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之治，又称贞观遗风，是指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治世，因唐高宗在位第一个年号为永徽而得名，时间起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讫于永徽六年（655）。

唐朝建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政治、法律、军事、科举等制度方面，唐朝基本上承用隋制而加以改进，比隋朝更加完备，更加周密。

唐太宗李世民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他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史称“贞观之治”，为唐高宗即位后创立盛世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帝位，结果一废一贬，于是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李治在京师长安即位，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时期，唐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极限：东起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海；西临里海，占有半个中亚，抵达阿拉伯；南至越南横山，越过北部湾，占有半个越南，抵达中南半岛；而北部则越过贝加尔湖，占有整个蒙古。

李治在位34年，这个时期大唐疆域达到了1237万平方公里。

唐高宗李治虚心纳谏、勤于政事。登基之初，李治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

在政事方面，李治鼓励大臣多进谏，特别是关于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永徽五年（654），天下大旱，亲下诏书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各进封事，极言阙咎”。九月，他又对五品以上的官员说：“先前我侍奉先帝时，见你们屡屡上书言事，终日不绝，现 在为什么无人上书呢?难道真的是天下无事吗?从今往后，大家仍要勤于进谏，假如无法当面奏闻，可以随时呈递文本。”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十月以后，因为身体原因，一般是每隔三天才上朝一次见一下文武百官，处理一下日常政务。但是李治每天都坚持上朝，风雨无阻。同时每天都召见十几个地方刺史，向他们询问民间的情况，并把这件事作为一项制度，每天执行。直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在宰相奏称天下无事，要求改为隔日上朝理事的情况下，才改为两日一临朝。

在官员选举制度方面，唐高宗李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科举制度，并对这个国家首要的官员选举制进行了彻底改造。重新建立科举制度，选用了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这是唐高宗李治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而不仅仅是靠世袭的特权选拔。这个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八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李勣是太宗朝的重臣，太宗去世前故意将他外调，并嘱咐李治即位后重用李勣，使李勣受新皇之恩而忠诚不二。李治登基后，即遵父嘱。在位期间，多次下诏求贤。即位当年的九月，便颁布了第一道求贤诏，命京官及诸州荐举贤良。除频繁颁发求贤诏令外，他还对那些享有盛名的隐逸之士厚加礼遇。京兆华原人孙思邈医术精湛，誉满海内，隐居于太白山，绝意仕途。隋文帝杨坚为北周宰相时，曾召他出任国子博士，坚辞不就。李世民召他进京，授以官职，还是坚辞不受。等到李治在位时，孙思邈已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李治仍把他请到京师，授以谏议大夫之职。后来，孙思邈执意辞职，回到隐居之地，李治特地赐给他良马，并把郡阳公主邑司赠给他居住。

在律法建设方面，唐高宗永徽时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敕令修订了《永徽律》。《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永徽二年（651），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当年九月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称为《永徽律令》。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大量招揽有学识的人，对唐律规定逐条进行解释，最后由长孙无忌等人将律文和解释编撰在一起，编成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 今的《唐律疏义》，在永徽四年（653）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 威性的注疏。

李治登基后，文治武功并举。李治即位之后完成的第一件伟业，是用兵西域，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为了平定这场叛乱，李治用了9年时间，发动了三次远征。平定贺鲁后，李治在西突厥故地，设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唐朝的势力进一步越过葱岭、碎叶川，正式进入中亚内陆腹地。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位于中亚碎叶川（今中亚的楚河）东西两岸，下辖许多羁际府州，于倒以西、波斯以东、以及乌浒河（今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之地，都归其统辖。

永徽元年（650）九月，高侃擒突厥车鼻可汗，平定漠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永徽二年（651）正月，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七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永徽三年（652）正月，唐军在牢山之战中大败贺鲁军。永徽六年（655），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唐军占领百济全境，其国王奔高句丽。

唐高宗继续推行轻徭薄赋政策。轻徭薄赋是永徽年间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唐太宗刚逝世，唐高宗就明令罢除军役以及土木营建；还在即位诏中申明“敬顺惟新，仰昭先德，宣布凯泽，被乎亿兆”，表白自己关心民疾的旨意。

虽然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在贞观十三年（639）部分重要城市发展常平仓的基础上，永徽六年（655）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唐高宗时期，确定了进士考诗赋杂文的制度，对唐代诗文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史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官方撰史方面，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开始修撰的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五代史志》到显庆元年（656）成书，后并入《隋书》刊行。私人撰史方面，有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二书。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已决定撰写南北二史，可惜不久就去世了。李延寿决心继承父业，利用史馆提供的条件，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正史为依据，参考杂史1000余卷，用16年功夫，历贞观、永徽、显庆，终于写成《南史》和《北史》。

另外，随着普通地主的大量涌现和以文词取士政策的施行，诗坛开始活跃。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孝通，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

孙思邈，唐朝医学家，时人尊为药王，著有《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

吕才，唐朝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

李淳风，唐朝数学家、天文学家，贞观七年（633年），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创造性的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三重环”浑天仪，名为浑天黄道仪。贞观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浑天仪的《法象志》。注释《算经十书》、《推背图》、《典章文物志》、《秘阁录》、《乙巳占》等书。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唐高宗永徽时期人口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的380万户。

唐高宗永徽时期，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物价也相当便宜。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个铜钱。

唐高宗永徽时期的民族政策是以招抚为主。当时吐谷浑、南诏国等唐朝藩属国都曾遣使入贡。永徽四年（653年），为获得唐帝国的支持，南诏王细奴逻派子逻盛炎出使唐帝国，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

唐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永徽二年（651）向唐王朝贡献方物。

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6次。他们为唐朝带来了良马、宝钿带等贵重礼物。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

永徽四年（653）五月，日本派遣唐大使吉士长丹、副使吉士驹、学问僧道严、学生巨世药等一百二十一人，同乘一船来唐（据云尚有另外学问僧及学生十四人），同时另派遣唐大使高田根麻吕等一百二十人，乘另一船赴唐。至七月，高田根麻吕等所乘船，在萨摩国萨麻郡邻近遇难。此系日本大化革新后首次遣使来唐。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高宗的统治都是贞观之治的继承与发展。虽然以仁孝著称的唐高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开创之功固然需要胆识与才干，而遵行旧轨并非不需要能力。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恰恰相反，遵循旧制、循序渐进，往往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永徽年间开始，唐高宗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

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

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