人之行，莫大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并下令在蕃学之外把汉学定为“国学”，请博学之士专讲汉学；并设立养贤务，用公费国帑供给食用，大力推行汉化教育，为朝廷培养适用的官僚人才。

最能突出表现崇宗重视汉文化特色的就是在铸币方面，从元德年间（1119～1126年）开始，一改过去只铸西夏文钱的状况，出现了用汉文铸造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钱，这是西夏自铸币以来第一次正式铸行的汉文流通货币，也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真实反映。元德初年，宋、金订立盟约，联合灭辽；崇宗虽说为救辽费尽心机，然于事无补，后崇宗审时度势，附金称臣；金视为藩国，把原属辽的西北地带及阴山以南大片土地割让给西夏。国力的陡然增强，使崇宗踌躇满志，趁机攻占宋境西北地区；辽、宋相继亡后，西夏又得到了陕西北部和湟水流域大片土地。

西夏所铸元德年号钱，有二等币值，形制上有小平、折二之分，钱文上则有“通宝、重宝”之别；所见所闻及谱录中所载，钱文均为汉文直读，未有超其右者。然小平钱中尚有大样一种存世，其钱文旋读，书体近于行楷，文字隐起；版式大异于诸谱所载，当为另类别品，值得探讨。从实物上看，这枚超乎想象之神物，经泉界众多名家上手推敲，认为确系真品勿庸置疑。重要的是这枚从未见过的珍贵钱币，是否有例证来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

西夏汉文元德钱的正式铸行，主要是崇宗亲政后改变了国策，使西夏与宋朝罢战日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宋朝又重新恢复“岁赐”和开放榷场，使西夏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此时，有识之士曾提出“富国之方，无非食货”的建议；而一贯坚持提倡汉学的崇宗，极有可能就此汲取北宋币制的优越性特点，采用汉文开铸了元德年号钱。其钱文楷书直读，“通宝”为小平，钱径一般为24毫米左右；“重宝”为折二大钱，直径一般在29毫米左右。惟两者铸量甚少。谱录中所载的元德年号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小平钱书体有隶、楷之分；隶书小平旧谱曾列为无考品，今根据出土地域情况，已定为西夏所铸，其存世亦少，偶有所见。楷书小平则有大小样和大字版之别，其无论何品种，均极为稀罕，“重宝”折二钱亦有大小样两种，且钱文版式不同，大样者多被认为是折三钱，殊为珍贵。楷书小平与“重宝”大钱，昔被列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

从出土报道资料上看，西夏汉文钱似以惠宗李秉常所铸的“大安通宝”钱为早，该钱于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窖藏钱中首次发现，曾引起钱币界关注。根据实物分析研究，多认为这枚大安钱是参照唐开元或北宋太平钱改范所为；其钱文为真、隶两种书体，背穿上隐见月纹，且形制与西夏铸钱风范有所不类。因该钱时为孤品，故一时无法定论，不置可否。据说起因可能在于清人孟麟《泉布统志》所载，书中有一枚传世品，被列为西夏铸钱；由于此书谬误太多，后人多不信其真。

如依据客观事实而言，内蒙古林西出土的这枚汉文大安钱，极有可能只是试铸而已，故存世极少。是时所流通的货币，应为大量的宋钱和少数辽钱及西夏文钱，除了量能关系外，当时的社会形态也起到决定作用。按说大安年间梁太后把持朝政，恢复蕃礼；囚禁惠宗，数次侵宋，惠宗复位后虽下令以汉礼更换蕃礼，但梁氏母党势力仍强，不可能铸汉文年号钱。只有在梁太后死后，皇族势力占上风时，才有可能铸造；几个月后，惠宗改元，不久即亡。故汉文大安钱，因属草创阶段所铸，才有用唐、宋旧钱改范之举。若按推理，铸钱乃国家正典，景宗元昊称帝建号后本应铸钱以示正统，但却从未见闻过实物。从钱谱所载和出土实物上看，目前西夏铸币中最早的钱，当属毅宗李谅祚所铸的西夏文“福圣宝钱”。虽说毅宗酷嗜爱好汉文化，亲政后即时下令停用蕃礼，并改回汉姓，但铸钱仍采用西夏文。所以，判断一枚钱的归属，尤其是对于创见品的定论，应结合实物本身状况，再从其历史根源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上去分析研究，这才是较为严谨的科学方法，而不能一概而论。

嘉德秋拍古钱币专场中的这枚“元德通宝”旋读大样钱，直径24.8毫米，重5.4克；堪称前所未闻的谱外之物，方家见之无不惊心动魄。其早年出土于陕北横山一带，曾辗转流传于市，因索价甚高，一时难得归属；数年后是钱终为识家追回入藏，视同拱璧，被业内传为佳话。是钱为干坑罐藏，品相上乘，典型的西北坑口。其钱体锈色无多，字口间杂以斑点绿锈，硬度有加；背穿郭底侧有少许片状白碱锈，剔后可见红斑。其地张不甚平整，微有隆起之状和锈斑，惟包浆甚好，润而色古。其钱文为旋读，疏密有致，拙中见巧，可谓鬼斧神工，粗犷大气。书体多有行楷意韵，笔画夸张，别具一格。“元”字二横稍仰，尤以下横两头上翘最为明显，儿部撇划近于“宝”字；“德”字为“一心德”，位置偏上且俯，连轮寄郭，双人旁上下过穿；“通”字走之旁圆点，甬部昂头开口、用字中竖不出，下张宽大，整体显得肥硕凝重；“宝”字俯，起笔随意，王尔部隐起，贝中亦然，分足甚大。其形制大字大样，肉厚质重，铜色近水红；制作规范，甚为精美，有初铸试样之可能。是硕果仅存的创见孤品，当可忝列西夏珍品钱之中。

西夏元德通宝旋读（直径24.8mm），未见任何记载，为著名之海内孤品，极为珍罕，极美品，难得。

西夏“元德通宝” 旋读珍品钱赏析。

开元通宝，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每十文重一两，又读作开通元宝（不能读作开元通宝），钱背有星、月及其他纹饰，版别复杂。唐代以后仍有冶铸，但形制与唐有别。唐代还铸有少量“开元通宝”大钱，属开炉纪念性质，后代也有伪造。另外，还铸有极少的金、银、铅质开元通宝，十分罕见。

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元通宝简称开元钱或通宝钱。开元即“开国奠基”之意；通宝则是“流通宝货”之内涵。铜钱名曰通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钱为宝，则意味着货币即财宝观念的增强和人们对其崇拜程度。

“康熙通宝”背满、汉文“苏”罗汉钱式方孔铜钱，钱径为26毫米，穿径6毫米，面缘3.5毫米，背缘5毫米，重4克。该钱黄铜鎏金，钱文楷书，清晰秀丽，地张平滑，缘宽品佳。该钱于2000年在通州被发现，因存世比较稀少，也较为特别。

该钱的特点是，康熙的“熙”字类似“臣”旁，“宝”字中的“缶”写成“生”字不出头，“通”为单点，“甬”头略俯；边缘较宽，尤其是在面背文字的笔划间及钱缘的内边道处留有刻琢的刀迹；钱面、背地张皆凸起，钱文微下陷，字字显得深峻、干净，与翻铸之钱有着明显的区分；内、外廓和文字的表面都鎏过金，并有金属剥落的流通痕迹等。

孙仲汇先生在《钱币鉴赏》中说：“仿罗汉钱康熙套子钱，所见有满汉文同、宁、宣、原、蓟、广等多品。这种康熙通宝的“熙”字写法和罗汉钱同，但其余三字接近楷书，所以称它们为仿罗汉钱式……可能当时20局并铸，为某局之开炉套子钱。”

据载，在康熙时期和康熙之后，对通州实行奖励垦荒制度，农耕面积不断扩大，使人口逐渐地迁移和增加，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该钱流入通州一地，是与之大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