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Realism），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关心现实和实际。现实主义在博雅人文范畴中有很多含义，特别是在绘画、文学和哲学中。它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

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18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R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listas（现实，实际）。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和这种文艺思潮的存在根本就是两回事。

R·韦勒克的《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一文，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1826年。在法国，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Champfleury，1820--1889）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艺术新样式的名词，他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标志。

这个术语的流行与画家库尔贝

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文学流派。而在俄国，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见其《现实主义者》），不过那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被20世纪的现代主义

准确地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卫姆塞特（通译为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雨果、缪塞、维尼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选举制度的法案，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陆续于40年代末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使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的发展，使人们头脑中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加强，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人在挣脱封建束缚从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后，又在物质财富面前丧失精神的、心理的以及人格的自由。在热衷于创造物质财富并依赖于物质财富的生存环境中，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

现实告诉人们，启蒙主义者所宣示的“价值”，和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并未实现，人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冷静的眼光重新看待现实并思考自己的命运，寻求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方法。于是，追求客观冷静分析解剖现实的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反映在作家创作上，就是他们摒弃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和抒情，通过对社会现实作如实细致的描绘，揭露社会的黑暗，展示在物质与金钱挤压下的人的各种心态，并倡导社会改良。反映在读者方面，这样的文学也刚好满足了特定社会条件下读者的审美心理，从而受到欢迎。写实性和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由此应运而生。

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分析和批判，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如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学说、进化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使他们积极探求新的观察和表现现实的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成就打开了人们的视野，鼓舞人们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去寻找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方案。许多作家以研究者姿态出现，试图以科学家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的方法研究社会，解剖其中的奥秘。不少作家将动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等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用之于文学创作，将自己看作社会的研究家、解剖家、记录员等。所有这些，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客观与写实因素。

欧洲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但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等，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上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现实主义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历史题材处理上的风俗画风格、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描摹大自然时的细致入微等。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及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而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

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达米安·格兰特用“应合”理论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翼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议。”这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个意义上，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涵义在卢卡契的论述里得到了最深入的阐释。这位现实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和最后的辩护师撰写了大量论著，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回应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挑战：《现实主义历史》（1939）、《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1945）、《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1946）、《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48）、《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58）等等。首先、他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现实主义客观性的涵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卢卡契并没有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理解为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性，他不是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视为一面静止的镜子。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卢卡契两面作战，一面为现实主义的纯洁而与自然主义战斗，把福楼拜和左拉那种缺乏整体性的琐碎客观性排除出现实主义阵营；另一面又要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批评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使所有内容和所有形式都解体了。因此，现代主义达不到对现实整体的真实反映。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和谢林为典型论的流播奠定了美学基础，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象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与巴尔扎克和泰纳的转用相关。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典型也是别林斯基论俄国小说时常用工具，他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即使是描写挑水人也不是仅仅写某一个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让许多人不安，总以为写的是自己，独特的这一个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援引奥尔巴赫对《红与黑》的评述说明这一点：“主人公‘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韦勒克的看法是对的，现实主义确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象卢卡契所阐述的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自己；它还塑造着这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因素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运动，互相转化，而且彼此间不断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诸因素。真正的艺术从而总是通过塑造这些因素的运动、发展、展开来表述人类生活的整体的。”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去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作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现实主义世界观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现实主义的这些哲学观点在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就有了强烈的反映。在20世纪，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则是这类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尽管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马丁·怀特（MartinWight）和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才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观众如入其境。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保留在日常生活中。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么，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及思想教育作用。

司汤达（或译作“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不到六十年，并且在文学上的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包括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散文和游记。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被誉为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代表著作为《红与黑》（1830年）、《巴马修道院》（1839年）。

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巴尔扎克。他早年创作浪漫主义小说失败，三十年代开始创作以“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为分类，创作了150多部小说作品，包括上千个人物的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人间喜剧》。这部现实主义文学巨作，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描写中，以客观、冷静和精确的笔法，反映了法国贵族的没落和资产者的崛起。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是一个个典型的“社会人”形象。在时代和经济剧烈的变化中，社会对人产生的影响，成为人性和生活变化的主要原因，贵族的没落和资产者的发迹，金钱的罪恶，人性的扭曲，都在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中完成。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小说家，莫泊桑曾拜他为师。于1821年12月12日出生在卢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

从小生活在医院环境，培养了福楼拜的实验主义倾向，使他注意对事物进行缜密观察，而与宗教格格不入。他与青年哲学家普瓦特万很早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普瓦特万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唯美主义观点对福楼拜有相当影响。福楼拜思想上还有着斯宾诺莎无神论思想的明显影响。

他在上中学时就热心阅读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这些作品表现了“恶魔式的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式的狂热，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短篇小说《狂人回忆》（1838年）写他对一位音乐出版商妻子的炽热感情，这位出版商的妻子就是《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的原型。

福楼拜同时也是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年）、《萨朗波》（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布瓦尔和佩库歇》（1879年）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年）等，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法国最后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莫泊桑，写过六部长篇小说，但却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其代表作有《羊脂球》、《项链》等。他的长篇小说《一生》写主人公贵族女子约娜，一生对丈夫和儿子两代人先后失望的悲惨生活，表现了由于主人公缺乏对社会道德的认识，最后希望破灭的悲剧。《漂亮朋友》则以杜洛瓦对社会道德风气的认识，凭借漂亮的外表，由一个小职员跻身上流社会的故事。表现了在道德腐化堕落的社会里，小人物不择手段向上流社会钻营，成为显贵的现实。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现实主义文学著名代表作家。萨克雷的创作是从讽刺小说开始的，在《名家们的小说》、《加哈甘少校历险记》等小说中，初步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在后来的《势利小人集》中，他采用新闻报道、民间故事和寓言的方式，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势利小人形象。

与萨克雷同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著名代表作家。盖斯凯尔夫人最著名的小说是《玛丽·巴顿》，这部小说主要描写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作者以宗教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米德尔马契》，都以婚姻为主题，表现主人公在婚姻生活中的痛苦选择。

英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是勃朗特姐妹中的夏洛蒂，她一生创作了四部小说，《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简·爱》成为经典名作，这部小说一反以往爱情小说对俊男美女的描写，而是以一个并不漂亮的瘦小女子简·爱为主人公，描写她自强不屈的爱情、事业和人生道路。简·爱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同样具有叛逆性格的罗彻斯特，在爱情战胜了美丽优雅的英格拉姆小姐。这部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塑造了一个坚强、自尊，具有强烈自我人格和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形象。这意味着，女性在男权社会和旧道德观念的束缚下，开始走上自我独立的道路。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狄更斯，他一生共创作了十四部长篇小说作品，其创作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的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和《老古玩店》。这些小说继承了欧洲小说的游记传统，以幽默讽刺的手法，揭露了社会机构的虚伪和腐败本质。在这些小说里，孤苦的儿童形象被塑造出来。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深切的同情，这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一个新的发现。

狄更斯中期的小说代表作品有《游美札记》，《董贝父子》和《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圣诞故事集》，这些小说对人的庸俗势利，冷漠无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大卫·科波菲尔》带有自传性质，写主人公的辛酸成长史。狄更斯早五十年代后创作了广泛反映现实生活的《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和《小杜丽》对以司法制度为主的社会不公正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小说的描写内容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都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它们对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又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更多的是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体系由于缺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导致互相的不安全、冲突及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依赖。国际体系的性质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发生。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

其次，现实主义也可被视为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视为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持有上述现实主义的那种哲学悲观主义，但当他们努力阐述有关主权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概念时，就往往超越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能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这两类现实主义学者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者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他们对国际法、道义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到机制的价值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见，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认识到，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许多相关理论组成的集合体；而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多样性，结果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虽然安全研究中的见解经常受哲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当代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争论却是围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上的问题而展开的。

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不一致，但他们在下述有关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

首先，他们相信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政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

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政府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

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

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政策目标，考虑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成本，并寻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做还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选择的足够的信息。

以上述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致认识或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理论。虽然每一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些核心假定，但由于他们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解释，形成了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异。

国际秩序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某种方式。它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之间的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按照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世界政府型、霸权型、权力均衡型、参与型和国际组织型五种类型。现实主义者从上述四个基本假定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根据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认为权力均衡即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主权国家体系中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永远处于“围绕权力的斗争”中，通过相互对立的实力主体——国家间的均势和抑制进行操纵，在各种实力之间将产生出稳定和秩序。均势有助于防止全球性霸权的产生、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各成员国的独立、防止战争的爆发等功能。

均势理论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理论之一，也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均势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均衡和不均衡的各种态势，而均势理论则是一种研究权力均势转变之特点、规律、原则、手段和形式的分析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特殊政策。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均势是一个有助于描述当代国际体系的概念，均势是指“两个对手之间的力量的平衡，或大体上的平均分配，也就是霸权或统治的对立面”。尽管均势仍有一些缺陷，但它作为管理权力的一种方法仍然值得推崇。他不同意集体安全的方法，认为民族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表现出多少愿意利用集体安全办法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倾向，而均势才是最符合当代国际体系的方法。基辛格也是均势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这位被称为“均势大师”的前美国国务卿，承袭和发挥了十九世纪初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均势思想，进而提出依靠均势建立一种适合美国霸权需要的“和平结构”的主张。他认为，这种“和平结构”是“外交哲学”的重要目标，而均势政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历史能给人以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没有平衡而取得和平，也不可能没有克制而实现正义。”肯尼思·沃尔兹对均势也十分看重。他认为，均势理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当然，对均势理论进行全面系统阐述的当首推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摩根索以人性本恶为哲学基础、以权力和依据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他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存在于人性之中。”“作为政治规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图发现这些规律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以来，迄未改变。”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的本性同人的本性一样，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政治的铁律”即各国都要追逐强权利益。政治家无可选择，在国际舞台上只能按强权政治的原则办事。

摩根索从国家追求强权和强权政治的逻辑出发，直接导引出均势论。他说：“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最后必然会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格局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

同许多其他现实主义者一样，摩根索认为，均势是一个以各国竞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里管理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副产品，也是国家在某种情况下追求的政策目标。他将均势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万能工具，是维护各国独立所必不可少的，主张通过均势来限制国际强权斗争，通过外交来尽可能协调互相冲突的各国利益，以便确保国家的独立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在摩根索看来，均势既是维持国际体系稳定、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又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若干国家强权分配大致均等的实际状态。均势内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旦由于外部力量，或由于组成这一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要素起了变化而导致均衡失调，该体系便显示要重建原均衡或确立新均衡的趋势。”

国际体系是一个从均势到非均势再到均势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稳定到动荡再到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和状态下，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例外，要么参与直接对抗型的均势，要么参与竞争型的均势。

他认为均势有四种不同的含义：

（1）针对一定事态的一种政策；

（2）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

（3）大体均等的强权分配；

（4）泛指任何强权分配。

维护或重建均势的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或削弱实力较强一方的力量，或增加实力较弱一方的力量。具体地说有：分而治之、战后领土补偿、裁减军备或增强军备、组建联盟和设立缓冲国等方法。然而，维持国际和平靠的不是均势本身，而是均势所基于的国际共同意识。“在均势通过对抗势力之间的力学相互作用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施加限制之前，相互雄长的国家先得承认均势是它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这样一种共同意识会限制一切帝国主义所固有的无限度的权力欲，并防止它成为政治现实。

尽管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均势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办法，但他们对均势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在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摩根索和沃尔兹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两人对均势形成的原因、两极还是多极、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稳定等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关于均势形成的原因问题，双方的解释是不同的。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均势原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他与摩根索不同，不是从国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努力这一构架中，即还原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原理的成立和机能，而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的相互作用中，推导出均势形成的必然性的。他说，“均势理论的开端，是对国家的设想：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主体，国家最起码要维护自身的存在，而从最大限度而言，国家追求对世界的统治。”国家以或多或少理智的方式，通过使用可找到的各种手段，如提高自身实力和结盟等手段，去实现它们所看到的目标。但在国际政治的竞争环境下，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互相影响和冲突，国家的行动和互相影响的结果是趋向于均势的形成。

沃尔兹认为均势是国家体系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是不管国家是否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体系趋势。“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还是会出现。”国家为了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可能有动机改善自身的地位，但这种尝试将会刺激别国采取类似的反对行动，去平衡正在崛起的大国，其结果是均势仍会恢复。因此，均势并不是各国自觉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而是一种自然状态。

摩根索强调国家的行为引起国家间互动和相互关系，从而产生均势的结果。尽管他也承认均势是国际政治实际存在的一种状态，但他同时又认为维持均势状态是彼此独立的每个国家的一种政策。而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互动的影响，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每一个国家为摆脱安全困境而采取同样的行动，从而导致均势的产生。显然，沃尔兹对均势原因的认识与摩根索有着显著的区别。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两极还是多极均势，究竟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双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摩根索认为均势的理想形态是多极均衡，在一个主要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多极均势是常态。多极均衡是1648年至1945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而两极格局则是历史的反常。在多极均势中，因为没有单一大国的主导，各种联盟因时而异，大国间的外交斡旋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样系统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系统性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但沃尔兹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少的体系越是稳定，参与者数量越多则越不利于稳定。因为随着国际行为体数目的增加，每个政策制定者采取特定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不确定因素越多，一个政策制定者对潜在敌人的意图和行动就越可能产生误判。因此，多极体系的不确定因素要比两极体系多，多极体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比两极体系大。在沃尔兹看来，两极均衡最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的压力会使两个国家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目的在于制止另外一个大国建立霸权。

沃尔兹还从经济相互依存和安全依赖性两个结构因素说明了两极均势比多极均势更具有优越性。其实，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权力，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均势理论要求国家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那就是“平衡”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际体系的现状，确保国家不受威胁，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

总之，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均势问题的认识是有明显分歧的。它们对均势问题的不同认识，本质上源自于双方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所致。经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于手段和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

摩根索认为，权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因素，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理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在均势中，国家对外行为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平衡这种权力，以维护国家自身的安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而沃尔兹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可能使用的手段，权力太大或太小都有风险，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在均势体系下，国家并不是要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分配。均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大国间权力的均衡分配。

经典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单向地从相互作用的单位到其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双向地进行的，”存在于单位层次上的原因是与存在于结构层次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单位层次，又注意结构层次”，才能够“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

尽管摩根索与沃尔兹在均势问题上存在以上这些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彼此之间的力量是多疑的，国家必须时刻注视着现实的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这种“安全困境”是权力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

均势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国际秩序模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均势维护了国家独立”的观点，主要是从下述两个角度来判断的：

第一，均势的固有特性，即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企图获得世界性支配地位的努力，总会招致其他国家自动的、以联盟为方式的制衡压力。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均势结构，可以阻止一国或国家集团成为该体系的支配性力量，从而自动达到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目的。

第二，认为均势的存在为维持国际秩序所必须依赖的其他制度，如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从而为国家的独立在法律上提供了一种国际保障。

然而，均势果真如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均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弱小国家的独立其实是一种假象。在被称为欧洲均势“黄金时代”的18世纪，恰恰是欧洲大国火并、大国掠夺和瓜分小国、战祸连绵的时代。而此阶段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瓜分恐怕也是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些行为都是在所谓均势原则的名义下进行的。大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便是典型的例子。

赫德利·布尔在批评“均势维护国家独立”这一命题时指出，对于受均势之害的弱国来说，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维持均势的原则毫无疑问往往是牺牲小国利益而为大国服务。大国间的均势经常是通过瓜分和吞并小国来维持的。”可见，所谓和平一方面只是相对于未爆发大规模大国战争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将战争和冲突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从历史事实看，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值得怀疑。

再从均势的本质来看，这个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存在着矛盾。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对各国实力的测定大致均衡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测定只能是静止的和粗略的，很难精确计算。在国际社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把握地肯定它对任何特定时期的强权分配的测算是正确的，所以，为确保不至于由于任何测算错误而使自己在强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力争一个起码的安全保障，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预知它测算错误到底会有多大，所有国家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

正如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所指出，“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同潜在的敌人一样强大，是谈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须比对方略强一些。如果一国的力量被别国的力量完全抵消，那它就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

贪得无厌的强权欲，在各国的强权追求中总是潜在地存在着，但在均势中找到了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强大推动力。永无止境的强权追求，其逻辑的结果是导致各国在强权斗争必然要引起冲突和战争。由于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某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强国时，关心维护现成强权分配的国家就会为了维护原有的强权地位声称其破坏了均势，必然会想方设法遏制其发展。而这个国家则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提出对己有利的权力分配。

国际政治的动力学，即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当它在维持现状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起作用时，必然会导致均势失调，因而看来只有战争才能使维持现状国家至少有一个矫正均势，使之有利于己的机会。于是预防性战争就发生了。

摩根索指出，预防性战争“尽管在外交语言上令人厌恶，也为民主舆论所厌恶，但实际上是却是均势的自然产物”。可见，摩根索是充分认识到均势和战争的内在联系的。他在后面还指出，“不难发现，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已经发生过的大多数战争都渊源于均势。”

赫德利·布尔在谈到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也指出，“均势的主要作用也并非维护和平，而是维护国家体系本身，因此，当别无他法来阻止一个潜在的国家获取霸权时，维持均势便需要战争来实现。”

其实，均势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强权分配，实质上是谋求或保持优势。任何声称要保持均势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谋求优势，“号称意在均势实则志在优势”——这就是均势内在的本质。因此，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相矛盾的。

至于大国均势下的保障制度，它的确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保护了一些国家的独立，但总的说来，这种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本身就是大国利益角逐的一种妥协和折衷，它更多反映的是大国的利益分配，而不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因此，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维护一些弱小国家的独立，但无法永远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而且国际保障制度在多变的大国关系中也是不稳定和脆弱的。一旦利益转换，攻守易势，旧有的大国关系及其安排就会发生变化。

总之，均势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模式，它并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究其原因在于均势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一是，它必须首先考虑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虑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总体均势的重要性必须优先于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势。为了维持总体均势或大国间均势，大国总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

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二是，在均势体系下，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总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强权，这势必与均势的内在趋向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强权分配发生矛盾，其结果必然要引起大国间的冲突和战争。

所以，均势不能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也不能当作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更不能将其绝对化、理想化为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模式。当然这并非说均势在当今就毫无作用了，已经过时了。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现实利益冲突还大量存在，强权政治仍充斥现实世界的21世纪，均势作为一种遏制霸权、反对霸权的手段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利用均势来维护国家利益仍不失为一项可以选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