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全（1892年—1979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湖北省天门县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担任天潜县游击队第四大队八班班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襄北独立团一营军需、第八师二十二团二连司务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供给处主任、师供给部部长，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供给部部长，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供给部部长，雁门军区供给部部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后勤部部长，江汉军区供给部部长，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后勤部供给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1892年，史可全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县干驿镇史岭村一户贫苦农家，原名史泰金。12岁时。史可全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帮工，并利用夜间拜师习武，不怕吃苦，练就一身好功夫。史可全练成武术后，在光绪末年至民国初期，经常被镖局请去“押镖”。

1926年，史可全和一伙弟兄帮人“押镖”时，半路被人多势众的“青红帮”把货抢了，无法回家，只得在芦苇荡摸鱼捉虾充饥度日。10月，史可全在共产党员马振帮、姚普生、史光焕的影响下，到干驿镇参加了农民协会。

1927年3月，史可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天（门）汉（川）暴动失败后，史可全经党组织介绍与江陵地下党负责人段德昌等取得联系，以杂货店伙计身份为掩护，在马家寨乡从事地下工作，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筹集经费，输送物资，护送干部。史可全任公安县区苏维埃政府拥红委员。在此期间，史可全还成了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的联络人。

1929年3月间，史可全得知国民党军将进犯马家寨，便连夜通知段德昌，使得在马家寨的游击队安全转移。国民党军扑空后，便将他抓起来严刑审讯三天。开始时，他被拷打三个多时辰时，靠气功运气，身上皮肤竟完好无损。后来精疲力竭了，实在没劲运气，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未暴露身份。后来，史可全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被释放，又在马家寨以开甜食馆为掩护，继续为游击队输送人员和武器。

1930年，史可全回到家乡，任区苏维埃政府护卫委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输送人员和武器。

1932年春，史可全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段德昌率部开辟襄北时，动员了几百名群众打草、鞋做子、织手巾，收集鸡蛋和鱼肉，装了五六船送到红九师驻地。段德昌称赞他说：“你为我们送来这么多物资，我就叫你拥红队长吧。”不久后，史可全参加了天潜县（1932年由天门、潜江两县析置。以两县首字为名。）游击队，任第四大队八班班长。9月，部队编入红三军襄北独立团一营，史可全任军需。11月，史可全任第八师第二十二团二连司务长，后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供给处主任、师供给部部长。

1936年，史可全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史可全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完成后勤工作任务，多次受到贺龙表扬。他随部参加了长征。

全面抗战爆发后，史可全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供给部部长，雁门军区供给部部长。

1944年，史可全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供给部部长。

1945年3月，史可全跟随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干部支队到达中原军区，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后勤部部长。江汉军区在洪湖成立后，贺炳炎、廖汉生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史可全任供给部部长。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史可全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江汉军区）供给部部长，负责突围前的准备和善后工作。突围出发前，史可全和两个红军出身的警卫员，将金条、银圆、法币，分装在数十个弹药箱内，每个箱底都附账单一份，表面用手枪和子弹覆盖，再用铁皮封死。他们以死相托：此举甚密，除了我们三人，不得让任何人知道，必须以党性和生命担保。余下的金钱，则用棉布包好，塞进干粮袋，三人分别缠在身上，并再三交代：干粮袋日夜不得离身，这是咱部队的“家底”，人在金在！真金白银，笔笔记录在账，一式三份，分别收藏在三人身上。与此同时，对押运人员也进行了严格的编队，弹药箱统一编号定人，相互之间不得拿错。6月26日晚，在王震司令员的率领下，部队从宣化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战斗，6月30日凌晨，顺利通过平汉铁路。

1946年，史可全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部长。

1949年2月，史可全任第一野战军七军后勤部供给部部长。6月，史可全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七军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史可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任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期间，为节省开支，史可全在京办事时不管多远从来都舍不得坐车，也不允许其他人随便用车。

1955年，史可全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55年9月，史可全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史可全离开职位，回家乡休养。他常常穿着自己双手打的草鞋，深入到工厂、机关、农村、学校调查研究，为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解决问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带领全家开垦了大片荒地，种红苕、棉花和各种瓜果蔬菜，解决生活问题，减轻国家负担。除了自家吃用外，还把大部分劳动成果都送给了看守监狱的战士和周围老百姓，帮贫济困共度时艰。

“文革”中，史可全虽已离休多年，远离政治舞台，但还是未能幸免，被打成“贺龙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岁高龄了，患有多种疾病，但因戴着“贺龙分子”的帽子，在当地医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时任总参管理局局长的黎化南，跟他都是从红二军团走出来的老战友，又都是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战友窘境后，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想方设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进北京301医院南楼。

1979年7月16日，史可全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安葬于天门老家父母坟旁。史可全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史可全授衔时63岁，是最年长的开国少将，也是唯一一位比毛主席年长的开国少将。在整个开国将帅中，他的年龄也仅比最年长的朱德元帅（1886年出生）小6岁，连领导过他的彭德怀元帅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哥”。1955年授衔的少将中，有10位十九世纪的老人，除史可全外，还有山东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李元（61岁），授衔当年便去世的华东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政治委员资凤（60岁），山东军区后勤部政委彭显伦（60岁），起义将军、55军副军长魏镇（60岁），沈阳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张济民（59岁），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丁武选（58岁），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姚醒吾（58岁），海军副参谋长袁也烈（56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李治（56岁）。

1927年下半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史可全到江陵县马家寨，以杂货店伙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经马家寨党组织安排，成为在这一带领导武装斗争的段德昌的秘密交通员。这期间，史可全做的一项让他终生感到荣耀的工作，就是成了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的联络人。那时，段德昌在攻打江陵弥陀寺的战斗中负伤，史可全护送他秘密回到家乡湖南南县（与湖北相邻）养伤。段德昌得知驻防南县的湘军是彭德怀所部，心里十分高兴。早在北伐时期，充满正义感的彭德怀就与共产党员段德昌结识。在段德昌的引导下，彭德怀十分向往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受党组织的派遣，潜回洪湖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彭德怀则率部随军东征，后移驻南县。段德昌派史可全秘密联系上了彭德怀。彭德怀迫不及待地让史可全带他连夜去看望段德昌。两人一见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彭德怀关切地询问段德昌的伤情，让随他一起去的团部医官给段德昌治伤，还带了不少鸡、鱼等滋补品给他。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论对局势的看法，彭德怀再次向段德昌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段德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德怀同志，非常欢迎你加入共产党，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出于保密考虑，段德昌与彭德怀约定，尽量少见面，有事可由史可全联络转达。史可全便成了那段时间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联系人。史可全比彭德怀年长6岁，每次见面，彭德怀总是“老哥”称呼他。根据段德昌的建议，中共南华安特委很快同意吸收彭德怀入党，并上报湖南省委批准。段德昌破例让史可全把彭德怀请来，履行入党介绍人的职责，与彭德怀谈话。段德昌的谈话重点有二：一是要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二是入党后要做好受委屈、甚至牺牲的准备。他还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嘱咐彭多读书，提高理论水平。彭德怀后来深情地写道：“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在段德昌伤愈准备离开南县时，彭德怀让史可全询问段德昌需要什么帮助，段提出需要枪支弹药和路费，准备回洪湖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彭德怀立即命人将未上号册的私枪10支和几百发子弹以及一笔经费，通过史可全秘密送给了段德昌。史可全随段德昌返回洪湖地区后，继续在马家寨杂货店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3月，史可全收到一份国民党军将进犯马家寨的情报，连夜送交段德昌，使在马家寨的游击队迅速转移，转危为安。国民党军扑空后，进行了大搜捕。史可全被捕，被关到长江南岸的公安县斗湖堤敌军营部。敌人施用酷刑，拷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他坚定地问答：“不是。我就是一个杂货店伙计，每天下午五点就上铺板关门，外面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打手用烧红的烙铁来威胁他，他一口咬定：“我啥事都不知道！”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将他关进牢房。不久，经马家寨地下党组织派人打通了敌营长的关系，史可全被释放回到了马家寨。段德昌特地来看望他，称赞他勇敢坚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是个好样的共产党员，鼓励他：“要继续好好地干。”并安排他在马家寨再开一个甜食馆，继续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7月，红四、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红军主力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也在这一年，史可全回到家乡担任乡苏维埃拥红委员。1932年春，担任红三军九师师长的段德昌率部开辟襄北根据地，在天门东北部组织文家墩战役。史可全听说老领导带领红军打过来了，心情特别激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物资，装了五六船，运送到红九师驻地张家场。段德昌见到史可全，称赞道：“你在马家寨做秘密交通搞得不错，这次粮秣运输也搞得不错呢！”段德昌指挥红军在文家墩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共俘敌2000余人，击毙敌团长1名，生擒敌旅长韩昌俊。这一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给苏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不久，史可全和30多名青年一起正式参加了红军。此时，史可全已经40岁了。显然，这把年纪已不适合拿枪杆子上战场冲锋陷阵了。段德昌对他说：“我看你筹集物资有一套，你就去做粮秣工作吧！”于是，史可全被安排做后勤工作，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史可全从连队的军需干起，然后是连司务长、团供给主任，1935年长征时，史可全担任红二军团（1934年10月恢复此番号）四师供给部部长、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筹集、运输、保管粮草都非常困难，但史可全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部队在困境中生存下来作出了特殊贡献。贺龙多次称赞史可全“是红二军团的大功臣”。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史可全任三五八旅兵站站长，1942年任该旅供给部长，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当时八路军的许多干部都向往去延安抗大学习充电，出身贫苦、文化水平较低的史可全更是渴望到抗大去学习，几番向组织打报告，他终于得偿所愿，接到了去抗大学习的通知。他高高兴兴地忙着做交接工作，一心准备去抗大学习。可是，第二天又跟着来了一道命令，要调他到晋绥二军分区（雁门军区）去任职，立即赴任。对此，他开始有些抵触情绪，就找旅长张宗逊反映自己的想法：“我文化低，好容易得到一个学习机会，怎么又不让我去了呢？”张宗逊笑道：“谁叫你‘驼子摔筋斗——两头翘（俏）’呢？部队现在急需要你。许光达到晋绥去开辟根据地，成立二军分区，说要个得力的供给部长。选来选去，贺老总选中了你。”张宗逊这么一说，史可全表示完全服从新的任职命令，打趣地说：“我这个供给部长，绝对‘供给’你们调动！”二军分区所处的晋西北地区，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加上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极其困难。尽管史可全使出浑身解数筹集给养，但部队的日子仍过得紧紧巴巴的。一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来二军分区视察工作，司令员许光达心里很着急，就找到史可全说：“彭老总要来，你想点办法给老总改善一下伙食。”听说彭德怀来，史可全心里乐开了花，想都没想就拍了胸脯：“这事包在我身上！”虽夸下了海口，但史可全心里明白，在贫穷的晋西北弄到改善伙食的食材可不是件容易事，部队机关已几天没吃上菜了，大家都是用盐水当菜拌小米吃。他带着供给部的两个战士漫无目的地出了门，转来转去，转到一条小河沟边，他眼前突然一亮，有河沟就一定有鱼呀！他从小在湖边长大，摸鱼捕鳝是拿手好戏。他兴冲冲地跳下河沟，忙乎了个把小时，捞上来一两斤鱼和黄鳝，总算是“手中有菜，心中不慌”了。餐桌上摆上一钵鲜鱼汤，彭德怀兴奋地对许光达说：“嚯，打牙祭啦，这可是不容易呀！”许光达连忙把史可全介绍给他：“这都是老史的功劳。”史可全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激动地说：“彭老总，您不记得我啦？我是史可全呀！”彭德怀这才认出他来：“是你呀，老哥！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史可全点点头，这些年来，他多么盼望跟彭老总说上几句话，可一想到彭老总指挥千军万马，时间金贵，他不敢打扰啊。史可全简要地向彭德怀报告了自己十几年来的革命经历，彭德怀勉励他继续为革命多做贡献。后来，彭德怀碰到贺龙，还称赞史可全是个干后勤工作的能人。1944年11月，史可全参加贺炳炎、廖汉生为首的干部大队，随王震南下到中原军区。襄南军分区、江汉军区在洪湖成立后，贺炳炎、廖汉生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史可全任供给部长。1946年8月，史可全随部参加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又回到许光达为司令员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任供给部长。1947年夏，三纵队归建西北野战军，史可全直接在彭德怀指挥下战斗。彭德怀经常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就餐时，史可全总是因没有条件把彭德怀招待好而感到愧疚，真诚地说：“彭老总，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好好招待您一顿。”彭德怀动情地说：“老哥，已经很难为你这个供给部长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来吃你的饭！”“文革”中，史可全虽已离休多年，远离政治舞台，但还是未能幸免，被打成“贺龙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岁高龄了，患有多种疾病，但因戴着“贺龙分子”的帽子，在当地医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时任总参管理局局长的黎化南，跟他都是从红二军团走出来的老战友，又都是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战友窘境后，黎化南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想方设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进301医院南楼。南楼是将军病区，需要经过几道哨卡才能进的地方。史可全年纪大、身体弱，能够的活动范围就是短短的走廊。他经常拄着拐杖在走廊慢慢踱步。与他相邻的病室门口一天到晚都有警卫严密把守，只要他走到跟前，就会被警卫无声地挡开。历经战火硝烟的老红军凭着特有的政治嗅觉，敏锐地察觉到那间戒备森严的病室里一定住着特殊的病人。史可全生性倔强，警卫越是挥臂阻拦，他越想知道病室里住的是谁。一次，他见那神秘的病室门半掩着，趁警卫不备，猛一探头，瞅见病床上躺着一个衰老侧影，好似在哪儿见过？从此，他为那个挥之不去的衰老侧影而冥思苦想。一天，陪护他的女儿史紫云搀扶他坐在病室的阳台上晒太阳。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那间神秘病室的阳台，骤然间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紧闭双目半卧在轮椅上，干枯的脸上没有一点生机。他觉得似曾相识，愣愣地注视良久，突然他激动得难以自已，猛地扔掉多年来寸步不离的拐杖，“嗖”地一下站起来，“彭老总!”悲凉深沉的呼唤从他心底迸发而出。他颤巍巍地将右手举向头侧，庄严的军礼凝聚着他对彭老总的无限崇敬和思念。彭德怀没有丝毫反应，他已被折磨得“脱了相”。史可全不忍久视，闭上双眼，浑浊的老泪从眼缝涌出，挂在他那写满沧桑的脸上。打那以后，史可全天天都守望在阳台上，哪怕是阴天没有阳光。不仅医生查房时他不愿进屋，就连输液、吃饭都不愿离开阳台。他根本就不像一个住院的病人，倒像是个忠于职守的老警卫。一连20多天，史可全每天都在阳台上苦苦地守望着、守望着。进入11月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寒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中飘洒下来，早已结冰的阳台上铺满积雪。在凛冽的寒风中，史可全依然执著地守望在那里，谁劝他就对谁吹胡子瞪眼发脾气，任性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位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史紫云拉到一边，含着泪悄悄地说：“告诉老爷子吧，别等了，人几天前就没啦！”没想到战功赫赫、英雄一世的彭老总竟然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史可全没想到守望多日，近在咫尺，却没能最后看上他一眼。没了希望和寄托，史可全仿佛失去精神支柱，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里噙泪，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他突然大吵大闹要求出院，还一个劲地嚷着要吃烤鸭。他的老首长彭绍辉副总参谋长闻知，派人从京西宾馆送来了一只烤鸭。入夜，朔风呼啸，大雪飘飘。史可全捧着那只来之不易的烤鸭，在病室的阳台上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地说：“彭老总，我还欠你一顿饭啊！可我再也还不上这顿饭了……”

史可全是老百姓眼中的将军、大官，但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一身旧军装，一双草鞋，如鱼得水般地来到他所熟悉的乡亲们中间，同大伙儿一起拉家常，乡亲们倍感亲切，亲热地叫他“草鞋将军”。乡亲们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么大的官，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将军说，特别是有了冤屈都习惯找将军倾诉，央求将军为自己做主、伸冤。可史可全离休了，无职无权，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倾听，好言相劝，并留他们吃饭。有段日子，他家每天开两三桌饭，有时还得开流水席，他说：“群众对我讲心里话，是看得起我老头子，把我老头子当亲人。”对乡亲们的请托，不论办得到还是办不到，史可全都不遗余力伸出援手。他不顾年事已高，白天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往返几十里地了解情况，帮群众说话，纾解困难；晚上回家后，在常常停电的情况下，点亮煤油灯，戴上老花镜，凭着那点有限的文化，本着对党、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写出了几十份有理、有据的调查材料，然后亲自呈交给省、地、县的有关领导，希望他们能够帮帮乡亲们。在当时那种政治大气候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红军，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仲夏，史可全家的院子里积了60多厘米深的水。大雨中，一个十五六岁、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不肯走，被淋得像一只落汤鸡。史可全连忙把他喊进屋，吩咐儿子找衣服给他换上。年轻人说他是个右派，是来找老将军伸冤的。家里人提醒老将军，右派是敌我矛盾，要注意划清界限。老将军立刻板起脸说：“乱弹琴，他还是个小伢子嘛!”年轻人很聪明，13岁就考上了师范学校。只因在学校里给党员班长提了一条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取消了分配工作的资格，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史可全从小受苦无钱读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史可全把年轻人安顿在家里住下后，又亲自带着他到学校去核实情况，到教育局去申诉，到县委找领导上访，一有机会，还让他在领导面前吹拉弹唱、刻章作画，展示其才华、才艺。尽管史可全无法帮助他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但终于帮他解除了监督改造的桎梏，重新获得分配工作的机会。他那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扑通一下跪在老将军那双穿着草鞋、沾满泥浆的脚下，失声恸哭。史可全一把扶起她，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嫂子！我是个老红军、老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本分！”史可全把这件事看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成就：既帮助一个年轻人人尽其才，又为国家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后来，那位老母亲亲手打了5双草鞋送给史可全，说：“老将军，家里穷，没啥好谢您的。乡亲们都管您叫‘草鞋将军’，我就打了几双草鞋送您，包管您穿得跟脚，走路踏实。”“草鞋将军”双手捧着草鞋，激动地注视着它，那是年轻人的老母亲用自己种的麻漂白后，搓成精细的麻绳，精心编织出来的。史可全非常珍惜它，一直不舍得穿。在后来的20多年中，他先后搬了5次家，都把它珍藏在身边，视作人民群众送给自己的一件珍贵的礼物。史可全从部队离休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老将军忧国忧民，寝食难安。他主动找到在中原军区时的老战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为减轻国家负担，我打算像战争年代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详细谈了自己的打算。张体学高兴地说：“当年中原突围那么困难，我们都一起拼过来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完全支持。”还表示要号召老同志们向他学习。史可全打算干自己的老本行：种地。他把目光投向了距离荆州古城15多公里的一片芦苇荡。他与芦苇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时候没饭吃，就钻进芦苇荡讨生活；当秘密交通时，他凭借芦苇荡的掩护，躲过了反动派一次次追捕；他当江汉军区供给部长时，又把一片片芦苇荡变成了供给基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这一次，他要再次借助芦苇荡，渡过眼前的困难。史可全带着警卫员、炊事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来到芦苇荡安营扎寨。年近古稀的他，每天精神抖擞，挥舞镰刀“咔嚓、咔嚓”地砍芦苇，转眼间一大片芦苇便倒在了他的身后，连身边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甘拜下风。三伏天的芦苇荡热得像个大蒸笼，史可全像一个地道的老农一样，挥汗如雨，开垦了大片荒地。孩子们一放暑假，史可全就把他们带到芦苇荡，既是为开荒种地增添人手，更重要的是想锻炼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磨练艰苦奋斗的作风。孩子们砍芦苇手上打起了血泡，弄破后疼得他们直叫唤，史可全说：“没事，等起了茧子就好了。”最叫孩子们开心的是，他们跟父亲学会了摸鱼的绝技。从湖里摸到几条鱼上来，在芦苇茬中间支起锅子，用湖水煮湖鱼，然后美美地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史可全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种红薯、棉花和各种瓜果蔬菜。辛勤劳动换来成果，除了自家吃用外，大部分都送给了看守监狱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用卖芦苇的钱买回几只小猪仔喂养，过年杀年猪，史可全就把周围的乡亲和城里的名师、名医、名演员请到家里来做客，吃肉喝汤拉家常。得到帮助的周围群众受到启发，纷纷跟着史可全钻进芦苇荡讨生活。大家都佩服老将军有眼力，不愧是供给部长，带领大伙儿找到了勤劳谋生的好路子。史可全一生简朴，省吃俭用，周济群众，身后未留分文，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他自立自强、踏实坦荡的人生观，确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史可全的子女们都传承了老将军的优秀品质，不改本色。从部队转业后，他们大都成为企业的普通职工，后又在企业改制中先后下岗，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开荒种地，养鸡养鸭，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史可全将军烈士陵园位于湖北省天门市干驿镇沙嘴村3组，陵园由将军亭、将军墓和纪念碑三部分组成，2015年11月动工，2017年1月竣工。烈士陵园的修建旨在弘扬烈士精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教育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