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1907年7月14日—1982年12月5日），女，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

关露，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

1939年冬至1945年，她受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共产党优秀的“红色间谍”。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功勋卓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病愈后，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

从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大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自1955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曾因受潘汉年问题一案牵连，两次入狱，达10年之久。

1980年后．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成功昭雪并完成了回忆录后，服安眠药自杀了。关露把毕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终身未嫁。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党和人民永远怀念她。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报纸引文：

《传奇经历：女特工背43年汉奸骂名，平反后自尽》

我们都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残酷的真正含义？

我们都说共产党人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牺牲的真正含义？

在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作为女性，她们为着理想和信念，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她们的故事每每令我们动容。那些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当永志不忘。

关露：打入魔窟的传奇才女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早年生活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

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是什么导致她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呢？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注：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我们已无法知晓，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

这时，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握手道别时，关露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俩人畅谈很久。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是的。”“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之前两年的磨练，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汉奸”之名终可洗刷了吗？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份，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俩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待材料的份上。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晚年生活

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爱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注：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他就是王炳南。

关露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

《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1936，生活

《新旧时代》（长篇自传体小说）1940，光明

《苹果园》（儿童文学）1951，工人

《都市的烦恼》（散文集）1986，百花

《遗憾》

“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

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

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水管》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

钢管无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秋夜》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