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作的社会科学类著作，于1992年首次出版。

弗朗西斯·福山（以下简称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亚历山大·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最初缘起可追溯到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夏季号上发表的题目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来说，它的合法性在过去时间里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因为它战胜了像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晚近的共产主义这些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他断言，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这篇文章马上招致各方的评论和反对。福山认为，许多人对他所使用的“历史”一词产生了误会，他们从历史是事件的发生这种常规的意义出发，以柏林墙的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为“历史正在继续”的例证来反驳他，证明他的错误。然而，他所谓的已经终结，不是指事件的发生，包括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而是指“历史”。他声称，他对历史的理解相当接近于德国先哲黑格尔的想法。也就是说，当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显现为一个单一的进化过程。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他的观点。他将文章中的思想进一步展开，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这本著作。

该书从历史已经终结到历史如何终结、历史因何终结，详尽论述了历史终结论。

福山首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论的依据，他指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显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个从基于奴隶制和农业上的简单部族社会，到各种神权的、君主的和封建贵族的社会，再到现代的自由民主和技术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虽然二人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最终结束，但是，当人类达到一种能满足自己最深层、最基本需求的社会形式时，社会的演进也就终结了。因此这两个思想家都提出了一个历史的终点：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终点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像出生、生活和死亡这类自然周期会结束，重大的事件不会再发生，或报道这类事件的报纸会停刊。相反，这种认识认为，重大的原则和制度已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以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福山认为，引用黑格尔、马克思或他们在当代的追随者的权威来确立某种历史定向发展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因此，福山又根据历史发展的现实指出，20世纪最后1/4世纪中最突出的发展，是世界上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的致命缺点暴露无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集权政府到处都处于衰败之中。它们虽然没有完全被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取代，但自由民主仍是全球唯一跨地区、跨文化的组织良好的政治理想。此外，经济上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广为传播。它无论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二战结束时属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革命推动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运动。所有这些发展表明，人们需要再次面对这样的问题：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关联，或者这些发展都不过是撞大运式的偶然事例。这就再一次引出了是否有人类普遍历史这个问题。福山力图在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福山力图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解释历史的方向性和连贯性。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展开对所有过来的国家都具有一种强制力，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技术给予那些掌管了它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给予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进行战争的持续能力，没有一个重视自身独立的国家能够无视国防现代化的要求。第二，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起经济生产可行性的统一标准，技术使财富无限积累，从而使满足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成为可能。这种进程保证了所有人类社会同质性的增长，无论这些社会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起源和文化传统。所有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变得越来越相象：他们必然地在以集权国家、都市化取代部落、教派和家庭这类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上，在从功能和效益出发熟悉经济合理性方面，在向其公民提供普遍教育方面，合理地统一起来。这样的社会通过全球市场和普遍的消费文化传播，而日益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而且，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会促成向资本主义的普遍演变。所谓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事实上是历史变革的一种经济解释。

福山认为，谋求承认的斗争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从内部观照国际政治本质的主法，争取承认的愿望使两个战士为威望而走向原始的决斗场，逻辑上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在国际上，民族国家作为整体谋求承认，为谋求优势地位而进入决斗场。民族主义作为谋求承认的一种现代的、但并非完全理性的形式，是20世纪谋求承认斗争的媒体，也是20世纪最激烈冲突的根源。

该书最后部分谈到了“历史的终结”问题，谈到了在终结处出现的造物——“最后之人”（“last man”）。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民对享有的承认是否“完全满足”。福山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先于一切地决定了自由民主社会的长远未来，决定了今后可能出现的替代性选择。在该书的第五部分，他分别描述了来自左和右这两个方面的主要反映。左派会说，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普遍承认必然是不完全的，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经济不平等，造成了其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承认的劳动分工。在这方面，一个国家繁荣的绝对水平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仍然还会有相对贫穷的人，这些人会由于贫穷而受到其他公民的忽视。换言之，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承认平等公民的不平等。

在他看来，来自右翼的，对普遍承认的第二种批评更具挑战性。这种批评从根本上涉及到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平等承诺的横向影响。哲学家尼采被认为是右派最有影响的发言人。尼采认为现代民主并不代表前奴隶的自我主人化，而是代表现奴隶和某种奴隶道德的无条件胜利。自由民主社会的典型公民是受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的教育的“最后之人”，他或她放弃了自己在自我保护上具有无上价值的骄傲信念。自由民主产生了具有欲求和理性，具有通过计较长远个人利益而找到满足大量琐碎需要的新方法的聪慧，但却缺乏神性的“无胸怀之人”。最后之人没有一种谋求被承认为比他人更好的向往，而没有这种向往，就没有可能取得完美和成就。最后之人满足于他的幸福，对于无法超越的那些需要不感到愧疚。他已不再是人。顺着尼采的思想脉络，不能不提出下列问题：藉助普遍与平等承认得到满足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是否只能是一种被蔑视的对象，一个不再奋斗、不具灵感的“最后之人”；人性中是否不再具有有意寻求斗争、危险、刺激和勇敢的那些方面；或由于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消解，人性的这些方面是否就不再留存；人类的某种满足是否不再依靠固有的不平等的承认；不平等承认的向往是否不再真正构成一种贵族社会具有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同样具有的活生生的生活基础。该书力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