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语（日语：きょうわご），又称兴亚语、日满语、大东亚语，是指20世纪初流行于伪满洲国（今中国东北）的汉语、日语的混合语言。协和语分为汉语的协和语、日语的协和语两种。汉语的协和语指伪满洲国时期，在汉语（日方曾以为伪满洲国的汉语官话为“满语”）中引入日语词汇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而日语的协和语则是一种由满洲国非日本人使用的一种夹杂有大量汉语词汇的新式日语方言。

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在成立之后，有大批日本移民进入。日本人在各层次机关担任实质领导人。伪满洲国规定日语是中小学的必修课。学校里日本人教师也达到了40%以上。无论在政界、商界、民间，交流成了当务之急。加之日本和伪满洲国当局的推波助澜，形成了协和语。

语言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将殖民者自己的语言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对此，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学者、文人等自占领东北并成立伪满洲之始，就在中国占领地有计划、有步骤的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有关机构制定了日本语普及方案，明确提出日语“内涵是指导大陆民族使之炼成纯正日本人，外延是青少年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化” 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称为所谓的“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并受到了相当的成效。在中国大陆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推销日本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

虽然日本方面在占领东北后就迫不及待地在东北的中小学勒令，除教授汉语外，还必须教授日语，日语成了必修课。甚至日方规定高等学校（相当于现职业高中或者高中）毕业时候日语必须要过三级翻译级别，否则不允许毕业。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沟通上问题还是很大。当时伪满政府所有部门都有大批的日本人任职，甚至连皇帝溥仪的贴身侍卫都是日本人。学校里日本教师的人数占到40%以上。因此，在伪满洲时期，无论是政界、商界或民间，解决沟通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伴随着日本在伪满洲殖民化教育的一系列高压政策的推行下，一种汉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在东北地区产生了。这种汉语与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是将汉字照日本语的意义解释，但不照日本语读音，而是照汉语读音，它既非日本语，又非汉语，譬如，将“客满”说成“满员”，“标题”说成“表题”、“愿望”说成“志望”、“工钱”称为“劳金”、“挣钱”说成“吃劳金”，“草垫子”说成“榻榻米”，“汽车”说成“古鲁码”，“厕所”说成“便所”等等。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把这种语言变体称为“协和语”。所以，不仅有很多中文混杂其中，还省略了不少的助词。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种异常情况下产生的语言现象逐渐消失了，但它的痕迹则至今依然可以见到。

在语言使用上，日本侵略者推行一种野蛮的消灭汉语的语言政策。在1937年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中，日语教育占有突出地位。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小学阶段，日语课时就基本上和汉语课时相等。中学阶段，日语课时的比例逐渐增大，后来竟超过汉语课时一倍以上。“新学制”把日语列为“国语”。伪满政府则把日语定为“公用语”，要求人人会说。

据文献记载，当时学校的教材中，所有的外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等一律用日文的片假名注音。查阅当时的有关报纸和资料，发现日文的片假名随处可见。

随着伪满洲国的灭亡，协和语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应用逐渐消失。在这种野蛮的语言同化政策高压下，东北各族人民使用汉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东北地区汉语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这种语言在东北流行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中国政府下令规范汉字语言文字规范，禁止“协和语”的使用。

然而，由于日本人自1980年代开始积极向中国大陆开拓商机，有不少日本人都有学习汉语。这种“有日语特色的中文”还不时在日资百货公司或日本人写的出版物中偶尔看见。

这种混合语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内在口语和书面语上都有广泛的应用。

口语方面，如：“你的帮我，我的钱的大大的给。”

在书面语方面，如引自《满洲农业概况》：“人生所需求的衣食住一切物品，无一不可以大豆供给的、福特汽车王曾经讲过：完全用大豆作成而使用豆油驰驱的汽车，不久就可以出现了。由这句话也可以窥知大豆用处伟大了，大豆有以上的广泛的用途，所以在将来发展上有莫大期待的。”

劳工的薪水使用“劳金”，职员上班称“通勤”，溥仪身边的亲近之人称为御用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