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Ethnic Chinese），即“中华人”的简称，在古代是指汉族，现广义指中国人以及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华”是中国的古称，中国古代很早就把寄居他乡的华人称为“侨人”和“侨士”，外籍“华人”之称谓从“华侨”演变而来。

词目：华人

拼音：Huá rén

英文：Chinese

基本解释：

（1）汉族人；

（2）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3）中华民族。

相关史料

“中华”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天文经星·中宫》：“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以“中华”一词为我国的通称自汉代开始。“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扬雄），“中华”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使用。

南朝宋谢灵运《辨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 唐 许浑 《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诗：“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 犬戎 。” 明 沉德符 《野获编·佞幸·滇南异产》：“夷人珍之，不令华人得售。”《恨海》第七回：“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

海内华人：居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等传统中国固有领土之上的华人。

海外华人：移居国外的华人及其后裔，“海外华人”有时被简称为“华人”，但语境中须有“在中国以外”的情形才准确。

华裔：取得中国（含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以外国家国籍的华人后裔在法律意义称为华裔；华裔本身同属于海外华人的一部分。

“华人”一词，主要是指汉族，至晚清民国时期，“华侨”这一术语，曾被使用来泛指在国外居住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清政府《大清国籍条例》（1909）、北洋军阀政府《修正国籍法》（1914）和国民政府《国籍法》（1929）等三部旧中国国籍法，均有规定：对于“数世不归”的华侨，继续保留其中国国籍，即所谓“冀其后裔绵延”，无论若干世系仍属中国国籍。因此，凡是具有中国血统而居住国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华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妥善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问题，以利于与各有关国家建立友好睦邻和互相信任的关系，于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正式宣布不赞同华侨的双重国籍，并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随着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关于华侨的概念应该是只能适用于仍然保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侨民，已经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人，已不是中国公民（国民），不能再称为华侨。因为他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民，所以通常是称他们为华人或者为外籍华人。1980年9月，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三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第九条）。

由于上述的变化，华侨人数急剧下降，据2015年前后统计，华侨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7%，华人占92.3%，即九成以上的绝对多数是华人，而不是华侨。尽管如今新华侨的人数与日俱增，但与华人相比，数量仍然很小。这种变化导致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重大变革，随着在中国出生、能够讲中国语（包括方言）、持中国籍的第一代移民的逐渐减少，在居住国出生、能够操居住国语言（同时还有汉语）、有居住国国籍的第二、三代以至其以后世代的人口日益增多。前者被称作“华侨”，后者与其相异，则被称为“华人”，当地化程度更深者被称为“华裔”，也有人称拥有居住国国籍者为“华人”，在居住国出生者为“华裔”。

唐人这种称呼在使用粤语的广东、港澳与使用福州话的福州及其移民中尤其常用。唐人街，乃粤语、闽语中唐人所居住的街区是也，此称呼并普遍应用于海外华人。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直到近现代仍称中国人为唐人。正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强盛朝代，而事实上与唐朝当时文化的开放程度及与外国频繁来往亦有连带关系。而此唐人称呼，又以19世纪中期之后开始盛行。20世纪后，该称呼虽普遍不如中国人、华人常用，但仍见于各国地名，例如：唐人街（China Town：中国城）。此外，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本土习称为唐。

华人大部分能说汉语，在东亚地区，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中的华人（或中国人）普遍能说汉语（包括汉语方言），也能阅读汉语。在亚洲以外，除第一代华人移民外，大部分第二、三代的华人（包含混血华人）都甚少能阅读汉语，或只会说汉语口语而不会阅读，甚至完全不懂汉语，只能以该地区的语言作沟通。

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大体是以方言为基础，国语和当地民族语兼用，逐步形成多语并用的局面。海外华人中，以国语为母语的人并不多，华人社会更多使用的是闽南话、粤语与客家话。

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互惠型的社会关系。通常社会关系的不同是通过类似家庭称呼来表达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被称作“关系”，而这种联系里面的情感被称作“感情”。华人的社会关系通常是通过互相送礼来进行。在华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面子的概念和其它一些与东方人的文化有关的概念。例如与佛教有关的概念“缘分”就是其中之一。亦因此影响了华人对事情及人物的观感，往往以利害关系来判断事情好坏。

和其他民族、社会习惯于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比喻大小箱子关系的观点为不同，华人更趋向于把社会关系比喻为“网”。因此，华人评价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好坏是亲疏远近而不是里外。

《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两字上古同音，本一字，相互通用。《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华、夏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大约从春秋时代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族”。

“汉人”一词专指华夏族，并被赋予“汉人”的含义始于汉武帝在位中期，到了隋唐时，由于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而逐渐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于是又出现了用“唐人”指称汉民族的新称谓。唐人一词的源自唐代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从隋炀帝大业和唐太宗贞观开始，逐渐的拓土开边，威震中亚、西亚及南海诸国。西北地区城邦国家和游牧部落联盟称隋高祖杨坚和隋世祖杨广为圣人可汗，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和武周之治，到了唐玄宗开元之治时，国威更加繁盛，远近各国都派人前来进贡。从此世界对大唐的一切便均以“唐”字加称，如“唐字”，“唐山”等等，这种情形延续至今。日本到丰臣秀吉时代还叫中国唐土唐国。

最初称汉民族为“唐人”的是《沈下贤文集》中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元代《岛夷志略·序》中记载：“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后，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礼。”《明史·外国真腊传》：“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清代《池北偶谈》: “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逻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

华侨与华人是有着历史的因果联系的，外籍华人是从华侨演变而来。因此，当人们在以他们为研究和描述对象的时候，在书刊和文章上，标上“华侨华人”为其题名，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等。现在在某些场合，诸如有持中国籍华侨与持外国籍的华人在一起集会和联欢时，为方便，有时会统一使用“华侨华人”之综合称谓。

华人与中国人的区别

一般来说，华人（Ethnic Chinese）主要是从人种方面来讲，中国人（citizen of China）主要是从国籍上来区分，这两个意涵不太一样。

华人（种族） = 中国国内（大陆，港澳台）的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 + 海外拥有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血统的人。

中国人偏重国籍，然而血统也在考虑范畴。

华侨与华人的区别

“华侨”通常指居住在中国海外，但仍然“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所谓华人指带有前述中华民族血缘而“国籍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中国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则对“华人”一词作如下解释：“华人”是除华侨外，尚包括“归化为外国国民”以及移民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中国人；“华侨”则单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除了官方定义外，在民间及学术界的使用上，华人包含广义华侨及华裔，成为描述广义祖先来自中国的所有华裔之总称。

华人姓氏繁多，其确切个数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总共有四千到六千个，但是常见的，只有一千个左右，其他姓氏较罕见。 1977年，中国历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1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吴、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约40%。

第二大的10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10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约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

在全球华人中，其为上述45个姓氏的人口超过七亿。

人口总计1,373,490,000人（含港澳台）

海外华人总数——55,000,000人

印度尼西亚——2000万人

泰国——7,153,240人

马来西亚——6,715,189人 ，占总人口23.7%

新加坡——2,794,000人，占总人口74.1%

越南——1,263,570人

菲律宾——1,146,250人

缅甸——1,101,314人 占总人口3%

文莱—— 56,000 人，占总人口15%

美国——,4,600，000人，占总人口1.4%

加拿大——1,812,173人，占总人口5%

秘鲁——1,300,000人

俄罗斯——998,000人

澳大利亚——700,000人

日本——606,889 人

柬埔寨——343,855人

英国——606,623人

法国——230,515人

印度——189,470人

老挝——-185,765人

巴西——151,649人

新西兰——200,570人,占总人口4%

荷兰——144,928人

韩国——137,790人

巴拿马—— 多于100,000人

南非—— 多于100,000人

毛里求斯—— 36，830 ，占总人口的2.9%

意大利——约5万人

海外华人称中国祖籍地主要有以下称呼：“唐山”、“原乡”、“祖国”、“大陆”、“祖国大陆”、“我国”等。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者皆与海外华人有着高度且复杂的关系。两者皆成立相关部门来处理海外华人事务。在中国大陆，最高民意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有归国华侨的席次。

海外华人有时在中国政治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的绝大部分资金就是由海外华人提供。抗战时期，华人也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抗日事业，另有数万人回国参战，当时中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了四分之三。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约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奔走于海外，在海外华侨中做教育启蒙、宣传鼓动、组织策划的革命工作，深为海外华侨所爱戴、拥护和支持。上至事业有成的实业家，下至普通侨胞，均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先生，甚至投身革命。当年为革命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许多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因此，孙中山在评价中国民主革命中华侨的地位和作用时，赞誉“华侨乃革命之母”。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在新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上将叶飞即是菲律宾归侨，实业家陈嘉庚也出任政协副主席的要职。文革时期，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有海外关系甚至会被批斗，许多归侨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恢复到原有水准并得到加强。在1980年代，中国尝试积极地在其它方面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寻求他们的技术与资金来帮助发展。很多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提供了包括财政来源、社会与文化网络、互相交流与机会。

中国人到外国侨居，传说开始于商朝时代，中国商朝遗民萁子曾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诸侯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建立了中西交通，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每年都有使者和人民的来往，多则几百人，少则百多人。中国自汉朝已开辟与东南亚和印度、伊斯兰卡的海上交通。由于开展海外贸易，中国商人、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了第一代海外移民。

唐朝时期，中国人移居国外逐渐增多，许多外国人称海外华人为“唐人”，华侨回国也称回“唐山”。到了公元10世纪以后的宋、元时代，我国沿海居民因受连年兵乱的影响，尤其是福建、广东受元军的残酷摧残，纷纷逃往海外避难谋生。

中国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始于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上远征，郑和率领200艘船舰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在南洋各地访问。从1405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率船队远航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及红海沿岸港口。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从中国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在通商贸易的需要上移民海外。至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方国家相继侵入东南亚各地以后，随着东南亚各国逐步沦为殖民地，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而移居东南亚，跟随已定居海外的亲友赴东南亚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

在十九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在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世界大移民潮的开始。当时有很多欧美的殖民者缺乏资金聘请劳工，同时在康雍乾年间的福建与广东却是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民间一般都富有。惟嘉庆以后，大清的可耕地开始严重不足、官吏日益腐败、官民染上鸦片瘾等，此时民间有了过剩的劳工，同时欧美各国开始强盛，因此满清被迫同意让平民远赴海外当欧美殖民地的劳工。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发生饥荒的次数增加，贫穷程度已难以形容，到处有穷人和乞丐，上百万的广东和福建人为了改善生活，都兴起赴外当劳工的意向。很多福建人选择在东南亚与他们在明朝时期已定居海外的前辈学习和工作，广东人也有不少；广东省的台山有最多人移居海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客冲突时期，有些人被卖到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古巴一带。

海外华人主要生活于当地为相对多数民族的新加坡及在当地为相对少数民族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越南。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主要是在十六到十九世纪福建省与广东省，以及后来的海南省。而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移民主要是前往马六甲与东南亚。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地域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由集中渐趋分散，即由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向亚洲以外地区 ，尤其是欧、美、澳地区逐渐分散。

首先海外华人资本不是一个整体，它是驻在各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大量聚居在东南亚各国，海外华商的资本和企业在东南亚国家也比较集中。1995年8月中旬，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发表了一份长达350页的海外华人经济网络研究报告，称逾七成的东南亚上市公司由海外华商的资本控制。略同时期，日本东京的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5个主要国家的上市公司，发现其资产额中的绝大部分为华人所有。

除了上市公司的资产统计之外，分布在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经济细胞主要是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商贸企业，它们为当地社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

近20年来海外华人资本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发展。来自东南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华人资本，大规模地向澳大利亚输入，对那里的经济增长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研究和报道，涉及全球华人资本或资产的总量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等估计，当时中国境外海外华人的资产约在1.2万亿至2万亿美元之间；据2000年9月台湾的报纸报道，一项关于海外华人状况的研究估计当时海外华人的一年总所得约有2.65万亿至3.09亿美元，其资产总额可达2.5万亿美元。

有研究者分析，海外华人资本由两大类组成。

第一类是华人在当地积累起来的资本。早期移居各国的华人并没有携带任何资本，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甚至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积累今日的资产。因此，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与所在国家民族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一致的。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原来的华侨已经陆续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的资本自然成为该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

第二类华人资本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包括香港、澳门的华人企业家，在海外开始有少量的投资。60年代以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额大量增加。这些华人的投资是一种资本输出。它们在投资接受国内，很自然地被看作外国资本，而不是该国的民族资本。但是，其在海外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是在投资接受国注册的，它们的生产总值同样被计入投资接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它们以各种形式与投资接受国内民族资本相结合。所以，这一部分华人资本也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单纯博士认为，海外华人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经济上是当地主流经济中的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补充部分，并可利用民族纽带进行全球经济合作。通过华人资本属性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研究各国的华裔公民在该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睦共处与经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族群关系构成的华裔网络既可规避风险又便于抢占市场，它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

当代世界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江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华商间的业缘和物缘关系得到发展。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华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华商经贸网络的企业形态多种多样。母公司之下设立分公司、转投资企业等；在企业外部发展联营，建立合资企业、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等。华商传统的合伙制向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华人财团的崛起，在传统伙伴制的基础上互相掺股，组成具有实力的集团，进行多角跨国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过程，对华商来说，既能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一国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外部网络的办法来分散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它能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

华人企业通过网络寻求的是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传的原因。世界华商经贸网络在全世界的拓展，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华商经贸网络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主要不是通过某种制度结构来体现，而是以族群联系和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而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华商网络具有网状开放性和共通性的特点。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华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比作当今电脑的互联网网络。认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特征上二者都十分相似。互联网电脑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入网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网络的价值来自于信息市场的扩大；在华人圈，企业网络也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权力中心。他说：“那是很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就是宗族和同乡之网，许许多多小网交织成一大面铺盖全球的网络”。

作为华商网络形态之一的华商社团，日益呈现国际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历来被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进入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经济活动迅速发展，海外华人社团组织也迅速增加，总数已发展到1万个左右，其中工商社团有1000多个。

这些遍布全球多资多彩的华人社团，为所在地的华侨华人服务，通过它们不断扩大华人族群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为世界华商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积极度的贡献。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海外华人分布范围的扩大以及华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世界性的华人社团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社团已多达70多个，其中近70%是80年代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性的宗亲或同乡恳亲联谊会纷纷召开。

潮汕人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创始于1980年，每两年在世界各地召开。2000年11月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在客家祖地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个客族社团的代表参加，其中境外代表1700多人。这些华人族亲国际性联谊聚会，进一步加强了华商的凝聚力，更为他们加强相互联系与交流，发展世界各地区商贸关系，特别是发展广大海外华商与其祖籍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性的华商组织，有在1963年4月成立的世界华商贸易会议。

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公共同发起的世界华商大会，从1991年开始，每两年一次相继在新加坡、中国的香港、泰国的曼谷、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中国的南京等地召开。世界华商大会把世界华商的国际网络联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全球最大海外华人社区“中国之城”年底在美国奠基

2012年，美国“中国之城”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龙（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将合作在美国沙利文郡建造全球最大的海外华人社区“中国之城”，该社区于2012年年底奠基，建成后利润的5%将投入中国西部的低碳公益扶贫事业。

据悉，美国“中国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是由华尔街十余位银行家共同投资成立，按规划将与国龙公司共同在纽约市西北沙利文郡建造一个占地面积达7千万平方米，集观光、旅游、购物、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全球最大海外华人社区。该项目总投资50亿美元，规划5年建成。建成后，预计年游客将超过四万人次。投资方希望通过“中国之城”向全世界展示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中美双方企业代表已经与沙利文郡签订了土地过户协议。“中国之城”建成后利润的5%将用于设立一支低碳扶贫公益基金，用于中国西部扶贫开发。

柬埔寨华人

老挝华人

墨西哥华人

巴拿马华人

巴西华人

秘鲁华人

古巴华人

巴拉圭华人

苏里南华人

英国华人

法国华人

德国华人

意大利华人

荷兰华人

丹麦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