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关键》是南宋吕祖谦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1173-1174）为门人学子学习科考之文而编选并点评的文章选本，其出发点是示人门径，便于科举。《古文关键》一出，便博得了广大士子的喜爱和文坛的推崇。

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选取了唐宋著名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之文共六十余篇，首次确立了唐宋散文的经典。其在点评时对文章布局谋篇的精辟见解，对散文创作方法的强调，在文章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是评点文体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其评点与评点理论反映出南宋文学批评的新风气，从《古文关键》可以看到评点形态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色。《古文关键》的编选与评点在唐宋八大家的形成以及唐宋古文经典化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带有评点的文章选本，其选文重议论文体，评文重蕈法结构与写作技法。由于《古文关键》的典范意义和重大影响，宋代后出之文章选本，如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真德秀《文章正宗》等，莫不受其沾溉。

韩愈（14篇）：《获麟解》、《师说》、《谏臣论》、《原道》、《原人》、《辩讳》、《杂说》（实为《杂说一》、《杂说四》2篇）、《重答张籍书》、《与孟简尚书书》、《答陈生书》、《答陈商书》、《送王含秀才序》、《送文畅序》。

柳宗元（8篇）：《晋文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封建论》、《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捕蛇者说》、《与韩愈书论史事》、《送薛存义序》。

欧阳修（11篇）：《朋党论》、《纵囚论》、《为君难论下》、《本论上》、《本论下》、《春秋论》、《春秋论中》、《泰誓论》、《上范司谏书》、《送徐无党南归序》、《送王陶序》。

苏洵（6篇）：《春秋论》、《管仲论》、《高祖论》、《审势》、《上富丞相书》、《上田枢密书》。

苏轼（16篇）：《荀卿论》、《子思论》、《韩非论》、《孙武论》、《留侯论》、《晁错论》、《王者不治夷狄论》、《孔子堕三都》、《秦始皇扶苏》、《范增》、《厉法禁》、《倡勇敢》、《钱塘勤上人诗集叙》、《六一居士集叙》、《潮州韩文公庙碑》、《王仲义真赞叙》。

苏辙（2篇）：《三国论》、《君术》。

曾巩（4篇）：《唐论》、《救灾议》、《战国策目录序》、《送赵宏序》。

张耒（2篇）：《景帝论》、《用大论》。

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馀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二十卷，今卷首所载看诸家文法，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诸人俱在论列，而其文无一篇录入。似此本非其全书，然《书录解题》所载，亦祗二卷，与今本卷数相合，所称韩、柳、欧、苏、曾诸家，亦与今本家数相合，知全书实止於此。《宋志》荒谬，误增一十字也。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版之时，不知宋人读书於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叶盛《水东日记》曰：宋儒批选文章，前有吕东莱，次则楼迂斋、周应龙，又其次则谢叠山也。朱子尝以拘於腔子议东莱矣。要之，批选议论，不为无益，亦讲学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书之评也。

《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中山大学 教授 吴承学

宋代吕祖谦所评点的《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海内外不少学者的论著都涉及对于该书的介绍， 但是还没有专门的个案研究。本文拟就《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形式、旨趣以及影响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现存《古文关键》最流行的版本有两种：《丛书集成初编》本与《四库全书》本，而前者尤其流行。

《丛书集成初编》本前有同治十年胡凤丹的《重刻古文关键序》、张云章原序、《古文关键凡例》，后有无名氏的《古文关键旧跋》与徐树屏的《跋》。《丛书集成初编》本是据“金华丛书”本排印的，而“金华丛书”本则是同治十年（1871）据昆山徐树屏刊本重刻的。徐树屏为清代徐乾学之子，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清初官至大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酷爱图书，建有著名的藏书楼传是楼。徐树屏本所据的就是徐乾学所藏的宋版书。该书有张云章的序，云章字汉瞻，号朴村，曾入李煦幕，后与曹寅订交，诗酒赓和，考订典籍。徐树屏与张云章同为康熙年代的人，故徐树屏本刊印于康熙年间。该书的《凡例》称以其家藏两宋刻本参酌互证而成的，两本前后不同，标注内容也有所不同。而且后本有宋人蔡文子的注，徐树屏刊本补入蔡文子的注，在注中还加上整理者的校刊记。此本原有点抹，《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没有印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明嘉靖刊本，没有蔡文子的注，也没有点抹。另外，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初刻本，四册一函，有点抹，然无蔡文子注文。

从繁简的角度看，《古文关键》各种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区别在于有无收入蔡文子的注。从评点学的角度看，《古文关键》各种版本又可分为有点抹与无点抹两个系统。《四库》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都没有保存《古文关键》原有的点抹，难以真实地反映出其原貎。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有点抹，但颇为模糊，有些不易辨认。近承日本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寄赠日本“官板《古文关键》”，该版本据“古闽晏张氏励志书屋重刊”而雕刻的，出版年月是文化元年（公元1804年）。“目录”下标明：“东莱吕祖谦伯恭评、建安蔡文子行之注、昆山后学徐树屏敬思考异”。日本官板本是徐树屏刊本的重刊本，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古文关键》原有点抹的情况，可与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互相参照。

各种版本的内容稍有差异，比如各本的篇数略有出入，明刊本62篇，《丛书集成初编》本63篇，《四库全书》本61篇。《四库全书》本比《丛书集成初编》本少了《留侯论》与《王者不治夷狄论》两篇，明刊本则少了《留侯论》。另外《丛书集成初编》本与《四库全书》本的篇目次序也略有差别，比如《春秋论》、《春秋论中》与《子思论》、《荀卿论》诸篇两种版本的次序刚好相反。又如，该书“总论”的“论作文法”提到古文各种体式，并说：“以上格制，详具于下卷篇中”。但流行的《四库全书》与《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的内文却非分上、下卷而是分为一、二两卷，令人生疑。而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与日本官板都分为“卷上”、“卷下”，似乎更符合原书的体例。

历来人们似乎对于《古文关键》的编者没有提出疑问。《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云：“《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该书为“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 都是明白指出此书是吕祖谦所选的。

然而，徐树屏本后有无名氏的《古文关键旧跋》：“余家旧藏《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张云章《序》据此谓：“审此则非东莱所选可知也。然其手眼，实出诸家之上。西山、叠山、迂斋皆似得此意而通者。”日本官板《古文关键》目录下也明确注明为“东莱吕祖谦伯恭评”，而不标明“评选”。张云章据《旧跋》谓《古文关键》并非吕祖谦所选，认为吕祖谦只是在前人所选的基础上加以评注而已。然而，《旧跋》为何时何人所作，其说法的根据是什么，都不清楚，他本人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证据。

不过，《古文关键》的编选确有些不易理解的问题。

我们假设《古文关键》确为吕祖谦所选，则应该与吕祖谦所选的《宋文鉴》在选目上有较大的相似处。然而把《古文关键》所选宋人文章篇目与《宋文鉴》相比较，却有很大的差距。世人对《宋文鉴》评价褒贬不一，据朱熹的评价，《宋文鉴》是用心编选的。 《宋文鉴》篇幅巨大，而《古文关键》选文数目很少，按常理，选入《古文关键》的宋文，《宋文鉴》一般应该选录，而事实却是两者差异很大，《丛书集成初编》本《古文关键》收入宋文42篇，《宋文鉴》与之相同篇目仅17篇，选文相同的比例非常低。

“总论”的“论作文法”提到古文有“上下、离合、聚散、前后”等三十一种体式，并说：“以上格制，详具于下卷篇中”。今考下卷之中，“论作文法”中所提到那些格制、术语也甚少出现在评语之中。如果“总论”与选本同出一时一人的话，很难想象会出现这些前后矛盾的情况。

另外，“总论”部分与入选的文章之间也存在一些奇怪现象。《古文关键》选入苏洵古文六篇，而在“看文字法”中，却未提及老苏文。而未入选的王（安石）文、李（廌）文、秦（观）文、晁（补之）文 却反而有评论。在看韩、柳、欧、苏四家文法中，都是先指出其优点，再点出注意其缺陷的，“看诸家文法”的评语基本都是批评的。如论苏辙文“太拘执”，李文“太烦，亦粗”，秦文“知常而不知变”，张文“知变而不知常”，晁文“粗率”。而对王安石评价是：“纯洁。学王不成，遂无气焰”，在艺术上的评价比张耒高，但书中却选张耒而不选王安石。这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吗？如果是，“总论”中也可以不涉及王安石。我们注意到吕祖谦《宋文鉴》却收了王安石许多文章。另外《古文关键》所选张耒两篇文章又是吕祖谦《宋文鉴》所未选入的。所以并不排除“总论”与选本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可能性。如果出于一人之手，则可能不是作于一时，故前后未能统一。

《古文关键》在“看诸家文法”之后提到：“以上评韩、柳、欧、苏等文字，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说诲人。”（“说斋”或作“悦斋”）唐仲友与朱熹有过节，《宋史》无传。关于唐仲友与朱熹的矛盾，在当时大概是比较著名的事件。《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有《按唐仲友第三状》，卷十九有《按唐仲友第四状》，《齐东野语》卷十七、卷二十，《夷坚志》“庚”卷十有所记载和发挥，而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硬勘案大儒争闲气》，更将两人过节演化为小说家言，影响甚大。《古文关键》“总论”在此处也是唯一一处突兀地提到当时文人的批评，“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说诲人”，确有些奇怪，令人怀疑此书的编选与唐仲友之间的某种关系。

关于编者问题，我仍持慎重阙疑的态度，不敢妄测。因为该书确实存在一些疑问，但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足以证明吕祖谦并非《古文关键》的编选者。如果本书确为吕祖谦所选的话，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编选、评点和写作“总论”非一时之作。不过，即使该书不是吕祖谦所选，至少也已得到吕祖谦的认可，与其标准比较一致。而且该书的编选“其手眼，实出诸家之上。西山、叠山、迂斋皆似得此意而通者。”（张云章《序》语）从选本学的角度来看，《古文关键》所选多为艺术精品，为后来选家与读者所广泛接受，对于唐宋古文经典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仍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选本。

二

下面我们再讨论《古文关键》的编选及其评点方式。

严格地说，《古文关键》是一部“名不副实”的“古文”选本，它不但没有选唐以前的古文，而且所选差不多只限于“论”体文，论体文将近50篇，约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其余的文体为“书”、“序”与“传”，而所收的“书”、“序”多数其实也是论体文。如欧阳修的《送王陶序》就是论《易》之文。为什么《古文关键》所选绝大多数是“论”体呢？这是因为它是一部辅助当时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入门书，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古文关键》总论“论作文法”：“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所谓“有用”，也有实用之意。“论”体在当时科举考试中相当重要。“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 既然《古文关键》乃为科举考试之助，所选文章以论体为主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吕祖谦本人是“论”学专家，他的《左氏博议》也是论体文，吕祖谦在该书的自序中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宋代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论学绳尺·论诀》“诸先辈论行文法”首条引用“东莱吕公云”，或引自《丽泽文说》，或直接引用《古文关键》的“总论” 。而在《论学绳尺》的评注之中，也有二十七条涉及吕东莱之论。如卷二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考官欧阳起鸣批云：“文字出入东莱，议论法度严密，意味深长，说得圣人本心出，深得论体，可敬可服。”可见《论学绳尺》明显受到《古文关键》的影响。

从现存文献来看，我们可以把《古文关键》看成是评点文体形成的标志性著作。那么，评点文体与一般的诗话、文话、序跋或专论等文学批评形式有哪些不同之处？

章学诚说：“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囿于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校雠通义·宗刘》)章学诚认为评点的起源也始于《诗品》与《文心雕龙》，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他对于评点持一种贬抑态度，也不一定公允。不过，他指出评点与《诗品》和《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之不同：一是传统文学批评形式“有评无点”，其次，传统文学批评形式“离诗与文而别出为书”，而评点则是与本文紧密结合一起的。这种看法倒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评点之特色首在于“点”，即点抹标志。点抹是一种超越文字的特殊的分析方式，它本身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而使用的醒豁的标志符号，但是符号所含蕴的意义又是需要读者细细体会的，与直接的文字批评不同，这正是评点之所以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主要形式特色。假如完全舍“点”则评点不成其为完整的评点了。但是研究宋人点抹标志颇为困难：由于时代久远，现存宋人评点的选本大都是后人传刻的。传刻者往往只留下“评”，而删略去圈点标抹之处，使我们难以看到宋人评点的真面目，而且多数评点研究者也只研究“评”而不暇顾及“点”，这是目前评点学研究的通病。《古文关键》原来有点抹，但大多刻本都把点抹去掉了。《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谓：“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板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 《丛书集成初编》本的《古文关键·凡例》谓家藏两宋本：“前本不施圈点，偶点其一二用字着力处，圈则竟无之。后本稍用圈点，或一二字，或一二段之下，间有着圈者，点则连行连句有之。要不过什之二三耳。”可见宋本原来是有数量不多的圈点，徐树屏刊本原有点抹，可惜《丛书集成初编》印行时没有将点抹印出。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保留点抹，非常可贵，但有点模糊。日本官板《古文关键》也保留原有的点抹，非常清晰，两本可以参照。两本相较，其分段大致相同，但明初刻本的点抹略少。从明初刻本与日本官板《古文关键》综合看来，此本点抹可分为三种：一是抹，有长抹，有短抹，形状是在本文右侧加上长线或短线；二是点，形状是“、”，用于本文右侧；三是界划标志，明初本形状为“—”，用于所标文字之下，日本官板形状为“﹄”，用于所标文字的左下角。《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七“四书类存目”《苏评孟子二卷》提要谓：“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笔抹形式在北宋已流行，而圈点则盛于南宋末年。从《古文关键》的点抹看来，它以笔抹为主，有小量的截与点，而未见用圈。据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所引，南宋略后于吕祖谦的真德秀，其“批点法”有：点（分句读小点、菁华旁点、字眼圈点）、抹、撇、截四种，比吕祖谦较为细密了。

《古文关键》在几种符号中，抹笔所用最多，大概是施于纲目关键与句法之佳处。“点”用得不多，主要起一种提醒读者注意的作用，近于现在的着重号，尤其注意文中多次出现的重要字眼。如韩愈《获麟解》一文中有八个“知”字、四个“祥”字，字旁都特别加上“点”。在《原道》评点中特别点出文中十五个“为之”二字。至于界划标志，主要表示“行文段落间架”（徐树屏刊本《古文关键凡例》），用于段落的结束处。比如《获麟解》总评：“反复作五段说”，内文中便用界划分为五段，表明评点者对于文章意义段落的理解。

三

评点在形式上与训诂注释相近，但训诂注释重在字词的音义出处，而评点有时也论及音义出处，但重点却在文章的布局脉络用笔技巧。评点是一种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它以标志符号和语言文字的评论，逐字、逐句、逐段分析文本的线索脉络，指点出文章的布局章法与字句修辞，引导读者并与之同时展开阅读的进程。评点与一般文学批评也有所不同，一般形式的文学批评是在阅读和理解本文之后，评价作家作品之优劣，它并不展示批评家的阅读过程。而评点则是始终不离开本文的阅读过程。在细读本文过程中，运用标志符号与评论文字，随文予以解析，这是评点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形式不同的基本特质。在评点著作中，它的前提是读者与评点者的阅读同步进行，有原文与全文作为背景。评点是把读者与文本放在主体部分，评点者仅起提示、引导、启发作用。评点文字不是独立的文体，只有寄生于文本才可以生存，才有意义，如果将评点剥离开来，多数评点文字会让人不知所云。随文批评与独立批评区别甚大，它并不是把一般批评的内容分散到作品的各部分，而是随文而生的，有一般文学批评所没有的强烈的“现场感”。打个比方，读一般文学批评文字就如读山水游记，而读评点文字就如同在导游的引导下徜徉于山水之间。评点虽然简短，标志的位置却是相当重要。同一个字或点抹，用在何处却是见出功力的。这就如同看戏，是否在恰当的地方喝彩足以看出观众的水平来。

宋代的儒学对于评点的影响甚大。 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与诗文的评点著作卷首常载有“读法”等例言，这种传统也是渊源于宋代儒学的。宋儒读书非常重视读书之法，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即有《读<论语>、<孟子>法》，而东莱此书卷首，亦有《总论看文字法》，可见宋代儒学与文章之学有相通之处。后来的评点著作，虽然读法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先看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字处。”这是从总体上提出评点的方法。前者在于获得篇章整体印象的读法，后者则是“细读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循环的。《古文关键》在每篇的旁批中，所论多是“古人用意下字处”。至于评“文字体式”，吕祖谦在有些文章的总评就明确指出该篇是某某体。如《谏臣论》的总评：“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捕蛇者说》的总评：“感慨讥讽体。”《与韩愈论史官书》的总评：“亦是攻击辩诘体。”

东莱的《总论看文字法》可以看成是最早的评点理论。其评点之法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内容：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对这段文字学界通常的断句是：“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不过，在《古文关键》的具体评点中，几乎没有统称“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的 ，倒是分别出现“大概”、“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的次数极多，尤其是“纲目”、“关键”、“警策”、“句法”更是在在可见。所以我在以上每句之中加以顿号，以示它们之间略有区别。

“大概”意为文章的整体，也就是“文字体式”。《古文关键》评点中未出现“主张”词，但多次出现“主意”（P60）、“大意”，疑即“主张”之意。

“文势”指文章体势，或指有气势。书中多评“文势自然”（P21），或“如破竹”（P23），“文势如一波一浪”（P127），更多是迳评为“文势”，是赞赏之言，如柳宗元《梓人传》一篇四处誉之曰“文势”。有些虽然没有评以“文势”，如：“一篇须看大开合”（P23），实际上也是论文势的。“规模”大概指文章的布局，如谓“规模一定”（P61）。

“纲目关键”全书仅在《晁错论》的评点中连用过，大概与文章的章法有关。但更多的地方是“纲目”与“关键”分开来用的 ，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呢？或许“纲目”是指文章展开的主要线索。如评《留侯论》：“一篇纲目在‘忍’”，评《荀卿论》：“纲目在‘不敢放言’。”评《倡勇敢》“战以勇为主”句：“纲目”。又书中有时以“主意纲目”连用，如评《上范司谏书》“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句为“是一篇主意纲目”（P81），在《论作文法》：“文字一篇之中，……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可见“纲目”与“血脉”关系甚为密切。《总论看文字法》中说到“纲目关键”时说：“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我以为此语主要指“纲目”非常强调互相呼应。故文中多评及“纲目相应”（P70、71、84），“血脉相应”。又如评《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为“纲目”，而在末尾“弟子不必不如师”句：“应前吾师道处意，纲目不乱。”“关键”是指文章在“铺叙次第、抑扬开合”等章法的紧要之处，包括内容就比较广泛了。《古文关键》在这些地方有的迳评以“关键”，有的则以“抑”“扬”等语评之。

《古文关键》“警策”与“句法”的区别比较明显，在《看文字法》中，已将两者分开说了。该书中用“警策”一词最多，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东莱之“警策”正是指篇中“片言而居要”之处，也常作“警策精神”。“句法”是指遣辞造句、起结、剪裁、转折等文字功夫。

从《总论看文字法》来看，东莱的评点之法既是对全文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也要具体考察其章法、布局、结构，分析各段落如何铺叙，各段落之间如何呼应，研究其遣辞造句、起结、剪裁、转折等文字功夫。这个整体的把握与具体的考察是相辅相承的，这种方法可称为细读法。

东莱《总论看文字法》提出评点的总原则，与该书中随文的评点相比，是比较有系统的阅读理论。一般说来，评点形态的毛病在于比较零碎，缺乏系统，而《总论看文字法》比较明确系统提出评点的原则和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当然，除了《总论看文字法》之外，《古文关键》具体的评点还运用许多批评术语。比如：精神、眼目、血脉、关锁、筋骨等，也相当重要。又比如八股文评点常有文中 “立柱” “破题”、“骂题”等，这些术语在《古文关键》中也已出现了。（P83、89、129、131）有些学者谈到明清文学评点时多言及受到八股文评点的影响，最初的事实也许恰好相反。

吕祖谦在《古文关键》总论部分没有明确说明其批评标准与理想，但在一些评点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内容。如“大抵文字使事，须下有力言语。”（柳宗元《晋　文公问守原议》旁批）“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总评）“大凡作文妙处须出意外”（欧阳修《朋党论》总评）、“大抵要斥人须多方说，教他无逃处。”（欧阳修《春秋说下》总评）这些都是论说文的技巧理论。

《古文关键》书名即标明其旨趣在于“关键”。所谓“关键”大致只关乎章法与结构等艺术形式因素。《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谓：“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所论甚是，吕祖谦是理学家，但其评点不但毫无理学味，也不甚关心文章的内容，其关注重点是文章的技法。比如韩愈的《杂说一》“龙嘘气成文”篇，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五就评说：“此篇主意谓圣君不可无贤臣，贤臣不可无圣君，圣贤相逢，精聚神会，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龙指圣君，云指贤臣。”而吕祖谦在此篇无一字论及其内容，只有“实句”、“抑”、“若无而又有，若绝而又生”几语，纯粹评其技法而已。可见吕祖谦把理学与文学分得相当清楚。又如韩愈《原道》是儒学的重要文献，但是吕祖谦的评点无一语涉及儒家之道，纯粹从写作的角度去评点的，这确是非常独特的。吕祖谦《古文关键》标志着南宋文学批评的一种新风气：从写作实用的角度，重在分析文章的结构形式、用笔，而基本不涉及其内容，这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风气为学术主流的宋代文坛，确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吕祖谦是位理学家，却开创一种纯形式的批评，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宋代理学家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

由于吕祖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所评点的《古文关键》自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学术界已注意及此，但所论尚比较含糊，这里我想通过具体例证对此加以说明和补充。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有两段文字涉及吕祖谦的评点：

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髙，见得破。”

至之以所业呈先生。先生因言：“东莱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道夫）

朱熹对于吕祖谦“所批文”——也就是其评点——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文章之法变化无穷，难以用一定的格式（“文字腔子”）来评点。不过，朱熹下文还是赞同吕祖谦对于韩愈《获麟解》的分析。朱熹所说的“伯恭所批文”指的是否就是《古文关键》，难以考定。朱熹是对“伯恭所批文”不满还是对于否定评点方式呢？依我看，主要是朱熹与吕祖谦在学术见解、治学方法上有些差异，所以对“伯恭所批文”有所不满，其实他本人也非常喜欢用点抹的方式来读书：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

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

《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对于其后的南宋文学选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是编选的影响。《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谓楼昉《迂斋古文标注》五卷“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从选文方面看，《古文关键》所选的许多文章也被《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等文集选入，而且所占比例相当大。《崇古文诀》与《古文关健》相同15篇，重复率占《古文关键》原选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文章轨范》29篇，重复率占《古文关键》原选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古文集成》25篇，重复率占《古文关键》原选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南宋的一些古文评点选本，已采用东莱《古文关键》的评语了。如卷一评《与孟简尚书书》：“一篇须看大开合”。《崇古文诀》评语相同。卷一评《梓人传》：“抑扬好，一节应一节。严序事实。”亦为《崇古文诀》所引。评《与韩愈论史官书》：“亦是攻击辩诘体，颇似退之诤臣论。”为《崇古文诀》所引。又卷一评《答陈商书》：“文婉曲而有味”。《文章轨范》评语相同。而且《古文关键》的批评术语也多为南宋古文评点选本所用，如《文章轨范》中就多用“关键”、“主意”、“关锁”、“字法”、“句法”等术语。

宋人的古文选集，引用《古文关键》评点最多的大概是《古文集成》，其中有二十三篇引用《古文关键》，具体篇目是韩愈《获麟解》、《谏臣论》、《原道》、《原人》、《辩讳》、《重答张籍书》、《与孟简尚书书》、《答陈生书》、《送文畅序》，柳宗元《晋文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封建论》、《送薛存义序》，欧阳修《朋党论》、《为君难论》、《本论》、《上范司谏书》、《送徐无党南归序》、《送王陶序》，苏洵《上富丞相书》、《上田枢密书》，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曾巩《救灾议》。另《古文集成》卷三十三欧阳修《五代史朋党论》引东莱批，但是《古文关键》未选此篇。其中《封建论》、《王者不治夷狄论》、《获麟解》、《桐叶封弟辨》、《辩讳》、《原道》六篇全篇用《古文关键》原有批注，另外各篇为部分引用《古文关键》，主要引用其每篇的总评。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明代题为归有光编的《文章指南》一书卷首即有《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字法》、《归震川先生论作文法》，其文字几乎全抄自《古文关键》。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吕祖谦《古文关键》在后代影响之大。

除了文学选本之外，子部笔记也有引用《古文关键》评点文字的。如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二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此语虽未言其出处，但明显是引自《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的。 又如元代魏初《青崖集》卷五《尚野名说》：“东莱吕伯恭甫谓韩子‘简古，一本于经，亦学孟子’，又谓‘柳出《国语》’。”这是引用《古文关键》的“总论”“看韩文法”与“看柳文法”。元代盛如梓撰《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亦引吕祖谦《古文关键》对韩愈、柳宗元文章的评点。这些例子都说明，《古文关键》以后，东莱的评论已经成为研究韩、柳、欧、苏的权威说法，屡被人们引用。

关于《古文关键》与唐宋八大家形成之关系，我曾在《评点之兴》一文中谈到《古文关键》的选文“其实已经初具明人所谓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了。……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特别垂意于唐宋之文，固然与选本的诵读对象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对唐宋古文的价值与特点的独到见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似乎已经开了明代唐宋派的先声。我以为，吕祖谦对于唐宋派至少存在一种潜在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比较含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关于明代“唐宋八大家”说法的形成，日本学者高津孝先生在《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表述。 本文想在此基础上用实证统计的方法从《古文关键》的编选对唐宋派古文选集的影响加以说明。

唐宋八大家古文选集，最早见于明代朱右的《六先生文集》。所谓六家，其实是八家，因为三苏并为一家。朱右《新编六先生文集序》：

《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巻。唐韩昌黎文三巻，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巻，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巻，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巻，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巻，四十篇；三苏文三巻五十七篇。（《白云稿》卷五）

从其选文数目来看，朱右似乎对于曾巩的文章比较重视，他入选的文章居八家之首，比三苏总数还多。朱右另有《唐宋六家文衡》之选，不过，据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八《中都稿》之《唐宋六家文衡序》，“唐宋文衡总三百三十篇”，内容与篇数和《六先生文集》相仿。据贝琼所说朱右“其定《六家文衡》，因损益东莱吕氏之选。”也就是说，《六家文衡》是在吕祖谦《古文关键》基础上所选的。贝琼在《唐宋六家文衡序》中所论述的《六家文衡》的选编意旨也与《古文关键》关系密切：

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余尝读之若《原道》、《原毁》，由孟轲之后，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议》、《桐叶封弟辨》，凿凿乎是非之公。使圣人复作，无以易之。其它驰骋上下，先后相发，诚乐之而不厌，信言之异乎。

这段话差不多总结了《古文关键》“看文字法”与内文中对于诸家的评价，而他所提到韩愈、柳宗元数篇古文，也正是《古文关键》所选入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损益东莱吕氏之选”的说法是确论。

唐顺之的《文编》六十四卷，也是唐宋派有代表性的古文选集之一。其中收入韩愈文143篇，柳宗元文67篇，欧阳修文206篇，王安石文52篇，苏洵文33篇，苏轼文199篇，苏辙文57篇，曾巩文25篇。其中与《古文关键》相同文章共有49篇，重复率占《古文关键》原选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而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与《古文关键》相同篇目共有60篇，占《古文关键》原选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看，在《古文关键》在唐宋八大家的形成以及唐宋古文经典化进程的影响，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