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醒吾（1897年8月—1988年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浙江省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担任中共吴兴县委委员，红五军第五纵队二支队副官主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四师军需处处长、军部经理处处长、供给部会计科科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供给部部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供给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供给处财务科科长、供给处副处长、处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副部长、供给部副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秘书处处长，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财政研究委员会主任，辽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供给部部长，东北军区军需部材料局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副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897年8月，姚醒吾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一个小商家庭，原名姚宝森。其祖父经营一家水果店，维持一家十余口的生计。不久，祖父因年老体衰，将店务交由姚醒吾的父亲与二叔父经营。1908年兄弟分家时，又将店交二叔父独立经营。为了生计，姚醒吾父亲通过蟠桃会高利贷集资形式，又新开了一爿水果店，名为“大信青果行”。随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埠，江南古镇吴兴因其传统的丝织业而重现生机，但姚醒吾父亲的经营仍备尝旧社会的不公与高利贷的盘剥，整个家庭在贫穷线上苦苦挣扎。但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将幼年的姚醒吾送进学堂，接受传统教育，以图家业兴旺。

1901年，姚醒吾4岁时入私塾读《三字经》、《左传》等古文。

1908年，姚醒吾11岁时进丝商开办的“经本学堂”，学习《修身》、国文、英文等课目。1910年经本学堂改名为商业学校后，增设商品、簿记、珠算、史地等课程。

1912年春，姚醒吾转学至镇高级小学，插班三年级下。

1913年夏，姚醒吾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高小毕业。7月，姚醒吾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9月中旬，好打抱不平的姚醒吾，因反对舍监和体育教师打骂学生领导罢课，被校方开除学籍。这次事件，让萌动着反抗精神的姚醒吾，感受到了社会是如此的不公。

1914年春，姚醒吾考入杭州私立铁道学校。由于该校根本不培养铁路人才，而是由一些欺骗民众，从事投机生意的人所开，因此不到8个月他就请假回家，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回到菱湖的姚醒吾，担任了3年的农村小学教师。

1919年，姚醒吾22岁时，父亲由于不善经营，10年累计负债4000银洋，长期饱受苛捐杂税的重负和高利贷的压榨，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不久逝世。姚醒吾只得辞去教职，接手大信青果行生意。他一心一意只想把生意做好，多赚一些钱，一家人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然而，从1919年到1926年底的8个年头，姚醒吾每天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尽心打理水果行，生意却越做越困难。每年入不敷出，债务的包袱也是一年大如一年，压在肩上透不过气来。他常常自问：像我这样兢兢业业地做，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呢？每当此时，读了不少孔孟之书的姚醒吾，也只能以“时也、运也、命也”这些封建宿命论来安慰自己。

1927年初，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经过菱湖镇，街上出现了许多革命标语和传单，其中“打倒高利贷”的标语，引起了姚醒吾的注意，使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姚醒吾逐渐明白：“过去一些人借钱给我，并不是我这个人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我愿意出高利息。旧社会的封建买办、高利贷者、土豪劣绅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吸血鬼。要解决个人和家庭的贫困问题，必须改造整个社会。”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姚醒吾下定决心要干革命。就在姚醒吾憧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者、查封解散工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姚醒吾由此看清楚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认为国民党不会真革命，要革命只有参加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的—天晚上，姚醒吾在国民党菱湖区党部直率地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蒋介石在上海解散工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将来决不会比吴佩孚好。”他的言论得到区党部监察委员、小学校长孙景贤等人的赞赏。4月下旬的一天，进步青年孙景贤、陆芹生（又名思采，区党部常委）、叶昌林3入邀他同往镇郊聚谈。孙景贤神秘地说：“老姚，我们几人要加入共产党，你怎样？”姚醒吾毫不迟疑地答：“我正在找共产党，但苦于没门。如你们找到的话，我一定参加。要革命只有参加共产党。”4月底的一天晚上，姚醒吾在菱湖镇王家门前孙宅，当着上级党领导人金鼎的面，经孙景贤、陆芹生二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革命之路。姚醒吾入党后向组织提了退出镇商团的要求，鉴于革命需要，上级党领导人郑馨要他继续留在这支维持地方治安的地方武装内，担任党内交通员，并从事兵运工作。此后，他就利用商团的合法名义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保护过往党内同志的安全，同时在家乡菱湖镇积极发展党员，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斗争。根据组织的布置，他发展商团的1名中队长和几名米行店员入党。大革命的浪潮让姚醒吾接受了革命思想，大革命的低谷又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此时，他特意将原名姚宝森改为姚醒吾，以表心志。

1928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前一晚，姚醒吾借此机会在镇上大量散发和张贴了“十月革命胜利万岁！”“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口号，大大振奋了民心。同年秋收时节，他发动和领导了近郊杨家圩农民党支部的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并取得胜利。5月，姚醒吾任中共菱湖区委委员。

1929年6月，受中共中央浙北巡视员领导的湖州中心县委在菱湖镇成立，姚醒吾任中心县委交通站（就设置在他的大信青果行）负责人。同年12月上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第四科在杭州城站邮局查获中共中央寄给湖州中心县委通讯处菱湖镇大信青果行姚醒吾的秘密文件《中央十四号通告》。省府四科根据这一发现，于13日派探员方山等二人，会同吴兴县长龚式农到湖州中心县委驻地菱湖进行大搜捕。几乎在此同时，团中央浙北巡视员吴云致团湖州县委书记李泉生的信，由前村区委派交通员钱小个头送湖州城三星旅馆面交李。钱在送信途中，由于腹中饥饿勒稻穗充饥，不幸被当地农民扭送至湖州甘棠桥堍的县警察局，并当即从其身上搜出此信。警察局按图索骥逮捕了李泉生。县府以破获共党要案报省请功。经当局密谋后，当晚，省府探员方山化名洪子骏与李泉生同囚室。方通过套近乎，拉关系，对暗号的方式得到李的信任，继而从李口中诱出县委成员和下属组织的有关情况，致使县委委员江鉴、沈仁龙，区委成员陆绵章、李子甫等26人先后被捕，使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姚醒吾因此被通缉。闻讯后，他被迫离开生活了三十年的故乡，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姚醒吾与脱险的县委书记陆芹生、委员叶昌林在上海保和旅馆相遇，但还未与党中央接上关系。几经周折，他们终于与党中央交通员黄金华取得联系。不久，经中央谈话后，他们被编入了中共江苏省委特别小组。在上海，姚醒吾每天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报道，但血腥与恐怖并没有吓到他。此时，他做出了影响其一生的重大抉择，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参加红军。

1930年3月中旬，在参加了中央军委举办的短期训练班之后，姚醒吾等3人从上海出发奔赴湖北，在湖北阳新县委交通员带领下，抵该县龙港镇红五军第五纵队驻地，加入红五军第五纵队二支队。由于他从未离开过家乡，加之在恶劣的天气里连续行军六、七天，因此脚走坏了。在支队首长关怀下，经1个月锻炼，才终于适应部队行军打仗的生活。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姚醒吾被分配到二支队队部任副官，负责写通报、通知等工作。5月初，第五纵队与五军军部在湖南省平江县长春街会合后，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姚醒吾，在红五军军部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总艰苦朴素，生活与战士一样，丝毫没有类似国民党军官的派头。姚醒吾感到很深的震撼和敬佩，甚至坦陈：“我能俭朴，不浪费，爱护公物，认真负责，埋头苦干，是彭总以身作则模范榜样的教育起着决定作用。”5月6日，第五纵队一举攻克平江县城，缴获颇多。由于二支队副官主任牺牲，上级命姚醒吾接替此职。后因敌情严重，部队撤回湖北。 5月31日，姚醒吾随红五军攻打阳新县城，未果。不久，姚醒吾又负责支队筹款委员会，主要担负打土豪筹措部队经费的工作。一次，经常与银圆打交道的姚醒吾，从土豪上交的350块银圆中识别出250多块假银圆。他一面要政委慢写收据，一面命通讯班绑了那个土豪，并当场剔出那250枚假银圆，最后通过增加罚款才算了事。由于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当天晚上，姚醒吾即被任命为二支队军需主任兼副官主任，从此开始从事军需工作。6月中旬，红军攻克崇阳县城，筹款达七八万枚银元，为部队缝制了夏装。不久，根据党中央决定，红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为军团长，滕代远为政委，下辖五、八两个军，原红五军第五纵队二支队被编为红八军二纵队。 7月，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后，由于大批军需物资收缴、补给等工作繁重，姚醒吾调任红八军军部经理处处长，同时一个人兼任会计和出纳。此前，红八军的财务非常简单。有过水果行经历的姚醒吾到任后，首先建立了日记账和分户分类账，后又实行每日用伙食表的报销制度，将财务工作逐步规范起来。8月，红一、三军团会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成立大会上，姚醒吾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红军二打长沙撤离后，沿途打土豪筹款，收入账目每日向军团部经理处报告，有价物品随时上缴，银圆每月转一次账作为经费。同年12月，红五、红八军军部撤销，姚醒吾调红三军团经理处副处长兼会计科科长。在姚醒吾等人的努力下，军团的会计工作不断改进，开始使用复试簿记账，建立了旬报、月报制度，伙食费、办公费、津贴费等各种费用制订了统一标准。不久，姚醒吾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召开的经理处长工作会议，聆听了朱总司令的教诲。朱总司令指出，在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时，经理处应在积极完成部队供应工作的同时，应妥善地做好战争缴获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工作。

1931年1月上旬，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活捉了师长张辉瓒。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军委成立总供给部，各军团、师的经理处都改为供给部，在瑞金建立供给学校培养干部，很快使部队建立起良好的供给体系，并开始实行预决算制度。姚醒吾感到所从事的工作越来越顺利了。参加红军后，满怀革命理想的姚醒吾跟随部队长途跋涉，转战湖北、湖南、江西，在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条件下，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坚定理想信念。但在极端的艰难困苦环境中，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得起这种考验，尤其对于军需供给工作来说，每天经手的都是大量的真金白银，面对如此诱惑，革命意志稍一动摇，轻者沾染不良习气，重者甚至会背叛革命。

1932年10月下旬，姚醒吾所在的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陈宗实和管理科长，以上缴总供为借口，向姚醒吾支取了十七两银子后逃跑投敌。姚醒吾即将此事报告彭德怀、滕代远二首长。滕政委接报告后，于次日赶至兵团供给部住地樟村，对姚醒吾等说：“我们虽损失了十七两银子，但却认识了两个反革命叛徒”。鉴于事态严重，当日，朱德总司令亲自到红三军团供给部，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坚定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他询问了每位同志的姓名和经历，勉励姚醒吾说：“姚同志在旧社会生活了三十年，大概旧社会的情况了解得很多。参加革命也有五六年了，革命道理也懂了一点，但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陈宗实逃跑，只能早进坟墓，别的什么也不会得到！”这件事给了姚醒吾深刻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忆说：“总司令对我的指示和教诲，我是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我能在革命队伍里不迷失方向，总司令对我的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者能否经得起考验，是在同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姚醒吾练就了铁骨忠心，以坚定的革命意志，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1933年初，姚醒吾送预算请彭总审阅。彭总对他说：“醒吾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讲话就不客气了。”姚醒吾心中一惊，以为要受到严厉批评。彭总接着说：“你们团政委向我汇报说，醒吾同志能努力学习，经常找革命书籍，阅读斗争报、红色中华报等，每星期都详细阅读，求知欲很好。但有一缺点，就是只一个人努力学习，没有把你们的处长、科长都组织起来学习。所以，今后必须要组织大家共同学习。大家都进步，整个工作才会做好。”姚醒吾感到彭总的话十分正确。红军将士大多是贫苦出身，有文化的不多，自己有点文化，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应该帮助大家一起学。以后，他很注意和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彭总做事非常精细，给姚醒吾留下很深印象。比如问账目数字，回答中如有“大约”“差不多”之类的，就要受批评，必须连小数目都要回答。彭总还曾当面指示姚醒吾，要按照预算开支，预算每月是4999元，就不能开支5000元。同年秋天，彭总问起一批枪支弹药，供给部因缺少收据而无法查证。当时的供给部长认为只是少了一张单据，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以为自己跟着彭总时间长了，丝毫不以为意。结果，这位供给部长受到彭总的严厉批评，被撤了职。彭总严谨细致的态度和大公无私的品格，使姚醒吾深受教育，从事革命工作必须绝对认真负责、谨慎细心，并经常虚心学习，任何粗心和自满都是非常有害的。11月，彭总亲自命令姚醒吾负责红三军团供给部工作。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姚醒吾的工作十分繁忙。他每天早晨六时起床做账，总是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时。持续紧张的工作终于将他击倒，姚醒吾生了一场伤寒病。从7月底开始，整整一个月时间，他才从野战医院出院。病是治好了，但身体却瘦得皮包骨。姚醒吾所在的部队于10月12日从江西宁都开始长征。恰在此时，大病初愈的姚醒吾偏又染上疟疾（俗称“打摆子”）。供给部领导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想让他留在中央苏区，但是军团政委杨尚昆不同意，因为姚醒吾有文化、会算账，是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尤其是军需工作离不开这样认真负责的人，所以他表示姚醒吾“抬也要抬走”。于是，姚醒吾打着摆子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由于身体极度虚弱，而且一天要打两次摆子，姚醒吾离开苏区不久就掉了三天队。供给部首长指示一个运输班轮流抬着姚醒吾走。这样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再加上补充了一些营养，姚醒吾的身体慢慢复原，能够自己走路了，后来翻雪山，过草地，身体一直没有问题，胜利到达陕北。解放之后，姚醒吾还讲述了长征途中的几件事情。当时红三军团到达黑水芦花镇后，红四方面军送来一些慰问品，军团部一位领导在这批慰问品中留了两双绒袜子，供给部负责人当即表示“不行”，要求对方退还。还有一位后勤工作人员，在长征途中思想松懈，相关物资手续不齐全，被领导批评后，产生逃跑情绪，受到处分。红军长征途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连续作战，边打边走，既没有根据地依托，也没后方保障支援，粮食、弹药等物资补给全靠战斗缴获及打土豪所得，军需供给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的军需供给，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采集物资，另一方面也要像以姚醒吾为代表的军需管理人员，严谨细致，精打细算，维持艰苦恶劣条件下红军的最低保障，从而保持了红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保障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1935年11月，姚醒吾所在部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虽然由于长期劳累，他再次病倒了，但他认为自己“精神上、思想上是高兴愉快的”。经一月住院治疗康复后，姚醒吾由西北中央局介绍，到毛泽民负责的国民经济部工作，任贸易总局会计指导员。

1936年，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军需物资需求量很大，国民经济部决定姚醒吾赴关中分区负责筹建贸易分局，担任关中贸易分局局长。同年，根据肖劲光的意见，姚醒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供给部部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二十九军改编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驻防定边。姚醒吾担任警备第二团供给主任，通过组织采盐、挖甘草、驮盐等方式，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补充了给养。

1939年1月下旬，姚醒吾代表警备二团出席了后方供给部在延安召开的各留守兵团供给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二团的供给工作。会上，姚醒吾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毛主席指出：“古书云：三军未发粮草先行。自古以来军队都重视供给工作，所以，你们不要轻视这一工作，应在工作中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把供给工作做得更好。”毛主席的指示，给姚醒吾以莫大鼓舞。会后，姚醒吾调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供给处财务科长。同年，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联共党史》、《社会科学概论》等理论书籍，并获得奖励。

1940年2月，姚醒吾担任留守兵团供给处副处长，后任处长（上半年至下半年）。

1941年秋，经批准，姚醒吾参加了留守兵团干部研究班学习，这是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离职学习。

1942年6月至12月，姚醒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张令彬）。同年冬，姚醒吾参加了高干会议。

1943年7月上旬，姚醒吾调任陕甘宁边区银行秘书长，并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4年5月，姚醒吾又调任联防军供给部副部长，后任供给部部长（至1945年8月）。不久，姚醒吾深入基层去陇东合水抗大七分校和庆阳三八五旅各团检查冬装，检查结束后在返回延安途中，因坐骑受惊摔伤了腰，下半年边卧床休息边指示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部队调动频繁，姚醒吾因负责为挺进东北打前站，于11月15日离开延安。姚醒吾抵山西兴县时接到停止待命的电报，奉命在兴县开展生产，以补足经费不足。

1946年4月15日，姚醒吾重新踏上征途，历经3个月顺利到达东北安东。正计划继续北去时，肖劲光从北满抵达安东，代表东北局决定姚醒吾等十余人暂不北去，随他赴大连筹措冬装所需的布料和战备物资。8月初，抵达大连后，肖劲光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财委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大力支前。大连市财委委员姚醒吾遵照肖劲光关于“在大连的主要任务是搞棉布，布的问题对中国革命有极重大关系，有布财胜利，没布财失败。在北满，只有棉布解决，部分在冬天要打仗，不穿冬装怎能上前线，因此，布的问题是东北全党头等头等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大家一起想方设法搞到了3万多尺布。11月，旅（顺）大（连）联合行政办事处成立，姚醒吾就任财政研究委员会主任。根据肖劲光的指示，他立即着手整理财政，建立各种制度。

1947年，姚醒吾经过努力，解决了大连等地7万人的吃饭问题，还为辽东部队缝制了几万套夏装。同年11月中旬，姚醒吾离开了工作一年多的大连，调任辽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又从地方回到了军队。

1948年4月，辽东军区后勤部与东北军区东线兵团后勤部合并，姚醒吾任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供给部部长。同年8月，姚醒吾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军需部材料局局长。材料局担负着整个东北军区部队军需物资装备供给的重任，由于上下齐心协力，终于在东北军区首长规定的9月20日前，将冬装全部发给各部队。沈阳解放后，姚醒吾率材料局的同志于12月28日离开哈尔滨前往沈阳，归建军需部建制。当时由于军需部已在沈阳建立，接管了2个大的被服厂，因此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需生产能力。

1949年春，东北主力部队入关。姚醒吾办完移交后，于1950年2月下旬才率部进关，于3月初抵达武汉。到武汉后，他遵照中南军政委员会首长邓小平的指示，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副部长。同年11月，姚醒吾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1951年，姚醒吾任中南军区后勤部第三副部长。

1955年，姚醒吾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姚醒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

1966年1月，姚醒吾离休，享受正兵团级待遇。

姚醒吾不仅要求自己严谨自律，对子女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姚醒吾将军对子女提出要求：“公车，是组织上方便我开展公务活动配备的，我的子女都不能用。”八个子女参加工作后的工资也都由姚醒吾记账，不许随意支用，直到子女成家才将账本移交。“我们工作以后，都谨记父亲的教诲，不讲家里情况，不通过父亲的关系走门路。”姚仁伟说。在职业选择上，父亲还希望他们从事技术行业，多服务群众，多为社会作贡献。姚醒吾曾写信勉励在湖南长沙当兵的老五姚晓英，希望其做到“革命到底、光荣到底、永不骄傲、永不褪色”。这十六个字，是姚家家风的高度总结，也成为代代相传的姚家家训。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乐观的革命精神、勤恳细致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远是后辈一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1988年2月18日，姚醒吾在武汉病逝，享年91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姚醒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大革命时期，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我党地下工作；红军时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辽沈战役，为战役和战斗的胜利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成为我军后勤战线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建国后，他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善于团结同志，为我军后勤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离休后，他仍然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和我军建设。

姚醒吾故居旧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北栅社区日晖弄16—1、2号，占地0.399亩，三开间楼屋，格子落地门窗，围墙内设天井，坐北朝南，清末民居建筑。2021年5月20日，南浔区菱湖镇举行姚醒吾故居陈列室揭牌仪式，陈列室通过展陈文物、历史照片、文字材料等，全面展现姚醒吾的红廉事迹。如今，姚醒吾故居陈列室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廉洁文化教育阵地，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观学习，旨在引导党员干部积极传承红廉基因，汲取奋进力量。2021年12月29日，姚醒吾故居旧址被湖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