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变态》（日语平假名：かいへんたい）是指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长崎奉行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形势报告书（即所谓“唐船风说书”）的文件汇编，由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辑整理成册，秘藏于内阁文库中。《华夷变态》所收录的报告书达2000多件，绝大部分为日文，起止年代是1644年到1724年。该书涵盖的时间范围正是满洲人入主中国的时期，而日本认为这是中华沦陷于夷狄的过程，因此命名为“华夷变态”。该书不仅是了解江户时代前期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献，也是反映日本人观念中的“华夷秩序”已经“失序”的一份史料，具有相当高的价值。1958年，《华夷变态》由日本东洋文库以上中下三大册附补遗一册的形式首次刊行于世。

万历朝鲜战争以后，日本和中国断绝了官方往来，继丰臣秀吉而兴起的德川家康在建立政权以后，试图恢复对华朝贡关系，但没能成功。17世纪30年代以后，德川幕府又实行锁国政策，并严禁日本人出海。然而，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没有中止，日本保留长崎一港对中国、荷兰通商，因而长崎成为日本了解外界的窗口。

那时的日本虽然厉行锁国政策，但从未懈怠对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军事及社会动态的关注，一直搜集各种情报。江户时代的外交史料汇编《通航一览》载：“长崎唐船入港之时，奉行所派官员并与五所派来官员各一名，登唐船，查验载来货物、天主教门诸物、严禁物品等。”也就是说，每当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长崎奉行就会派遣“唐通事”登船询问商船主及其他人员。其询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一是船从何处来？经过哪些地方？船上多少人？最重要的是清查是否混入西方传教士；二是船上货物有无违禁物品？有无洋教书籍？三是中国方面的形势。询问调查完毕后，“唐通事”将其写成报告书，将其交给长崎奉行，长崎奉行又将其上报幕府，这类报告书被称为“唐船风说书”（与之相应的还有“阿兰陀（荷兰）风说书”）。

1644年，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清军入关，开始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德川幕府对这一事态极为关注，除了对传教士和天主教书籍的例行盘查之外，还加紧了对中国形势的调查和情报的搜集，使这一时期的“唐船风说书”的意义不仅限于中日贸易，更成为当时的国际时事报道，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此后数十年间，这类报告书多达2000多件，后经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辑整理为《华夷变态》。

正如背景所提示的那样，《华夷变态》并非是论述华夷思想或评价明清鼎革的著作，而是主要涉及中国形势和中日贸易等客观事态，那么为什么会叫《华夷变态》呢？编者林春胜在1674年（延宝二年）所撰序言中写道：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云海渺茫，不详其始末。如《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概记而已。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来往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江户）者，其中闻于公（将军），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顷间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其胜败不可知焉，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

在这段序言中交代了以下信息：首先，这本书收录的“唐船风说书”所包含的年代正值明清鼎革之际，而作为编者的幕府儒官林春胜则认为这段过程是“华变于夷之态”，所以命名为《华夷变态》；其次，林春胜一家（包括其子林信笃）负责为幕府将军用日语解释、讲授这些“唐船风说书”，因而对这些资料极为熟悉，也非常爱惜，出于“恐其亡失”而保护这些珍贵资料的动机，故编纂了这本书；第三，林春胜不仅感慨于“华夷变态”，更在听说三藩之乱的消息后，殷切盼望“夷变于华之态”，这进一步反映了他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并非编者林春胜、林信笃父子所有，在当时“视满洲为夷狄，并称之为鞑靼、奴儿部、鞑虏、奴酋，蔑视嫌忌之情十分强烈，对于不断蒙受其侵扰的朝鲜半岛和明朝寄予深厚的同情，这是明清鼎革之际，弥漫于日本朝野的一种风潮”。可见《华夷变态》一书，不仅叙述了中国的形势和中日贸易状况，更反映出了当时日本人面对中国变局的思想心态和价值判断。

《华夷变态》中收录的“唐船风说书”数量庞大，上起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日本正保元年），下迄1724年（清雍正二年，日本享保九年。后来东洋文库在《华夷变态》补遗册中收录了1728年的唐船风说书，但原本未收），总数约2300件。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将其编为《华夷变态》三十五卷（此外还附有《崎港商说》三卷），收藏于内阁文库中。

从上述可知，《华夷变态》是对1644年到1724年间“唐船风说书”的文件汇编，但由于其书名所体现的华夷之辨思想，自然不是简单的编辑整理，尤其体现在前五卷上。该书前五卷所收录之文件均与明清鼎革有关，而第一卷的资料更非“风说书”的形式，而是敕谕、咨文、檄文、实务策论之类，共计14篇。这些资料都是从中国、朝鲜、琉球等地搜集而来，涉及1644年到1658年间有关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关、日本乞师、长崎存银等事件。这些文件是：《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崇祯宾天弘光登位》、《大明兵乱传闻》、《大明兵乱传闻》、《崔芝请援兵》、《郑芝龙请援兵》、《芝龙败军》、《郑彩寄书》、《郑彩寄书（请援兵）》、《琉球传闻》、《鲁王谕琉球》、《建国公遗琉球书》、《朱成功献日本书》、《郑经郑鸣骏诉论》。因此《华夷变态》的第一卷开宗明义，最能体现林春胜编辑该书的初衷。从第二卷开始，则开始出现报告书（“唐船风说书”）的形式，但比例并不高，一直到第五卷，都是以搜集到的明清鼎革相关史料和论述为主。而到第六卷以后，均是以“某番某地船风说”的报告书形式编排，为纯粹的风说书，其所录内容也日趋平淡和泛化，与《华夷变态》这一书名脱节。其原因第一是明朝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清朝统一中国已成定局，中国局势趋于稳定，吻合“华夷变态”这一主旨的报告书自然越来越少。第二是随着中国局势的稳定，日本对清朝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这从《华夷变态》的内容即可看出。到三藩之乱时，日本人在和解的风说书中称吴三桂、耿精忠等人军队为“义兵”，而称清朝为“鞑靼”；但到1685年，其用词却变为“大清诸省”以及“康熙帝对旱魃十分震惊，引率百官至郊外祈雨”，俨然成了中原正统帝王。其后也极少称清朝为鞑靼或鞑虏，而多以“大清”称之，并记录了不少满洲人汉化、尊孔、康熙帝学习汉文化、起用贤儒隐士等内容。第三是编者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华夷变态》的编者是林春胜与林信笃父子，而其成书是从1674年以后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据学者研究，前五卷为林春胜所编，第六卷以后则为其子林信笃所编。而林信笃的理念似乎与乃父不同，华夷之辨的色彩少了许多，故导致了《华夷变态》前五卷与第六卷后之间的内容差异。

《华夷变态》一书共计35卷，至1717年为止；而后又附有1717年到1724年之间风说书的《崎港商说》3卷，一般也被归入《华夷变态》中。《华夷变态》所收录之内容在当时是机密文件，秘藏于内阁文库中，但仍“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外”，所以也出现了几个民间版本。一种版本被称为“通行本”，即只有《华夷变态》前五卷的内容；一种版本被称为“岛原松平家藏本”，大致与原本相同，岛原松平氏在江户时代负有监督长崎奉行的职责，因此利用职权之便获得《华夷变态》也在情理之中；一种版本是汉译本，发行于1906年，这是“辛亥革命前留学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颇多与以灭清兴汉为目标的孙中山一派共鸣者，他们阅读了《华夷变态》，了解到明清革命之际日本朝野对明朝寄予深切的同情，将其与现状进行对比，有所感触，故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以为汉族奋起之资”，因而将其中带有浓厚反清色彩的内容翻译。1958年，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整理内阁文库本《华夷变态》三十五卷（附《崎港商说》三卷），并利用岛原市立图书馆松平文库本《华夷变态》和内阁文库藏“长崎御用留”中的相关记录补充了若干资料，构成上中下三巨册附补遗一册的规模，并由东洋文库将其作为“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种以排印本形式首次刊行于世。1981年，东洋文库又发行《华夷变态》的再刊本。

《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春胜（1618年—1680年），名恕，一名春胜，号春斋、鹅峰、向阳轩等，以其号“春斋”行世。是江户时代初期著名儒学家、朱子学者林罗山之子，世代担任幕府“儒役”（儒官）一职。宽永十四年（1637年），林春胜随其父林罗山进入幕府，开始了其为幕府效力的生涯。正保三年（1646年）成为幕府儒官。宽文三年（1663年）开始为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讲解五经，赐号弘文学士，参与幕府有关诉讼以及外交事务等机密事务。林春胜精通日本历史，与其父林罗山一同主持编撰《本朝通鉴》，对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延宝八年（1680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林家的第三代传人林信笃（1644年—1732年），是林春胜之次子，名戆，一名信笃，字直民，号凤冈。剃发后称大藏卿法印春常。延宝八年（1680年）继承其父职位。元禄四年（1691年）汤岛圣堂建成，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即命林信笃为首任大学头，叙从五位下。林家自此始世代为大学头，作为将军侍读，掌管幕府的法令起草、外交文书的拟定、孔庙祭祀等工作。此前林家亦须剃发，自林信笃始，特准蓄发，这在以武士阶层为中心的社会中，意味着儒学者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有《凤冈林学士集》一百二十卷行世。

《华夷变态》一书，对于中日关系乃至于明清鼎革期间的中国历史来说，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文献，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正如浦廉一教授所说：“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料价值 。而且即便是街谈巷议之类，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学家谢国桢更结合清代实情指出：“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其所说的乃是《华夷变态》中所收录之吴三桂起兵檄文，该史料由于满清的禁毁已不存于中国，却在日本的《华夷变态》一书中保留下来，可见《华夷变态》的价值与意义。除了可以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以外，《华夷之辨》还可与中国史料互相参照，增加信度。比如黄宗羲曾在《海外恸哭记》一文中记载了黄斌卿日本乞师的事实，这在中国只能算孤证而存疑；但日本《华夷变态》第一卷之《郑芝龙请援兵》中却明确提到了这段史实，能与黄宗羲的记述相互印证参照，因此可推断这段历史是属实的。此外，《华夷变态》对于了解那时候的中日贸易乃至中国海外贸易状况、中日文化交流、德川幕府外交政策等方面亦颇有裨益。

除此之外，在思想意义上，《华夷变态》还是反映日本人观念中的“华夷秩序”已经“失序”的一份史料，同时也体现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形成。日本人观念中的“华夷秩序”的变化当然不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从丰臣秀吉结束战国纷争并试图假道朝鲜征服明朝开始，日本便已自绝于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中。其后德川家康虽试图重新加入华夷秩序，但没能成功。尽管如此，明清鼎革无疑对日本人的华夷观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清军入关前，日本虽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但尚认同明朝为中华，而清军入关、统一中国则使日本人认为中华已沦为夷狄，华夷关系易位，这也是《华夷变态》书名所蕴含的日本人的思想心态。另一方面，明清鼎革也刺激了“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日本认为中国已“华夷变态”，而自己则代表着“中华”，因此对中国产生优越感。郑成功在乞师时更是明确视日本为“华”：“贵国于我，地虽辽绝，称徐福裔，是非华人子孙乎？……昔回纥应郭子仪募，尽力唐室。夷犹如此，何况贵国与我同派，能通诗书，能习礼仪，见我艰难，不悯然乎？”所以《华夷变态》中收录的这些内容也足以折射出当时日本人隐然以“华”自居的心态，或者说《华夷变态》的书名体现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显性的“华夷变态”，同时也暗含了发生在日本的隐性的“华夷变态”。这就是《华夷变态》所反映的日本人的华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