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序略》是清代戴名世创作的文言文。

戴名世20岁授街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级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录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後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先君讳硕，字孔万，号霜岩，一号茶道人。家世孝弟力田，以赀乡里。里中皆称戴氏忠厚长者，县大夫辄尝馈问，以风示县人。

先君为人醇谨，忠厚退让，从不言人过矣。与人交，无畛域①；与人语，辄以为善相劝勉，津津不休，一见之此语，再见之亦此语，有兴起者，辄喜不寐。无老幼贤愚，皆服其长者，不敢犯；犯之亦不校，生平未尝有与人失色失言者。第其艰难险阻，备尝人间苦，不能以告人也。岁甲午，年二十一，补博士弟子。家贫，以授经为业。岁辛丑、壬寅间，始担囊授徒庐江，岁一再归，博奉金以活家口。顷授徒里中，然性不喜家居，辄复客于外。今竟死于外。呜呼，悲哉！

其为文不属草，步阶前数回，即落笔就之，不改窜一字。尤喜诗。诗辞大抵多悲思凄楚之音，凡百馀卷，皆可传诵也。自以荏苒半生，坎坷无一遇，米盐常缺，家人儿女依依啼号，尝曰：“读书积善欲获报，如捕风捉影。如吾等者，岂宜至此！”时形诸感叹。家人唯吾母事之谨，儿子辈妄意他时富贵以娱亲，朝夕定省、甘旨皆缺。

先君卒于陈家洲。洲去县一百四十里，以去岁十月初一日往。先是，先君客舒城山中，夏秋之间治装归矣。忽疮起于足，痛几危，越月始稍稍愈，愈而归。归不复去，以山多峻岭，不可骑，难以徒步也。居无何，足大愈。适吴氏来请，遂去。名世送之郭外，岂知其永诀而遂不复见乎！到洲五十日而卒。先是，十日前有书来，云疮发于项偏左。名世等以先君壮年盛德，此足疾余毒，不为意。已而诸生知不可起，始使人来报，比至，则已不及待矣。先君居洲未两月，而洲之人皆感动。其死也，皆呱呱而泣曰：“天无眼矣！”呜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穷死，忧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为终天之恨，没世而不能已者也。

先君的名字叫戴硕,字孔万,号霜岩，又号茶道人。家中世代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种，凭借钱财在乡里称雄。乡里人都称赞姓戴的家族出忠厚而有德行的人，县里的官员常去馈赠慰问,以此来教诲县里的人。

先君做人醇朴恭谨，忠厚谦让，从来不说别人的过失之处。和人交往没有界限和范围；和人说话，总是喜欢劝勉别人做善事，津津乐道，说个不停，第一次见人说这样的话，第二次见人也还是这样的话，一旦有立即感奋响应的人，他就会高兴的睡不着觉。无论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贤能的还是愚笨的人，都叹服他是有德行的人，不敢冒犯他；即使有人冒犯他也不计较。生平不曾和其他人红过脸或是在人面前说话失言过。但他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尝尽了人间的苦处，却从不把它告诉别人。甲午年，他二十一岁时，补官任博士弟子。因家里贫穷，以教授经书为职业。辛丑、壬寅年间，开始在庐江一带背着口袋教授学生。一年回家两次，博士弟子一职得来的薪俸用来养家糊口。近年来，在乡里教授学生，然而生性不喜欢居住在家里，就又客居在外。现在竟然死在外面。唉，悲哀呀！

先君写文章不起草，只需在阶梯前来回走几次，就能落笔成文，且不需修改一个字。尤其喜欢写诗，诗词的内容大多是悲伤凄楚的情调，总共一百多卷，都可以为世人传诵。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半生，但科举考试却一生坎坷，没有机遇。家里米和盐之类的生活用品常常缺少，家里的儿女们也常饿的啼哭不止，他曾说过：“想要靠读书积累善行获取回报，就象风和影子一样都是抓不着的。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就应该到这种地步吗？”当时的感叹都表现了出来。家中的人只有我的母亲侍奉他非常恭谨，儿子一辈的人狂妄地想有一天富贵时能使父母欢乐，但却连早晚向父母问安，准备美味的食物都无法做到。

先君死在陈家洲。陈家洲距离县城有一百四十里路，他在去年十月初一前往。在此以前，他客居舒城山中，夏末秋初时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了。突然脚上起了疮，很痛，过了一个月稍稍有了好转，于是就回家了。回家后不再离开，因为山多陡峻，连绵起伏，不能骑马，有脚病也难以步行。过了不久，脚疮痊愈，恰逢吴家人来请，就离开家前往。我送他到城外，哪里能知道那竟然是永远的诀别就不再见面了呀！他到陈家洲五十天死的。这之前的十天前有他的家书一封，说是在脖子偏左的地方起了疮。我们认为父亲正值壮年，又有美好的品德，这不过是脚病的余毒而已，没放在心上。不久，他的学生看病情不能好转，才派人来家报信，等到那里以后，已经来不及了。父亲住在陈家洲不满两个月，可那里的人都被他的德行所感动。他死后，人们都不停地哭着说：“老天真是不长眼呀！”唉！人没有不死的，可是父亲却是客死在外，过早而死，穷困而死，忧患而死，这是不肖的我一辈子的悔恨呀，到死都不能消除……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孑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康熙皇帝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就是戴名世因而获罪的《与余生书》的由来。

其书中云：“……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与余生书》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昺相提并论。这毫无疑问触动了清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暂，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二月又下诏“法外施仁”，把戴名世凌迟改为斩首，其家人等皆加恩宽免。

与此事有瓜葛被株连者甚众。为刻《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以绞刑论处。后来康熙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将原定处死的近百人改为流徒黑龙江宁古塔，罚入汉军旗籍。这时余湛已先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得知方苞擅长古文，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将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又因《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牵连至方氏宗族，一并治罪。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亦因《滇黔纪闻》文字案被剖棺戳尸，妻儿等人被发配流放于黑龙江（后亦被宽免），财产尽没入官。《南山集》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而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著作及书板被清查以烧毁，列为禁书。戴名世死后，由其弟辅世自京扶梓回故里，葬于所居南山冈砚庄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