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印度政党。1920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33年12月建立全国性政党。1934年被宣布为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1942年获得合法地位。战后积极参加议会选举。1946年7月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开始了持续5年的农民武装斗争。1951年10月全国代表会议决定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1964年公开分裂，以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为首的一派另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度共产党”名称。1981年4月，丹吉因支持英·甘地与党内发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党，该党再次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土壤，一些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和国大党内的少数激进青年成为最早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人。这些人，有的在印度国外，有的在印度国内。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是罗易。

罗易曾是孟加拉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在大战中曾多次被派往国外购买军火，后因种种原因逃到墨西哥，参加了墨西哥社会党，并与党内的共产主义者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罗易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亚局主要负责人之一。1920年10月17日，罗易在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创立了侨民共产党，开始在侨民中并向国内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阐述印度民族斗争的形势和任务。

这个罗易，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有干系。1927年，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到中国指导工作。他未经许可，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直接导致了国共分裂。毛泽东曾说：谁促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斯大林出于党内斗争需要没有马上处分罗易，但到了1930年前后，还是把罗易开除出了共产国际。

罗易创立印度侨民共产党的同时，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1－1922年间，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和康浦尔等地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罗易派回国的一些侨民共产党党员也成为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这些小组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很多刊物，如孟加拉语的《人民之声》、英语的《社会主义者》和乌尔都语的《革命》等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兴起，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不安。在“粉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叫嚣中，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1925年，印度康浦尔的一个报纸编辑萨提亚·巴克塔宣布要建立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在得到当局允许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印度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全国会议。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为防止共产主义旗帜被人利用，只得派人参加会议。会上成立了印度共产党，各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都被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天，被认为是印度共产党诞生的日子，标志着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印度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而是继续接受罗易的指导。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共产党的外围掩护组织即工农党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33年12月，全印共产党会议在加尔各答召开，印度共产党宣布加入共产国际。

从1920年印度侨民共产党成立之后，印度的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战略策略之争。党内斗争频繁激烈，外部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也非常严厉，党的命运多舛。印度独立后，党时而提出要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时而提出采取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政权，时而与宣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国大党左翼结成统一战线。但是，印度共产党还是参加了历次的国会选举，其政策也随形势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着调整，成为印度政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印度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别和斗争。1962年，印共总书记高士去世，加之彼时炙热的中苏论战，以及不幸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党内对印度社会性质的认识也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令印共内部原有的两派路线之争激化。

1964年4月，印度共产党的全国会议出现分裂。

当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以党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一派单独在加尔各答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孔达拉亚为总书记，改党的名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随后，以党的主席丹吉为首的另一派在孟买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丹吉为党的总书记，继续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至此，印度共产党一分为二。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前后，受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影响，印度还出现了一些极左的共产党组织，如印度共产党（马列）等，但这些组织影响都不大。

印度共产党认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新独立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先进的，但在农业中残存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印度政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实行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资本的力量，组成包括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民主阵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和相对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印共强调支持国大党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主张大力加强与苏联的合作，认为苏联是不结盟国家“最可靠的盟友”，是“世界和平的堡垒”。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认为，印度国家是大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机器，印度社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种姓、教派、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体，反对印度共产党关于印度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认为印度面临的革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帝、反垄断资本，争取民主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的道路应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下层组成广泛的人民民主战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议会斗争，通过合法途径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改革，但也必须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在对外政策上，支持政府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赞同同苏联亲近。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共（马）的很多党员因为拒绝污蔑中国为“侵略者”而遭到政府迫害，约有1300多名党员干部被逮捕。

由于先天环境适宜，印度共产党从其进入体制之初就显露勃勃生机。1952年参加首次大选，印共所获议席即列第二，成为国大党在国会中的最大反对派。5年后，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又成功开启执政生涯。在国大党一统天下的1950年代，共产党人能这么快取得自己的一块地盘，成就不算太小。由于刚进入体制就获得丰厚报偿，这无疑极大鼓励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与不切实际的武装革命道路相比，他们很显然愿意以这种低代价的体制内革命方式进入政坛，并施展其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

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邦政权，南布迪里巴德担任邦首席部长。他宣布，他的政府不是要在喀拉拉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实现国大党中央政府提出或允诺过但没有彻底实行的改革主张。新政府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推行了比较激进的政策，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把所有的私立学校和学校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特别重要的是，新政府把国家拥有的适于耕种的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实现了租佃法，使广大佃农得到了较多的实惠。

然而，南布迪里巴德关于新政府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讲话并没有消除印度全国、喀拉拉邦内部和国大党对共产党政权的敌视态度，反对派势力不断地挑起各种事端，而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和国大党中央总书记的英迪拉·甘地对此实际上是赞同的，中央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稳定措施。由于形势动荡不断升级，1959年7月31日，印度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接管了邦政权，实行总统治理。印度第一个合法的邦级的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这样夭折了。

历经磨难的印度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气馁。相反，他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结成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通过合法的斗争，争取掌握政权。

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在西孟加拉邦，则连续执政了34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究其原因，与印共（马）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农业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关。土改重心有两方面：租佃改革与土地的重新分配。通过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过150万佃农在主管部门登记后获得租地耕种，其永久、可继承租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障；根据联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邦政府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征收超限额土地，分配给250多万农户。土改使西孟加拉过半数农户直接受益。小农、贫农、中农拥有该邦84%的土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土改充分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仅为2.7%。

左翼阵线还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自治体制，使印度传统的评议会即潘查雅特（Panchayat）制度焕发新活力。邦将50%的职权下放充实到三级潘查雅特，而各级机构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过程从候选人酝酿到政策宣传再到最终投票和计票，均自由、公开、透明，包容反对派别，具有充分竞争性。邦政府特别规定，妇女席位要占1/3，落后地区、低收入者、贱民和土著民，也须予以充分照顾。如此重组之后，无地和贫苦农民在各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高达70%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原本由地方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被摧垮了，地方治理结构大为改善。如今，这种模式已成为印度各邦效仿的典范。

1980年代以来，印度国大党（英·甘地）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经济政策方面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共产党更坚定地将自己打造成工农等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对国大党的右倾化予以猛烈抨击。199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共产党又开始着力维护穆斯林、基督教等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其政治空间和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拓展。

相对于人民党，共产党对国大党（英）抱有更多好感，毕竟两者有维护世俗政治和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

2004年，印共（马）和印共在人民院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印共（马）甚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43席。两者所获的席位及其他左翼力量所获席位之和达到了61席。这个数目虽然还不足以组织政府，但却对欲组成政府的政党联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阻止信奉印度教至上的印度人民党继续执政，以印共（马）和印共为首的左翼力量决定从外部支持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其基础是双方达成的《最低共同纲领》，从而为其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印共（马）和印共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其影响力最大、地位最高的阶段。作为交换，共产党人索姆纳特·查特吉首次坐上人民院议长宝座。

由于不赞同曼莫汉·辛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左翼四党没有参加政府，而是采用印度特色的外围支持方式。不过，双方这种合作没有进行到底，2006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共产党出于“反帝”的本能和维护不结盟政策的考虑，坚决反对批准该协议。辛格总理的不妥协立场最终导致左翼四党宣布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辛格政府在随后的信任投票中成功争取到社会公民党等中间势力的支持，惊险过关。

2009年5月落幕的印度人民院第15届选举中，印共两大主流派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543个议席的竞争当中，印共（马）只分得区区16席，与上届相比，剧减了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了3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印共（马）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损失惨重，2004年时还有10席，这次只得4席，角色更显微不足道。

共产党的三大据点，除小邦特里普拉的两个人民院议席继续被印共（马）包揽外，喀拉拉和西孟加拉两邦都颜色大变。西孟加拉邦总计42席，印共（马）这次只夺得9席，与上届26席的辉煌战绩形成强烈对比，而其主要对手草根大会党则由1席猛蹿至19席。在喀拉拉邦，印共上次3席全部沦陷，印共（马）也只斩获4席，相当于上届的1/3。

此次选战，为何共产党突然间黯然失色，国会议席大幅萎缩？印共（马）在2009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认为，参选时组建“第三阵线”，明确提出建立不切实际的“非国大党、非印人党”政府，是患了策略性失误。的确，此举将左翼政党逼入墙角，促使不希望政策发生巨变的民众起来阻止共产党上台。不过，从选举结果看，参加“第三阵线”的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议席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上次大选一席未得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此次竟将9席收入囊中。比较起来，只有左翼四党遭遇滑铁卢，尤以其中两支共产党队伍为甚。这说明，失利原因主要还在于共产党自身表现。

喀拉拉邦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马）在该邦陷入了内讧。邦首席部长阿诸善南丹和党委书记维亚原相互攻击，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一度导致两人抛开对方，各自组建自己的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

假如说喀拉拉邦的矛盾性质属于共产党内部党政区隔不清、党务书记权限过大引发的老问题，那么在西孟加拉邦，共产党遇到的则是新挑战。

一直以来，西孟加拉邦的工业化步伐就被视为落后于印度整体发展，以至于昔日号称印度经济中心西孟加拉邦的综合实力排名已落到印度各邦中间靠后。强大的工会组织和罢工不利于吸引外资，青年人才不愿意留在首府加尔各答工作。即使是近几年，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第三大城市加尔各答仍然每隔一两个月就全城罢工一次，不仅公共交通瘫痪，工人纠察队还停止私人交通服务，甚至飞机都停飞。

印共（马）意识到必须实现工业化，因此在2006年西孟加拉邦大选中以此为核心议题，强调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却因为政策执行中的急躁，尤其是工业征地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的不满——塔塔集团推出的世界最廉价小车NANO的生产厂，因为在西孟加拉邦征地遭遇农民和反对党的抗议，不得不搬迁厂址；另一吸引外资设立化工厂的标志性项目也由于强制征地，甚至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流血冲突……

此外，印共（马）执政多年也出现官僚主义和缺乏活力的弊病，加上过去相互抵制的两大主要反对党首次联手，使得尚未成功找到工业化道路的印共（马）最终在2011年邦议会选举中落败，其连续执政34年的奇迹亦就此终结。

2011年5月结束的邦议会选举中，左翼阵线也在喀拉拉邦以微小差距失去执政地位，印度左翼30年来首次同时失去两大邦的政权，印度仅有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仍为共产党执政，这让不少人开始担忧印共未来的政治前景。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众多贫困人口使得左翼思潮在印度仍有很大市场。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印度每日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有约4.5亿，约占印度总人口的42%，有8.28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占其人口总数的75.6%，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例如有“印度北大”之称的尼赫鲁大学，直到今天仍然有学生为学校学费增长2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而绝食抗议，学校也不允许雀巢咖啡等商业化的咖啡馆在校园开店。在印度，仍然有不少年轻人习惯于享受政府补贴的长期为穷人提供的低价、但同时也是低质的服务。

此外，印度共产党（马）毕竟在西孟加拉邦还有较为完整的机构和组织，这都让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相信，共产党很可能还有翻身再执政的一天。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印共（马）和印共都进行了反思，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有关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印度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党的政策出现了趋同的倾向。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人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这支具有超过90年光辉历史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体制化的能力。

2012年4月上旬，印共（马）召开第20届党代会，该党政治局委员亚秋里提交了“关于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的议案，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缺点，分析了拉丁美洲、朝鲜、古巴和越南模式，并得出结论认为，印共必须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正确地吸取教训”，根据印度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路线图。

据《印度时报》报道，会上参加讨论的多数代表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模式“更注重培养亿万富翁而轻视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在印共（马）党代会上，不少代表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各种问题，包括贪污腐败、不平等和失业率上升等。代表们认为，中 国出现的新资本家、贫富之间差距的加大和中国工人微薄的工资，都显示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些代表建议印共（马）效仿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而不是学中国。但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代表明确支持中国模式里好的元素，并建议在印度模式中采纳。舆论认为，印共（马）在2011年的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此次“思想风暴”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并不明朗。

1964年印度共产党分裂时，印共的力量大于印共（马）。但由于两者不同的政策，印共的威信曾一度下降，印共（马）成为印度最大的左翼力量。印共（马）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政治局。设有县级委员会和地方基层组织。印共（马）现有党员104万，下属群众组织的总人数超过3000万。现任总书记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

印共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现有党员约60万左右，下属群众组织的总人数约600万。现任总书记巴尔丹（A. B. Bardan）。

印共（马）1964年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据称现有104万党员，是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印共（马）领导着印度各邦和国民议会中左翼政党的左翼阵线联盟，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影响力很大，并曾在这些邦长期执政。但在2011年地方选举中，该党遭遇惨败，只剩下在特里普拉邦执政。印共（马）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和反美帝国主义情绪，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

2012年4月上旬的印共（马）第20届党代会上，该党政治局委员亚秋里否认该党就模式问题产生分歧，“印度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进口中国、古巴或俄罗斯模式。我们不评论他们的道路是对还是错，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采纳适合印度条件的做法”。舆论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印共（马）希望借此次会议向其全体党员发出信息，通过“关于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的决议显示其思想的正确性，提高士气。该决议案在承认资本主义秩序在21世纪全球占上风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认为资本主义方式不能克服经济危机，只是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全球化的结果是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解放和解脱的灵验药方。亚秋里说，该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现状，找到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