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歆父子年谱》是193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穆。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作。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120年间的五经异同和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梳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穆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清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文经为西汉刘歆所伪造，只有今文经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则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变法图强。但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学伪经之风，沿袭至新文化运动时，形成疑古辩伪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喜欢说中国古史为后人层累假造，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穆发现这种学术潮流已经严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转风气，匡正学风，追根溯源，就必须匡正新学伪经的谬论，平反古文经的冤狱，于是钱先生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大体可以说是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这二十八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看。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离刘向死不到两年，离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伪造诸经是在刘向未死前还是死后？如果说在刘向死前，刘歆已编伪诸经，那么刘向为何不知道？如果说是在刘向死后两年，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怎么能这么快编造伪诸经？这显然说不通。

第二，从伪造方法看。所谓伪造方式是指刘歆编伪诸经是一人所为还是多人所为？如果是一人所为，古代书籍为竹简制成，非常繁重，设想若一人所为，是绝对不会造出群经的。如果说是众人所为，为什么那么多造伪经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泄露其伪呢？当时有许多学者与刘歆共同参加编纂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刘歆伪造诸经？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经学家，如尹咸父子、班 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刘歆之上，也没说刘歆造伪。苏竟与刘歆同时校书，东汉开始在，其人正派，也没说刘歆造伪。扬雄校书天禄阁，这是当年刘歆校书的地方。如果说刘歆造伪经，扬雄为何看不见伪迹。东汉诸儒，如班固、张衡、蔡邕共同校书，也未见刘歆造伪之迹。桓谭、杜林与刘歆同时，都是通博洽闻之士，而且在东汉朝廷地位显赫，为何不言刘歆伪造经书？钱先生列举了大量实例，指出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众人角度来讲，说刘歆伪造经书均不可信。

第三，从伪造经书的目的来看。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钱穆指出，刘歆争立古文诸经的时候，王莽刚退职，当时绝对没有篡权的动向，说刘歆伪造诸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是毫无根据的。说刘歆伪造诸经献媚于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属晚出书，在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包括在内。后来是王莽依据《周官》以立政，不是刘歆根据王莽的意图来伪造《周官》。说献媚于王莽并帮助他篡位的“符命”。“符命”渊源于灾异，喜欢讲灾异的是今文经学家。刘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与王莽篡权无关。《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不是凭借助篡的。至于说刘歆伪造《周官》以前，已先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周官》所以献媚于王莽，伪造《左传》诸经又是干什么？说刘歆伪造诸经为王莽篡权服务，那么王莽篡权后，刘歆应该得意，为国师公，倍加尊信，而王莽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自于今文诸儒，这又怎么说呢？而且《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有其渊源，也非刘歆伪造。至于其它经书在先秦就有，并不是刘歆伪造的。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从方法上、从目的上，说刘歆编造伪经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总之，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氏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钱穆举证详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煞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曲解一目了然。自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 ·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