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华人是居住于印度尼西亚的华族，源自于数百年来从中国南方的迁移。印尼华人拥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时间，分布于印尼不同的地区。

15世纪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很少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亚人手里。中国商船的标准名称junk来源于爪哇语jong，jong在爪哇语中用来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中国的史料中有僧人法显在5世纪经过这一地区去印度的记载。唐朝时也一度与印度尼西亚王国有频繁的联系。

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兰传教士，但是大多数印尼华人却不是穆斯林。有一种理论认为，在15世纪的时候，是郑和等中国商船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尼。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是印度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早在13世纪，10余位青年成为历史记载中第一批迁移到印尼群岛的客家先民。明清以来，客家人大规模“下南洋”谋生，并在当地开枝散叶，印尼客家人约有800万，大概占印尼华人总数的40%、印尼总人口的3%—4%，散居在全国各地。

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都是寻找商机的商贩。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还是问题重重。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荷兰人的殖民政策偏爱华人，因此华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荷兰人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华人很难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因为华人和阿拉伯裔是社会的第二等级，土著是社会的最底层，欧洲人位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荷兰人是选择性的优待某个少数民族或宗教而达到其破坏原有社会体制策略的发明者。华人成为他们殖民统治的道具，成为缓冲其与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法国人和英国人后来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们利用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

由于华人被荷兰人认为聪明，勤奋，有能力管理大农场而受优待，许多华人成了殖民统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在荷兰殖民早期，华人积极支持荷兰人在这片地区建立其统治地位。例如17世纪时万丹省的“中国船长”Souw Beng Kong（宋八公），在他管理雅加达的时期大量组织华人移民到印尼，这极大地动摇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使得荷兰人更容易征服伊斯兰万丹王国。

作为奖励，1619年，宋八公成为第一个Kapitein der Chinezen，并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他们统治了雅加达的峇峇娘惹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了爪哇在内的其他岛屿上。

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

荷兰人和华人参与了上千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爪哇人被认为容易出问题，于是将他们运到了在苏门答腊的华人农场。

荷兰人常常并不友好地看待华人。在18世纪早期，由于华人从雅加达建成伊始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方式上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大量华工建造雅加达城，并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国商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对华人的依赖越来越大。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在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运回荷兰，雅加达的华人很自然地成了联系中国的最好方式。

荷兰人和华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理论上应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华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荷兰人平等，而经济上又是对手。这一因素造成荷兰人对于华人与日俱增的憎恨。

引起这些憎恨最终爆发的不仅是华人的商帮，还有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富有的华人从中国引入穷人当苦力来开展农业生产。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越来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导致快到1740年的时候，华人人口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地区一半。1690年，殖民当局严令禁止再从中国引入苦力。但这没能阻止从中国引入苦力的浪潮，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

1720年，欧洲市场逐渐饱和，蔗糖市场面临越来越深的危机。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措施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

最后，殖民当局宣布将加里曼丹的苦力运到荷兰在锡兰南部加勒的种植园。无法知道是不是荷兰人的真正意图，谣言开始流传说荷兰人想把这些苦力运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叛乱者不仅在农村地区抢劫，甚至要攻击雅加达。

虽然没有证据，雅加达的荷兰人怀疑城内的5000华人计划加入叛乱的苦力。1740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这最终演变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杀——所有的华人都被屠杀在自己家里，先前抓获的也在监狱和医院里立即处死。

一个传教士煽风点火说杀华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据说按人头悬赏。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估计有5000至10000。红溪（Kali Angke）这个名字据说来源于那次屠杀造成的“血流成河”。

在这之后，殖民政府宣布“恢复持续”。在雅加达等其他荷兰统治的城市里华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区域。雅加达华人被指定住在Glodok区，还有许多华人生活在那里。

大屠杀后，荷兰总督Adriaan Valckenier被逮捕并要求向Heeren XVII（十七世殿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明。他死在监狱里，但是对他的指控宣布“免于死刑”。

这件事在后来还常常被提起，特别是在形势紧张的时候。

继续移民并分化为三个分支

甚至这样的血腥事件都没能阻止华人继续向印度尼西亚群岛移民，在中国找不到的经济机会的吸引力超过歧视和被压迫的危险。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华人移民与中国大陆有更紧密的联系，这表现在他们强烈的回家意识而把这儿当成他们临时的处所。

由于18世纪中期，乾隆皇帝认为这些流亡海外的人是变节者，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移民对回家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虽然乾隆皇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海外流亡者被禁止回到他们的家乡。

然而许多流亡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群岛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满清政府的敌意和压迫导致更多的人从中国迁出。被舒适的生活所引诱，一些人不再将自己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他们被称为峇峇娘惹。一些峇峇娘惹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但一般来说都是苦力的女儿。

很多华人认为他们是荷兰人，信仰天主教，不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社会地位，而且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更优等。他们被叫作侨生。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享有Sia称号的贵族家庭都迅速西化。到了20世纪早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雅加达附近的——甚至“比荷兰人更荷兰人”。这些Sia贵族结果成了殖民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些与中国大陆仍然维持关系的华人，仍然维持华人信仰及风俗，认为峇峇娘惹和侨生是不孝子，因为峇峇娘惹和侨生尽量避开中国传统，这些仍然“纯”的华人被叫做新客。

这三个印尼华人群体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观。

侨生更倾向荷兰，峇峇娘惹更倾向印度尼西亚群岛原住民，新客更倾向中国。

荷兰改变政策后Sia贵族开始衰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把持经济的Sia贵族被他们支持的荷兰殖民政府系统性地摧毁。在Wilhelmina女皇在荷兰议会的演讲中强调自己对东印度群岛欠下“道德债”之后，殖民政府实行了所谓的“社会政策”。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要结束爪哇的封建制度和打破峇峇娘惹贵族。

结果是华人Sia贵族，而不是原住民贵族，在这个政策中遭受损失。原住民贵族的土地在殖民早期就被荷兰人没收了，而且还把Majapahit王国分成了四块。荷兰人为了补救这不受欢迎且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政策，发起一个将这些中上层半贵族家族招募为公务员的计划，这些人被称为priyayi。

荷兰政府强迫获取峇峇娘惹贵族的封地，破坏了很多华人地主家族。虽然他们很多成功转入商界，但是大多数以前的Sia贵族（这个头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废除）被新客取代。后者仍然是印尼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族群。

伴随封建Sia贵族的衰败，印尼华人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们建立了西式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泗水建立了爪哇第一个非西式的学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多中文学校在大城市中建立了起来。第一个中文报纸和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起来。这些政党有的认为他们是印尼民族运动的一部分，有的仍然认为印尼华人是中国国民。印尼华人是否是中国国民这个问题花了数十年都没能解决。

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后一波的移民仍然维持与中国的联系，这些联系主要是通过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推翻满清政府的方式。虽然这些支持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但一些印尼华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孙中山时代。新客是他们当中最活跃的。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并未得到印尼华人的支持，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共产党的抗日斗争获得了许多新客甚至是侨生的支持。与国共内战同步，印尼华人在对中国的支持上分为两阵营，一派支持国民党，一派支持共产党。

对印尼民主主义的同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峇峇娘惹加速融入印尼文化。而新客的下一代仍然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华人特殊地位，但他们越来越加紧歧视压迫所有的印尼华人。因此三个华人族群越来越一致地倾向印尼民族运动，特别是提供资金支持。但越来越多的档案显示了华人对荷兰的准军事支持，试图粉碎印尼独立运动，因此遭到印尼原住民长期的敌视。

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参与印尼的政治。新客建立了一个联合印尼和中国为目标的政党，并且建立了报纸。峇峇娘惹和侨生通常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他们有些成为荷兰军官，后来又成为日本军官，但是不利用他们的职位帮助印尼民族运动。他们也是印尼报纸的先锋，利用他们刚刚建立的报社，他们与其他印尼作家一起发表他们的政治理念。1928年11月，中文周刊新报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印尼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的报纸。有时，牵涉到这样的活动有入狱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荷兰殖民当局禁止民族主义刊物和活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华人积极参与独立运动，当时除了华侨中会以外的其他印尼华人政党都被禁止。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支持独立运动的人物，比如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贤（Liem Koen Hian）。

印尼民族革命

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BPUPKI”（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团），在日本统治结束后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独立声明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兰殖民统治是不可接受的。

印尼独立运动期间，许多印尼华人支持印尼独立运动。起草1945年印尼宪法的BPUPKI成员有六个是印尼华人。

类似美国二战中组建的纯日本裔部队，组建纯印尼华人部队也被提出来，但这个建议最终被拒绝。华人被要求加入当地支持独立的团体。

由于缺少像这样能够明确区分族群的部队，在印尼民族革命中华人参与革命的精确数字和华人参加革命的比例仍然有争议。这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在那场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度尼西亚战后华人的地位问题。

1946年，中华民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蒋家栋（Chiang Chia Tung）在棉兰表示，中华民国支持印尼独立。

独立后的骚乱（1945—1965）

在1945至1950年，为了从荷兰独立的民族革命中，一些印尼华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军。那时经济滑坡赋税加重，所有物资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数被荷兰或日本没收给他们自己的军队了。印尼华人为走私这些货物作出贡献。然而，随着荷兰渐渐地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统治，走私变得越来越难，武装冲突也在所难免。

独立后，日本和荷兰的公司都荒废了。新政府将他们以很便宜的价格卖出。印尼华人很快消化了这些公司。然而，许多pribumis试图限制这一现象，他们非难华人在战争中不爱国（因为他们很少参与武装冲突）。新生的印尼政府强制要求他们放弃已经获得的财产。这可能是印尼华人个人权利被限制的开始。于是华人的政治活动大大地减少了，但是没有完全消失。

随着印尼经济进一步被印尼华人控制，这些歧视越来越严重。pribumis谴责政府不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反而加剧他们的困境。这使得印尼华人与pribumis本就不好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因为pribumis认为华人是殖民政府的代理。而华人向唐人街聚集（与pribumis隔离）的倾向加剧了这一状况。

1959年，总统苏加诺批准了PP 10/1959，这一文件命令强迫印尼华人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这一命令的实施很野蛮。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000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

为了抗议，许多新客回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但是发现他们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们极力维护他们“纯正的中国血统”，但在这里，他们不被认为是“纯”的中国人。早期回迁华人的不幸消息很快在印尼华人中传播。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自己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国人。一些人决定搬到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由于苏哈托不加区别的对待，峇峇娘惹、侨生和新客的界限被模糊了。他们被全部强迫改为印尼姓。这项法令被印尼华人认为是最耻辱的一个，他们强迫丧失了自己的姓。1965至1975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地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强奸。在这期间，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说中文的人，在这一艰苦时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贿。

另外，被认为在印尼独立期间是英雄的那些华人，像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贤（Liem Koen Hian）不是被野蛮地处死，就是被流放或者关押，抗议的人被秘密杀害。他们全部都不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了。这使得印尼华人在这一时期不再为印度尼西亚献身了。

印尼华人在除了经济和产业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这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这给政府和军方带来从中国商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机会。贿赂和腐败成为常态。这加大了他们与pribumis的贫富差距。pribumi指控印尼华人与政府勾结，污染了整个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华人则认为对待他们不公，政府偏向pribumis。

随着越来越多的歧视和敌意积累起来，印尼华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分离的族群，不再认为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了。尽管年轻一代并不像他们老一代那样遵循中国传统，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与印尼人不同。

在这一时期，年轻一代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且越来越觉得西方文化优越。他们越来越倾向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父母都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西化变得很流行。

1998年的雅加达暴乱，许多印尼华人成为目标。这次骚乱受到说中文国家的谴责，苏哈托被指控为暴乱的策划者，但是他们指错了人。经受了洗劫和纵火后的印尼华人逃离了印度尼西亚。可笑的是，他们发现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国家，而不是他们出生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在暴乱平息后，他们很多人不想回去。

苏哈托的下台令这些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印尼华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新总统能够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结束这长达数世纪的敌意。

在改革早期，政府关注于稳定经济和安全，歧视仍然很猖獗。然而印尼华人获得了用有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勇气，这在苏哈托的强硬策略时期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忠于苏哈托的官员实施歧视的法律。但这不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好处。

同化进“新持序”（1965—1998）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像PP 10/1959这样的很多政府法令限制印尼华人在农村地区活动，把他们搬迁到大城市。

苏哈托总统鼓吹将华人同化而不是融合。作为1967年“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其他措施的一部分，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所有华人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在屋内，中文学校逐渐被淘汰，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鼓励使用印尼姓名。大多数这一类的法律在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废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压力限制了印尼华人在政治、学术和军事领域的角色。结果，由于这些限制，他们成为贸易、制造和银行等领域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在1965年所谓的“共产主义政变”后的七十年代，印尼华人被指控帮助共产主义，因此对华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不是穆斯林，这加重了当地穆斯林对他们的敌意。从爪哇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是华裔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十分可笑。有历史理论认为第一个将穆斯林信仰带到印度尼西亚的人是中国商人，特别是这些随郑和来到三宝垄的商人。

许多政策禁止教、说和发行中文。排华情绪在pribumi中越来越严重，针对华人的屠杀时有发生。印尼华人的身份证上标记“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不是像pribumi的身份证上只写“印度尼西亚人”，这作为印尼华人的一种婉转的标记。这让官员更容易向他们索要贿赂，类似希特勒要犹太人佩戴犹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华人也必须持声明他们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

这些高度歧视的法律被一些人认为是政府在努力地进行文化灭绝。一些印尼华人无法忍受逃走了，新客回到中国大陆，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逮捕，侨生回到了他们的老东家荷兰。

1998年，在苏哈托当了32年总统下台前，发生大规模针对印尼华人的暴乱和一系列的屠杀。华人家庭被抢劫并烧毁，许多华人被强奸或杀害。1998年的事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与以前针对华人的屠杀有了很大不同。这次事件在互联网上实时地传播，唤起了全球华人的兴趣和情绪，导致大量华人在许多国家向印尼政府抗议。

在这次悲剧后，大量的印尼华人逃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荷兰等国家。

由于歧视，大多数印尼华人虽然经济上富有但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向立法机构游说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种情形不同于在旁边的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很活跃，虽然他们在那里也是少数民族，也是在穆斯林国家。

虽然法律和民意歧视印尼华人，他们在除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很多领域也很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亚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印尼运动员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统治了这项运动。许多受人欢迎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是印尼华人，比如：Joe Hok、Rudy Hartono、纪明发（Christian Hadinata）、梁春生（Tjun Tjun）、Johan Wahjudi、Ade Chandra、林水镜（Liem Swie King）、Ivana Lie、Verawaty、王莲香（Susi Susanti）、魏仁芳（Alan Budikusuma）、Ardy Wiranata和Heryanto Arbi。

“改革”过后平等对待（1998年—）

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缓和民族关系，他很快废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法律。2000年瓦希德颁布6号总统令，废除1967年14号总统令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条款，允许华人宗教和传统自由进行而不需要获得批准。两年后，梅加瓦蒂总统宣布，春节从2003年起为国家假日。

哈比比在1998年颁布总统令重新允许教授中文，而且取消华人在入学登记和申请公职时要出示国籍证明的要求。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限制。由于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为了满足需求，中国向一些省份和大学派人指导中文教学。

印尼华人重新开始进入政治舞台。经济学家郭建义（Kwik Kian Gie）分别在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经济与金融部长和国家发展计划部长。2004年苏西洛政府任命冯慧兰（Mari Pangestu）为贸易部长。她是第一个进入内阁的华人女性。尽管像印度尼西亚华人改革党（Partai Reformasi Tionghoa Indonesia）和Partai Bhinneka Tunggal Ika Indonesia这样的党派没有在1999和2004年获得很大支持。有很多华裔成为政府官员候选人。在1999到2004期间，候选人人数从不足50增长到差不多150，最近的一些候选人甚至赢得地区职位的选举。在2009立法会选举雅加达地区代表的58个华裔候选人中，有两位赢得人民代表委员席位。

1965至1994年期间，中文被禁止出现在电视上，但是数年之后才真正地出现在电视上。2000年11月，Metro电视台成为第一个向当地电视台广播普通话新闻的电视台。在几乎同一时期，雅加达的Cakrawala电台增加了普通话音乐和新闻节目。这个电台在这之前已经播放过用印尼语改写歌词的华语流行歌曲。

根据2006年国籍法，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被废除了，只保留了印度尼西亚族与外来族的区别。在2007年春节，苏西洛重申对华裔用“中华”代替“支那”，对新客用“中国”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防止“支那”的负面涵义。这个改变在Suara Pembaruan报的文章上面反映出来。

印尼司法与人权部此前已发出针对华人简化办理国籍证的政府令，已批准文登市1262名华人正式成为印尼公民。另据报道，新任雅加达特区省长在春节期间表示，当局已决定采取突破性措施，免费向尚未拥有身份证的华人贫民提供身份证明。

2006年8月9日生效的印尼新国籍法取消了旧国籍法中一些针对少数民族在种族、性别和婚姻方面的歧视性条款，规定凡出生在印尼且未接受外国国籍的人均为印尼国民，所有种族和社群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2009年印尼地震中约有4.5万华裔受灾。而印尼政府还没有对华裔进行援助。华裔互助团体的一名负责人称“80%的建筑物损坏，已收容约50名华裔居民的遗体。可能还有几十人被活埋在废墟里”。华裔团体展开自救行动。

印度尼西亚国民军退役准将熊德怡，历任陆军军官学校指挥官、雅加达市西区0503军区指挥官、北苏拉威西省131军区指挥官，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位华人将军。

2007年12月17日，印度尼西亚华族后裔黄少凡宣誓就任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市长，成为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

2008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华裔黄汉山宣誓就任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省副省长，成为印尼历史上首位担任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华人。

2014年11月19日，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见证下，印尼雅加达省（雅京省）首位华裔省长钟万学宣誓就职。

尽管印尼的华人曾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但华人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如今的印尼华人经济实力都不错，八成左右拥有自己的产业，主要以从事商业为主。而据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介绍，印尼华人华侨2500多万，其中广东乡亲就有1200万，占了近二分之一，在印尼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从事的行业覆盖整个印尼的行业，从饮食、建筑、商场、渔业、地热发电，到石化等工业加工等，占据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以广东乡亲为例，如建筑业的梁世桢，地热发电的客属乡亲彭云鹏。其中彭云鹏是印尼财经、工商界的三巨头之一，名列三林集团、金光集团黄奕聪之后，也是印尼的新一代企业巨星。而印尼前首富林绍良曾被称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拥有“丁香大王”、“面粉大王”、“地产大王”和“金融大王”等称号。

早在明朝年代，华人已移居印尼，一百多年前的印尼华人，当时称为华侨，已经有社团的组织，并开办华文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的华文教育，和东南亚各国一样，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推动下，得到迅速的发展。1950年至1957年是印尼华文教育兴旺发达的年代，至1957年底，印尼全国华文学校约有1860家，是二战前的三倍。华人学校学生人数多达30余万人，当时的中文学校，除了印尼文课以外，其他的课程都用中文授课，华校得到空前的发展，华文教育处在黄金时代。

印尼中文学校的办学方针十分有特色，一度将目标定为着重为培养建设中国的人才，而不提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培养当地所需的青年。广肇会馆历来注重儒家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传承。广肇先辈很早就集资建广仁学校，是著名的巴城中学的前身之一。巴城中学创办于1945年，1966年7月停办，巴中校友于2012年创办了巴中三语学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开设华文课，还教书法、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复兴华文教育而努力。

另一家在印尼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广东会馆是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成立于2007年，旨在团结在印尼之客家华裔族群，2016年，在全印尼各地区已有51所分会。在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名誉会长梁世桢的推动下，印尼八华学校于2007年复办。八华学校于1901年在雅加达创办，于1966年停办。当年创校人之一便是梁世桢的祖父梁映堂，41年之后在梁世桢的推动下八华学校成功复办。近年来，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成功创办了崇德三语学校，并在多个分会都有分校，是华文教育复兴的重要力量之一。

印尼客家博物馆由印度尼西亚客属联谊总会筹建、中国梅州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第一层将间隔成许多单元用作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宴会厅、图书馆、纪念品销售部、客家美食小馆等；二楼和三楼辟为展览厅，展示1000多年来客家先贤背井离乡的奋斗史，以及数百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华族中的杰出客家先贤事迹，如在西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共和国”的罗芳伯，著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张弼士及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梁辉运等。客家博物馆的落成，反映了印尼政府近年来对华人的重视和对华人文化的尊重。

及至19世纪，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语缘形式集结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东会馆、同乡会大约在1880年前后开始纷纷成立，潮汕、客家、广府的华侨华人纷纷设立会馆、社团，修建庙宇，守望相助。印尼各地分布着客属团体、广肇会馆、惠潮嘉会馆、梅县同乡会、惠州会馆、潮州会馆、蕉岭同乡会及大埔同乡会等等。如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惠潮嘉会馆，原为广东公祠，为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3府25县乡亲的联谊组织。1950年至1965年是印尼华侨社团发展最快的阶段。据资料估算，1958年全印尼的侨团约有2100多个。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潮州乡亲公会、海南联谊会、梅州会馆、大埔同乡会、蕉岭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勿里洞同乡联谊会等九个社团组成。该会是海外首个由广肇、客属、潮州社团联合组成的广东社团联合体。

李金福：学者，中华会馆创始人之一

郑建盛：贸工部长（苏哈托时期）

郭建义（Kwik Kian Gie）：经济与金融部长（1999年—2000年），国家发展计划部长（2001年—2004年）。

冯慧兰（Mari Pangestu）：贸易部长（2004—）、经济学者。

王赓武：历史学者。

王莲香：（Susi Susanti）：羽球选手与1992年奥运金牌得主。

魏仁芳（Alan Budikusuma）：羽球选手与1992年奥运金牌得主。

苏福义（Soe Hok Gie）：民运人士。

黄维源：印尼针记集团创始人，子黄惠祥、黄惠忠、黄廷周，中国福建晋江潘湖籍

刘邦高

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