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是编年体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作者袁宏（328年-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幕僚，后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亦是著名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

《后汉纪（史部26）》为四库全书之一，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本册为后汉纪影印本。

《后汉纪（史部26）》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卷首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一〇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

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学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史学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

（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非者张璠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案《隋志》载璠书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国志注》及《后汉书注》间引数条。今取与此书互勘，璠《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多所点窜，互有详略。如璠《记》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此书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吴祐谏父写书事，皆较璠《记》为详。璠《记》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未尝临御窗牖。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璠《记》称杨秉尝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以为名公。”此书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璠《记》先叙龚而追叙勤。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叙吕布兵败，劝王允同逃事，璠《记》叙在长安陷时。此书追叙於后。亦颇有所移置。而核其文义，皆此书为长。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於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