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原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文：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战争的核心人物。

切·格瓦拉于1928年6月14日（出生证明日期）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1928年5月14日。切·格瓦拉原名为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文：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1950年1、2月暑假时，格瓦拉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格瓦拉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产生。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毕业于医学院。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2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

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的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在墨西哥时在此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1959年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1959年10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0年11月，格瓦拉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两国政府签订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金）。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

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先后前往刚果（金）及玻利维亚试图点燃革命火种。在刚果（金）的军事行动受挫后，格瓦拉到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活动，最后因为当地农民出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遭枪决。格瓦拉被誉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阿尔贝托·科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右图）的照片，被人们美誉为“世上最知名、最有魄力的照片”。出现在T恤上次数最多的照片。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改变了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活动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地被孤立。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1967年3月，格瓦拉48人的队伍被2000敌军包围。格瓦拉最好的战士和朋友，陆续在战斗中阵亡。格瓦拉本人于10月8日，右眼受伤倒下被俘，次日牺牲。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的拉伊格拉，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游击队巡逻时，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分别有几个版本，有说法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您来说比死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他在被捕获之时佩戴着一只刚收到的礼物劳力士手表。巴里恩托斯总统知道他被擒后，马上下令处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了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被广泛认同的是，他开枪射击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处死他的是政府军的一位中士（这个中士后来2007年在古巴通过医疗福利系统治疗了白内障）。他喝了一点酒壮胆后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的格瓦拉站了起来。中士命令他坐下，格瓦拉却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死我。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子汉！”中士有些生气，直接举起枪打向格瓦拉的胸膛。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死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关于他的遗体的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当地修女认为他的样子很像耶稣。在一名军医切断了他的双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但是第一种说法明显的问题在于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是在三天后才达到玻利维亚的，所以其根本不可能听到所谓格瓦拉投降的话语。10月9日，被一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小队杀死在了玻利维亚的一个村庄破旧的校舍里。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2014年11月14日《每日邮报》曝光了一组格瓦拉的遗体照片，这是他在1967年遭玻利维亚军队杀害47年后首次公布的照片。

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的军事组织并展开斗争。

1956年和卡斯特罗一起组建游击队，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

1959年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

1959年10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

1961年，格瓦拉被任命为工业部长。

1962年格瓦拉代表古巴赴莫斯科谈判，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

1962年创作具有影响深远的游击战指南。

1965年离开古巴，先后前往刚果（金）及玻利维亚试图点燃革命火种。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象我们的盲动主义似的，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这一年各方面来的人多一点，谈一谈，才发现了。格瓦拉跟卡斯特罗在某些问题上有点不同意见，但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周恩来）

在展览中，不仅可以看到切·格瓦拉如何理解生活与艺术，也可看出他如何看待自己。（东方早报）

一个42年前去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典范，他的标志性头像成为“波普形象”和“版画图章”，并被人们长久怀念。（人民网）

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香港著名文人梁文道）

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在众多的民众眼里，格瓦拉是具备各种美德的革命者，试想：一个阿根廷青年，毫无利己的动机，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古巴革命胜利后，为了非洲和拉美的革命事业，他又舍弃自己在古巴的高官和权位，离开古巴，离开自己的亲人，先去刚果，后去玻利维亚，最后牺牲在玻利维亚。格瓦拉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是精神价值，是觉悟。他象征着一个非凡的榜样，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徐世澄教授）

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切·格瓦拉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学家称他是“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作家称他是“尘世的基督”、“复活的普罗米修斯”、“拉丁美洲的浮士德”。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格瓦拉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他死后不久就成为伏特加与雪茄烟的代言人，他还在死后不情愿地被用作手表、手袋的模特。切·格瓦拉的一生，雪茄似乎从未离开过他的指间。早在古巴还未解放时，切·格瓦拉与战友卡斯特罗一起抽雪茄的照片，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古巴人民的希望。古巴解放后，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穿着西服时，他却一身橄榄绿军装，还始终衔着粗粗的古巴雪茄，再一次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在会上，格瓦拉从容不迫地发言，他谈到了老挝、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呼吁各大军事集团尽快停止制造和实验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最后，他再次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破坏行动。切·格瓦拉不只是个革命家，其实他是个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一往无前地燃烧生命。（乔恩·李·安德森《切·格瓦拉传》评）

切·格瓦拉是拉美无产阶级革命者心中的英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环球时报》评）

玻利维亚日记记述了游击队在玻利维亚革命活动。第一篇日记写于1966年11月7日，是格瓦拉到来之后在农场写的，最后一篇写于1967年10月7日， 是他被捕的前一天。日记叙述了游击队怎样开始运作以及被政府军发现，解释格瓦拉怎样决定划分二个纵队但随后无法重建联系，并且描述他们的整体失败。它记录了格瓦拉和玻利维亚共产党之间的不和导致格瓦拉游击队士兵比最初期望少。玻利维亚日记由Ramparts杂志迅速及未加修饰地翻译后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前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亦曾介入翻译。 遇害内幕40年前的10月9日，拉美游击战士、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捕后遇害。在他遇难40周年纪念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特工对外披露了切·格瓦拉被处死的内幕。据英国《独立报》报道，67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是在美国城市迈阿密流亡的古巴人。在美国策划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期间，他曾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美国中情局当年捕获格瓦拉行动小组的领导人。1967年10月8日，因遭人告密，切·格瓦拉和他的50名战友在玻利维亚一个小镇附近被捕。在切·格瓦拉被俘期间，罗德里格斯的任务是负责确保格瓦拉活着，并将他押送到巴拿马受审。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罗德里格斯表示：“他访问过莫斯科也拜访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我是从那时候开始记得他的。但当年那个穿着制服英姿勃发的人，在我亲眼见到他时却落魄得像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脚上的靴子也不见踪影，一双皮鞋勉强遮住他的光脚。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被捕之初，切·格瓦拉表现得很愉快，甚至同意人们在他被带出藏身之地时和他合影。被捕后，切·格瓦拉被关押在附近一个村庄的学校里。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年美国曾希望把切·格瓦拉活着送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遭到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他回忆了当时如何从玻利维亚最高军事指挥部那里接到处死切·格瓦拉命令的过程。“当我接到电话时，他们给我的密码是‘500、600’。当时我们之间有一套简单的密码‘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着死，‘700’意味着活。因为电话里有很多噪音，我又问了一遍，他们证实，命令是500和600。”

面对这道命令，罗德里格斯与玻利维亚军方的一名上校发生了争执。但当时这名上校回答说：“费利克斯，我们很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但这是来自我的总统和总司令的命令。我希望你以人格担保，在下午两点把切的尸体给我带回来。你们要对他怎么下手都行，因为我们了解他对你们国家造成的危害。”多年以来，罗德里格斯一直记得自己向切·格瓦拉宣布他将被处死时的情形。“我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格瓦拉指挥官，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他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这样也好，我根本就不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我们离开了他关押的房间。在1点10分到1点20分之间，我听到了枪声。”在切·格瓦拉死后，玻利维亚政府军指示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用以验证身份。之后，他的遗体又被送到了附近一所城市的医院向外界展示。最后，切·格瓦拉的遗体与多具尸体一起被秘密埋葬在一个军用飞机场里。

圣克拉拉位于古巴中部，是格瓦拉曾经战斗过的英雄城市。1958年古巴革命胜利前夕，格瓦拉奉卡斯特罗之命，在圣克拉拉所在的比亚克拉拉省指挥一支游击队。在著名的圣克拉拉战役中，格瓦拉指挥的游击队成功击溃政府军开赴东部的援军，并乘胜向哈瓦那挺进，为卡斯特罗指挥的游击队包围、击败东部圣地亚哥的守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巴政府和人民为纪念格瓦拉的杰出贡献，1988年在圣克拉拉动工修建格瓦拉广场，并于1994年竣工。广场上除了携枪凝视远方的格瓦拉巨型雕塑外，底座上还有多幅关于格瓦拉的浮雕，其中还有格瓦拉离开古巴时写给卡斯特罗的信。纪念堂里后来还增设了灵堂，用来安放格瓦拉和他遇难战友的遗骨。

切·格瓦拉那张由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拍摄的、戴着贝雷帽的照片，无疑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人像照片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战斗性的头像”。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标新立异，追求反叛和真诚的文化符号。他的精神很伟大，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生都在追求，他富有着冒险与浪漫，做着世界上99%的人都做不到的事。而摇滚音乐的精髓是叛逆，是前卫，摇滚试图用音乐的形式改变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这与格瓦拉所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有着自己的理念而且坚定不移的去实行。都相信自己本身对外界的影响，都崇尚冒险与前卫， 由此，摇滚开始崇拜格瓦拉。

大家都把摇滚作为一种革命，所以一些人敬佩他的精神，所以就这么跟风似的流传了下来．摇滚的精髓表现在精神上，这就是摇滚和流行音乐的区别。流行音乐只是空有个躯壳。摇滚对它的爱好者来说不只是一种音乐，还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所以格瓦拉和摇滚的关系就在于此。所谓摇滚精神，就是打碎的精神，并不带有符号意义，它就是它，就是叛逆本身。“腐烂的是世界，而腐烂的我将与它同入地狱。格瓦拉是这种反叛精神的最杰出代表，这种带点天真幼稚却又决不妥协的性格，无疑完美的体现了摇滚精神的精髓，即对现实生活反叛的勇气，毫不迟疑站到强大对手对立面的胆量，在今天的表现则是格瓦拉肖像的广泛流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不仅仅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那种吸引所有热血青年的摇滚精神。

切·格瓦拉的生日，官方版本是6月14日，这也是他出生证上的登记日期。但安德森在其传记中指出，切实际上早生了一个月，实为5月14日生人。切的母亲将这一秘密隐藏了30多年，以此掩盖当年未婚先孕的事实，后来才亲口道出了真相。

1959年6月2日，切格瓦拉与阿莱达·马奇结婚。

49岁的卡米洛·格瓦拉有着和父亲切·格瓦拉一模一样的额头和眼睛。只不过他不从事革命运动，他是一名摄影师。

右图为切·格瓦拉和他的母亲塞里亚·德拉塞尔纳·德格瓦拉·林奇夫人在一起。

革命作品参考资料

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一些被处决的男孩还不到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其中一个一再求饶，说自己是独子，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只是为了挣点钱寄给守寡的母亲，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来了胜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是他率部队攻下古巴中部的圣克拉拉，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为占领哈瓦那铺平了道路。到处一片欢腾，兴高采烈。对格瓦拉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卡斯特罗让他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在这个昔日的殖民地堡垒的高墙后面，整个1959年，这位阿根廷游击队员将写下古巴革命中最黑暗的一章，也是他个人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众多格瓦拉传记对他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讲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体记忆中它从未被抹去。在卡斯特罗用热情的演讲煽动民众时，格瓦拉则着手替他巩固政权。根据古巴档案馆研究院副院长阿芒多。拉戈的说法，从1959年1月3日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离开为止，该监狱有164人被执行枪决。这一速度令他成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杀人机器”之一（总计杀掉21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