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 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从广义上讲，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录历史。录音、录影设备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也就是说，从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人预测，口述史学将成为未来治史的主要方法。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

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步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带和卡式录影带，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就真正诞生了。最早的回忆记录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Columbia Oral a Research Office）的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1863年纽约市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从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1967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机构—— 口述历史协会（OHA）。为口述历史学术上的交流和推进提供了平台。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口述历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规则。此后，口述历史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专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口述历史方面也都有所进展。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苋集资料，大力推动“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而且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白写为主．少数有录音带的，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近几年。现代口述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者。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关著作陆续出版。中国社科院在2003年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

2004年下半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交流和推进平台。口述历史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学科领域及民间历史研究团体纷纷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丰富自身历史的维度．研究学者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口述历史这类第一手资料有迫切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器材的价格大幅降低，计算机技术和录音笔、数码科技的高速发展也为口述历史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可能。口述历史工作迎来了开展的重要契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很多时候口述历史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比如一些民间艺术家，他们的记忆可以提供与该艺术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及民俗知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名人口述传记和小人物的口述史时，郭沂纹说：“（两种）都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些名人也都是老人，已经不太能自己写了，口述史有抢救资料的性质。”

尽管抢救资料是很多收集口述历史的人的一个共同心声，抢救资料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而选择口述历史采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立场。一位美国民俗学家就曾经发问，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二战犹太人经历的博物馆和相关研究，而有关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经历的博物馆寥寥无几。我们的学者也都清楚只有那些被收集来了的口述历史，才有可能被人们读到。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民俗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国会图书馆下的美国民俗中心有大型口述历史的资料库。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还主要是历史学家在关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教授杨利慧指出，尽管在中国的民俗学界，口述历史并非一个主流方法，随着90年代以来与美国民俗界的交流，这一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悉并使用，比如在研究民间艺术个体传承人的时候更多地使用口述历史研究，譬如一个民间故事传承的情况。人类学家胡红宝则强调了口述历史采访对象与现在流行的访谈录采访对象的不同，他认为口述历史在中国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对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与他们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同事不同，历史学家左玉河则正在进行着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工作，旨在从理论研究上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正式启动了“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旨在建立起一份全面、真实、生动的有关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档案。该项目得到了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肯定和扶持。同样作为献礼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的重大项目之一，“SMG广播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于2008年5月正式立项，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和技术运营中心共同开发建设。以上两大项目均被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列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而宝贵的成果。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通过采访拍摄上海广播领域的一批老前辈，回溯和记录了上海人民广播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共完成了对42位上海老广播人(夏之平、钱乃立、施燕声、施岁华、黄其、张芝，哈丽莲、陈醇、杨启民、范惠凤、邓平生、郭冰、何占春、吴仲华、葛锦帆、周济、郭在精、赖素娟、贺稚圭、刘继汉、高宇、杨爱珍、李学成、章焜华、张弛、徐炜、龚敏芝、陈绍楚、许克正、周维城、赵志芳、陆进云、陆玉珍、孙桂芬、蒋泽汉、第一批广播合唱团和第一批剧团成员)的采访拍摄工作。他们中有早期的电台领导和第一代播音员、编辑、记者，录音师等，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专业工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前辈们当年的创业历史、广播事业的成长轨迹和改革发展的精彩片段。该项目得到老广播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配合，并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项目共形成录像带39盘、DVD视频光盘35盘、音频光盘34盘、图片资料32盘，采访拍摄总时长超过65个小时。

“SMG广播媒资管理系统”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传媒集团所有广播频率、实现音频资料高效管理和全面共享的数字化业务平台，促进集团广播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增值。系统将实现广播内容资源的多渠道、高质量采集、收录、筛选，针对广播的播出节目、制作素材建立起“存储、管理、服务” 的长效机制，从而使SMG的广播资源得到更为便捷的检索和更为高效的利用。节目资料中心历时三年多对18万多盘开盘带、磁带、唱片等媒介的7万多小时音频资料进行了数字化转存，目前已形成11大类、近37万条广播节目与素材，为广播媒资管理系统打下了内容资源的厚实基础。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在上海广电媒体资产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将为上海广播事业新一轮的创新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2009年5月20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举办“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局长朱咏雷，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沛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卑根源、总裁黎瑞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李尚智、林罗华、汪建强及总裁助理陈金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有关领导等到会祝贺，龚学平、宋超、黎瑞刚作了讲话，对这两大项目的成果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传媒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再铸上海广播的辉煌。

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

口述史研究并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党史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访谈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受访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

选题要普遍和典型

访谈的选题要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访谈前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是设计选题，选题对取得成功有决定意义。可供选择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或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题材等。作为口述史学，尤要选择那些题材重要、有学术意义但缺少文字资料的题目来作调查，这正是口述史学本来意义上的任务。

以挖掘事实为原则

采取灵活的访谈方法。口述研究的主客体均为活体，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口述者的生活经历、文化层次和个性特点各有不同，所以采访交谈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采访者的知识结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不同，所采取的访谈方式也会不同。

态度客观

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口述资料是以记忆为依据的，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时，切忌主观删改，应保持资料原貌，同时加以注释论证。若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抵触，难辨真伪时，应使两种观点在资料中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整理者不可依据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来决定原始口述资料的取舍。对于那些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语，整理者也不可任意删除或更换词汇。保持口述资料的原始性，既是对口述者和口述资料的尊重，也是对口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及感受这一历史活动的尊重；同时也给日后的资料使用者留出一个可供“继续被解释”的开放的空间。

口述史学是发端于海外的一种记录历史的形式，其在人类社会的应用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家司马迁等皆广泛应用口述历史，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中古及近代。例如，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书写《法国革命史》时就援引了大量来自大众的口头证据。但是到了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应用却渐渐衰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海外一直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著名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多年坚持口述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这种体例近些年在国内也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口述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一批口述史学之作也相继问世。但是作为国家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部门的档案部门，对于口述档案的采集制作以及整理鉴定都还是一个空白，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档案工作的一个缺憾。积极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和研究，不仅弥补不足，丰富内涵，也能以更具鲜活的史料形式留存记忆和开展国际之间交流。

口述历史何以在2l世纪初的中国变得如此风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渐渐意识到：当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颇感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搜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资料，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而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此外，口述历史也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讲述和回忆的渠道，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一些历史情节只能通过推理和假设来完成。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口述历史在传统的以文字档案写史的主流外，成功开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虽然口述记录也有缺陷和不足，如：搜集耗时，受限于口述者记忆的好坏，多少都带有个人观点等等，但口述资料仍不失是一项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的偏见与主观正好反映叙述者的历史立场）。其实，口述历史的应用增加了叙述历史者的数目，扩宽了历史叙述的视线，亦直接打破了历史叙述可能出现的一元性及垄断性。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权扩展。把历史自上而下的叙述方法改变，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为历史研究开拓出新的探索空间，同时也对曾被忽略的阶层及群体加以重新认识。口述历史的应用在近年来变得广泛，也令历史研究变得更多元化、民主化。所以，口述历史其实不仅仅只是一门历史技法，它还是一种理解人类历史的新立场和态度，并可与文献历史互补长短，增加历史知识的丰富度。

口述史首先是声音的历史，是由口述收集者提问，口述者回答而产生的对于口述者亲历亲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其次，在现代意义的口述史中，这些声音是借助于录音机或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将这些声音的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供研究使用，对此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高度概括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应用录音录像设备，把原始资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由此可见，日记、自传和回忆录虽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不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是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彼此的问与答。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口述历史正是沾了口述人亲历、亲见、亲闻、大多为第一手资料，便更加具体、细腻、生动．当事人口述所经历的过程富有现实性鲜活性和权威性。

选择受访人是很重要的，但要如何找到值得访谈的受访对象呢?口述人既可以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代表人物，也可以是这些类活动的一般见证者、参与者；口述人可以是当地各行各业的人物，也可以是平民百姓，特别是那些逐渐在城市化进程逐渐消逝的行业的参与者、经历者；口述人还也可以是海外人，他们的历史是当地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是这些人越来越少了。口述人都是一段历史活的见证，又可以是一定文化活动的代表，尤其是与二十世纪同步的各地历史过程的亲历者，目睹者现大多已步人高龄期，不少人身体状态不佳，他们一旦去世便是当地历史的失忆，对于这一部分口述人应该抢救性地及时开展这一方面工作，为时代、为未来留下历史的踪迹。

首先应尽可能地掌握受访人的生活背景资料、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等等方面，此外，受访人的老照片、毕业纪念册或工作经历所留下的资料，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有代表性质的物品也尽可能搜集，因为这些都有助于受访人回忆。

访谈有一对一的访谈，也有集体式的访问。至于对个人进行专访，必须让受访人有畅谈的空间，尽量不要有第三者的干扰，这样访问才容易进入状况。访谈时最好能站在受访人的立场来发问。

访谈前：准备工作中要熟悉被访谈者的所有背景资料，确定访谈主题，重视语言使用的问题，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及不同性别爱好的人要选用不同的切入点和兴趣点。

访谈时：重视访谈时的互动关系，访问者应仔细倾听受访者的语言，避免其他人在场，尽量不要轻易打断被访者的讲述。

口述史的搜集过程从表面上看是采取的是聊天的方式，在口述者状态非常轻松的情况下进行，整个过程相当松散，但提问者一定要随时做到心中有数，这就要在事先设计好提问提纲。

口述访谈最困难的是整理访谈纪录，因为受访人不会按照你所预设的方向一一陈述．可能会出现跳跃式的陈述，因此整理访谈纪录的人很重要、也很辛苦。而整理纪录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查证数据，例如受访人提到某人、某地、某年或某机构时，一定要查到正确数据；所以访谈时，一定要将受访人所处时代的制度或人、事、物弄清楚，多用心查证。

正式的口述历史。访谈的录音或录影带会经过制作抄本、摘要和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要注意的是，口述历史不包括无特殊目的的随意录音，例如窃听录音；也不涵盖演讲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然而，口述历史是一种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探究方法，故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事实上，一般人也可以从事口述历史访谈，由访谈者与受访者以录音访谈的简单形式，记录口传记忆．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资料，重现人们昔日的生活片段。

主持人：曹景行陈晓楠

首播：周六 23:00-23:45

回放：周日 11:02-11:47

播出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

于「南方周末2006年新年特刊」中，口述历史被评为「致敬之年度电视栏目」。

以过来人亲身谈历史往事，大是大非中细诉点点滴滴。每周星期六为您献上口述历史。（此节目现已停播）

口述历史是凤凰卫视充分利用话语空间、传递历史的又一力作。它采用口述历史、人本叙事方式，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寻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每件事件皆撼动心灵、凝住每段关键时刻。节目旨在“因事找人，因人找事”，选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历者见证人，也聚焦重要历史人物、国家政要所亲身经历的事件。

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几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都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无名小辈唐德刚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1972年，唐德刚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一版再版。如今，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均在此列。

早在2001年，偶然的机会，小崔在日本看到了早稻田大学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馆，当他发现，那里的影像资料就能抵过当时全中国的收藏量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面墙，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三四本书介绍，而且都是日本学者写的，比如民族历史、服装文化，连玩具都有，甚至整个房子都被搬了过去。我再看他们口述历史的影像，就更震惊了，仅日本早稻田大学做的口述历史就比整个中国做得还多。我回来后就呼吁政府投资或电视台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所以只好自己努力筹钱做了。其实早在1948年美国人就开始做口述历史，这几年中国内地才开始做，但不成体系，更不成规模”。

口述历史是慈善工程

淡忘历史，这样下去挺危险

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口述历史”项目，8年间共采访了35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总耗资1.3亿元，先后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等系列专题记录片，“这600万分钟就是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我们将来想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崔永元继续说道：“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着急呢？！”

一年时间，抗战老兵没了一半

崔永元提到一位现居哈尔滨的90岁老人：“他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和战友一起被捕，本来定于1945年8月14日行刑。行刑的时间是每天下午2点到4点半，行刑那天日本兵出去喝酒回来晚了，杀了他的战友后时间不够了，就把他送回监狱准备第二天再杀。结果第二天日本投降

紧迫感一直伴随着崔永元。“拥有这些传奇的人越来越少了，2006年我们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没了。3500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

对于一些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的亲历者来说，《我的抗战

没心没肺，社会上还是少数人

2002年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崔永元不知深浅，亲自出门吆喝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还贵吧，去和电视台谈，人家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两番，1500元吧……我一听都蒙了，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

有人担心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收视，“有意义”敌不过“有意思”，电视台宁愿让凤姐、芙蓉姐姐们粉墨登场，也不愿让一肚子历史的老人说说过去。崔永元对此很淡然：“电视节目也一样存在着分众，如果你迷恋网上那些人那些事，最好别看我们的纪录片，看了也别张嘴。我特怕那些人看完了还要评论一下，让人哭笑不得，你说我是回你还是不回你呢？”

他意味深长地说：“收视率

今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崔永元团队整理了与抗战有关的素材，总计400多个人，制作出这部《我的抗战》。《我的抗战》总长度900余分钟，分上下两部。上部32集，涵盖了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等22个重大战役，及敌后战场、战俘、伪军、情报工作、爱情等方方面面。下部50集不但有边缅抗战、美国飞虎队的最新资料，还有一些对相关历史研究者的采访。

至于“《我的抗战》被央视拒之门外”的传闻，崔永元也给予了澄清：“中央台现在在改版，实行频道专业化，《我的抗战》被安排在纪录片频道中播出，但该频道明年1月1日才开播。对我们来说，这个时间有点晚，所以没有选择在央视首播，但央视肯定迟早会播。”崔永元透露，从11月中旬开始，《我的抗战》会在不少于80家的地方电视台播出。目前该片在网络视频的首轮播出效果很好，上线20多天点击率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在纪录片排行榜中排前20位，而日点击率则排前5位。

崔永元显得很欣慰：“社会上没心没肺的人毕竟还是少；愿意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的，还是占多数”。

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日前开始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从2011年4月18日起，每天晚上20：30首播，每天一集，00：00在cctv纪录频道重播。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地产大佬冯仑免费提供的。

左玉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读书报：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口述史图书，如《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都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和关注，口述史的写作和出版有走热的趋势。请问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写作口述史作品，这些作品又如此受到读者青睐呢？

左玉河：目前，口述历史甚为火爆，图书出版界出现了“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的新格局，各出版社以发行“口述历史”书刊为时尚。这种现象说明口述历史不仅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读者青睐于口述历史作品，原因有三：一是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数是过去人们了解较少的，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当事人生动的口述叙述，既满足了人们的探秘心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二是非常注重对历史细节的回顾与描述，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将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三是这些口述史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读书报：传统的历史文本主要是由历史学者依据对文献的考证和分析来撰写的，口述史兴起既扩大了历史写作者的队伍，也拓展了史料搜集的范围，对传统的史学工作有所突破，该怎样看待这种“突破”？

左玉河：口述历史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史料搜集的范围，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整理并保存下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及必备的资料，而且扩大了历史文本的写作队伍，对口述史有兴趣的非历史专业的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及作家，都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搜集、整理并刊印口述历史文本。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培训班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史料搜集。口述历史的兴起，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历史文本的书写，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的文本，客观存在的“本然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的文本”之间结合的程度由此加深了。

读书报：如何给口述史下个定义？口述史与新闻记者所做的访谈、与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区别？

左玉河：要区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这两个概念。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搜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目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主要有三类：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前两者更多地是把“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后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整理出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这是口述历史与新闻记者及社会学人类学访谈的差异所在。

读书报：人的回忆往往不可靠，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口述史的真实性呢？口述史作品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或许是它传达出口述人的倾向、情绪，因而平添一种真实感和生动性，似乎，关于历史的“主观表达”要比“客观叙述”更好看，是这样吗？

左玉河：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误解。人们不止一次地质问我：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我的回答是：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但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

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虽然口述历史作品中大量反映口述者的“主观表达”比“客观叙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往往相应降低，这是口述历史访谈中需要警惕的。

读书报：我们知道，口述史的撰写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他提出问题、引导受访者的讲述、对记录下来的内容进行取舍，因此，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很深的介入。您认为这种介入的限度在什么地方？像唐德刚写《胡适口述自传》那样大量地以文献补口述之不足，详加注释的做法，您以为如何？

左玉河：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做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像唐德刚那样以相关文献补口述之不足而详加注释的做法，是口述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有可能迁就“可读性”而无意中牺牲“真实性”，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原则，就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口述史作品

⒈《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⒉《启功口述历史》（赵仁珪、章景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⒊《日军侵华集中营》（何天义，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⒋《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齐红深，大象出版社2008年）

⒌《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⒍《河北抗战“三亲”实录》（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

⒎《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⒏《文强口述自传》（刘延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⒐《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⒑《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⒒《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张健飞、杨念群，三联书店2003年版）

口述史理论图书

⒈《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⒉《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⒊《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杨祥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⒋《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山西朔州作家孙莱芙2012年开始做《走西口》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