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以隋大兴城为基础，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京师。

唐长安城，隋朝称之为大兴城，其兴建于隋朝，唐朝易名为长安城，为隋唐两朝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是隋文帝君臣建立的宏伟都城，反映出大一统王朝的宏伟气魄。为体现统一天下、长治久安的愿望，城池在规划过程中包含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城池建设得非常宏伟，面积达87.27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2.54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是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是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的2.87倍，是罗马城的6.39倍。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超过100万。唐王朝的建立后，对唐长安城进行了多方面的修葺，使城市布局更趋合理化。龙首原上大明宫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统治者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

隋唐长安城的最初营建，由隋文帝杨坚主其 谋，左仆射高颎领其事，具有“巧思”的太子左庶 子宇文恺具体规划布局设计，另有太府少卿张煚、 将作大监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 叉、京兆尹虞庆则等人赞划协助，在广大人民的辛勤劳作下，遂创造出当时中国最为宏伟壮丽与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空前大都城。

隋大兴唐长安城总体上是中轴对称的格局，设计时参考了邺城和建康城的布局。全城以南北方向的朱雀大街作为中轴线，东西两侧整齐排列着数目与面积相等的坊市。街衢与坊里整齐地并排在一起，东西向与南北向大街成网格状交叉。将外郭城进行网格式分区，每个网格就是一个坊里。 皇城中的12条大街呈相互交错状，将皇城地区进行网格式分区。由此可见，唐长安城的布局极其整齐，规制严密。它在继承前朝都城传统规划制度的基础上，因势改革，开创了新的都城规划制度，成为当时中国规划最为规范的一座城池。

城市建设过程中，还按照《易经》中“乾卦六爻”的说法，根据龙首原分为六条岗地的特点，分别布置宫城、皇城和寺塔。此外，在城市的边缘规划了园林区，既可美化环境，又可成为民众的游览场所，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充分表现了政治身份的等级差别。建造者充分利用自然空间，将长安城划分为甸、候、绥、要、荒五种社会 阶层。宫城与皇城根据严格的营造方式建造，形成了整齐、宏伟的立体 轮廓，与外郭城的商业建筑和民居形成鲜明对比。在唐长安的坊里设计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市，一共108个坊里，其中蕴含着季节变化和周礼之制。所有坊里全部沿着中轴线整齐对称、均匀分布，是唐长安城特有的布局形式。

营建都城是国之大事，所谓“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它关系到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重影响，也影响着都城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在建筑布局上总要有一些原则与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精神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追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城市布局上往往都被赋予某些象征性意义，隋、唐都城规划布局仍然不能逃脱这种窠臼。以都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所谓“建邦设都，必稽玄象”的象天思想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宫城、皇城、外郭平行排列，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因此，唐人有诗吟“开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说的就是这种布局效应。

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记载，大兴城的街数、坊数的设计也都有所依凭。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将其解释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是都城设计的普遍规律。

另外，随着中国古代风水思想的发展，宇文恺（隋朝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也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当中。大兴城选址在汉长安故城之南，地势敞阔平远，有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横贯，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微垣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

卦论认为初九是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现）龙在田”，因此只能“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九三之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如果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正可以体现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于是宫城与皇城分别被布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九五却最尊贵，所谓“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宜常人居之，便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建筑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观，东面是佛教的兴善寺，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中唐宰相裴度曾因宅建在这条“九五”高坡上，被人借机诬陷为“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其实唐代住在这条高岗上的名臣也不少，比如张说、韩愈、李宗闵、杨国忠、李晟、柳公权。

长安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隶属万年县，本应有五十五坊，因城东南角曲江风景区占去两坊之地，故实领五十三坊；西部属于长安县，有一市五十五坊。

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征寓意：108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如《水浒》中的108将）；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征着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象征着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九坊，象征着《周礼》一书中所记载的所谓“五城九逵”。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隋文帝政府下令宫、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

中国传统风水学在建筑上提倡子午向，即坐北朝南，这一提倡被历代帝王所推崇，唐都长安最初的宫殿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子午向。中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身在北方，面向南方。因为帝王是一朝之长，宛如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是“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成“下”了。

此外，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为“朱雀门”，而将宫城内太极宫的北门命名为玄武门，此皆来源传统风水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有其名必有其实，太极宫的北门既然被命名为玄武门，它就必然带有与之对应的“坎”卦之象征寓意（八卦中坎象征陷）。唐初围绕继承皇位而发生的宫廷之战──玄武门事变就在这里发生，恰好与之不谋而合。由此看来，城市街道、建筑的命名大有讲究。

还有，在太极宫中太极殿以北建有两仪殿，“两仪”之称谓也是出自《周易》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外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8条，东西向大街14条。街道的两侧都设排水沟，并种植榆、槐等行道树。其中通往南三门和连接东西六门的六条大街是主干道，宽度大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朱雀大街达155米，是城市的南北中轴线，以之为分界，城东属于万年县，城西属于长安县。

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外郭城分作了110坊（隋称“里”）。各坊面积不一，南北长在500-838米之间，东西宽在550-1125米之间。每座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大坊一般开四门，内设十字街，小坊则开东西二门，设一横街，街宽都在15米左右。根据考古发掘了解，十字街将一坊分为四区，在每一区内都还有一小十字巷，把整座坊分成十六个小块，分布着民宅、官邸、寺院和道观等。各坊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坊门有卫兵把守，晚间会实行宵禁。

外郭城内有东市（隋称都会市）、西市（隋称利人市）两座市场，各占两坊之地。两市大小几乎完全相同，南北长约1025米，东西宽约927米。市场有围墙，开八扇门，内有井字形街道和沿墙街道，将市内分为9区。每个区都四面临街，店铺沿街而设，有饮食店、珠宝店和手工业作坊等。长安城的商业大都集中在这两座市场，其它各坊内也有一些零散的商业设施。

外郭城内主要有四条沟渠，分别为龙首、清明、永安和漕渠，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引渭河的支流入城，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前三渠开凿于隋初开皇三年（583年），漕渠开凿于唐天宝元年（742年）。

外郭城是一个大长方形，面积74.6平方千米，完全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朱雀大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和主干道，以此为界将全城分成东西两半。城的东半部与西半部各有五条南北向的大街，构成街道的对称格局。

根据考古实测，这11条街道以朱雀街最宽，约为150米（北部最宽处达155米），也是全城最宽的街道。其以东的5条南北向街道，依次宽为67米、34米、68米、68米和25米（东顺城街）；以西的5条南北向街道，依次宽为63米、108米（残存宽度）、63米、42米（残存宽度）和20米（西顺城街）。

从实测结果不难看出，尽管朱雀街以西5条南北街的宽度均比以东的5条街略窄，但应该承认，在略去建筑施工上的误差以及地形地势的影响，仍基本上保持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另一方面，隋初在设计大兴城时，东、西、南、北均各开三门，在全城南北向街道中，通向南墙城门的三条街道都要宽些，启夏门街与安化门街宽度大体相当。外郭城墙内侧四面的顺城街都窄，大体在20米-25米左右。这样设计既保持了东西对称布局的特征，同时也符合城市交通的需要。东西向的14条街道也是同样布设，通向东西城门的街道比较宽，其中皇城南面的横街直通春明门（东墙中门）、金光门（西墙中门），宽达120米。这些街道在城内纵横交错，排列整齐，将居民区划分成大小不等的里坊。

因为街道宽窄不一，排列在街道两侧的里坊也就大小不等。宫城两侧的里坊大体东西宽955米，南北长588米；皇城两侧的里坊大致东西宽955米，南北长808米；朱雀门街东西两侧第一列各9坊东西宽514米，南北长477米；第二列各9坊东西宽661米，南北长477米，三至五列里坊东西宽955米，南北长477米；共五组大小不同的里坊。整个城市以宫城、皇城、朱雀门街为正中，东西两侧里坊不仅两两对称，而且排列整齐。

白居易曾写诗形容“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种描述在唐代诗文中多有反映。

《长安志》中记载：“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这一记载比较可信，所以长安和万年两县至少应该有户8万，每户以6口计算，长安至少有48万常住人口。另外，“宿卫军11万，宦官0.5万，宫女3万，官、私奴婢11万，官户、工户、乐户等8万，僧尼4万，再加上流动人口3—4万，总计约90万人”。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东市的面积，据文献记载：“南北居二坊之地”。据考古实测：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广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市周墙处大街北（即春明门大街）宽120米，东、南、西三面各宽122米。这一宽阔街道的效用是便于商业运输和市民入市前车马的停靠。

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东市》），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跟里坊一样，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宋敏求《长安志》等记载其规模相当庞大，每个市约占2个坊的面积，市内有4条大街，围墙四面各有2个门，这在对两市遗址进行全面勘察与测量时得到证实。

东市布局图西市的9个区域四面均为街道，这样每个区域的周边都临街，便于交易。每个区域内还有便于内部通行的小巷，在有的巷道下还有砖友砌的暗排水道与大街两侧的水沟相连。临街部分出土的商业店铺遗址表明，房屋的规模不大，面阔4至10米，进深3米多，均沿街毗连；而出土的同类物品相对集中的现象，也证明了某一类型店铺的存在，如珠宝商的店铺就多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制品，铁器店铺就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铁钉、铁棍与小铁器残块等。

东市位于现西安交通大学以西、西安铁路局以北的地方，其街宽都近30米，约是西市街宽的1倍。

作为长安城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市场，西市进行的是封闭式的集中交易，也就是将若干个同类的商品聚集起来，以“肆”（或相当的“行”、“店”）为单位组成的，市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局和平准局。交易区也都是集中在一个四面有墙、开设市门的较为封闭的场所内。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面积0.96平方公里，其范围在今西安莲湖区东桃园以东、老糜家桥以西、东桃园桥以北、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

发掘时，西市的北面、东面尚有夯筑的围墙基址，墙基皆宽4米多。西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均宽16米的平等街道各两条，四街纵横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内划分成9个长方形区域，其中东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南北向二相距309米，各街两侧均设有水沟，在水沟的外侧还发现有1米宽的人行道。

西市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以带来的香料、药物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则时有少年光顾。故李白《少年行》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唐政府对长安城市场特别是东、西两市实行严格的定时贸易与夜禁制度。两市的大门，亦实行早晚随唐长安城城门、街门和坊门共同启闭的制度，并设有门吏专管。

公元581年2月，杨坚受禅代周称帝，国号大隋。由于杨坚是以北周旧臣取而代之建立的新王朝，故隋初仍以汉长安城为都。

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这座自汉兴以来已历780年之久的旧都城已不再满足新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首先，汉长安城历时已久，城中宫宇朽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以至生活用水多受污染，水质咸卤，难以饮用。其次，汉长安城北临渭水，由于渭河经常南北摆动，都城有被水淹的危险。

据《隋唐嘉话》记载：“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 因此杨坚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新城。开皇二年（582年）起，在宇文恺的主持下，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迁至新都，因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便以“大兴”命名此城。隋炀帝继位后，开凿运河连接大兴和扬州。大业九年（613年），动用10余万人在宫城和皇城以外建造了外郭城，城市的总体格局至此基本形成。

李渊起兵造反，攻大兴城建立唐朝，在此定都，并更名为长安，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因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异常炎热，使得太极宫极不宜居，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在长安城北禁苑中的龙首原高地，为其父李渊修建避暑行宫，最初叫做永安宫。

不料工程进行到一半，太上皇李渊就溘然长逝，永安宫的建造随之中断。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以未完成的永安宫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使之不再是一座离宫别殿，而是作为象征帝国无上皇权而使用的正式皇宫，并改名大明宫，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中唐时期随兴庆宫的修建又带来街东里坊的变迁。

唐代长安城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得十分迅速。在盛唐时期，长安城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极盛阶段超过100万，安史之乱后逐渐衰落。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东迁，并把宫室拆毁，屋木也一起运走。后来，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认为城广人稀，不利于防守，于是对城市进行改筑，缩为“新城”，也就是五代、宋、金、元的长安城。至此，有着325年历史的隋大兴唐长安城便宣告废弃。

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最为长久牢固的政权之一。国家达到空前的繁荣与统一，国泰民安，为唐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形成了博大包容的文化特性。

长安城作为唐朝都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成为唐长安城的主流文化，它是皇权和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最能体现其政治文化的实体规划不是宫城建筑的高高在上，而是城墙的规划。城墙存在的意义最开始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出于一种安全上的考虑，所以各朝各代都极为重视城墙的修建。在唐长安城中，皇城处于城市中心位置，东、西、南三面都筑有城墙。皇城东、西两面的城墙分别和宫城东、西两面城墙相连接，实际上就是宫城城墙向南边的延伸。

唐长安城不仅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空前发达，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业文化日渐成熟。唐长安城在皇城南部设置了东、西两个市场，城中的工商贸易围绕两市展开。两市相比，西市的规模更为庞大、物品更加丰富、经营范围更广。同时西市聚集了许多外商，是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市场。东市是长安城的手工业生产中心，西市有“金市”的美称，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相比东市更加繁华。唐朝中后期商业发展达到极盛，这也体现于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中。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兴盛时期，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由于国家对外交流密切，许多宗教从西方传入长安，唐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所以当时唐朝同时存在着多种宗教，宗教活动极盛，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教文化是影响唐长安城规划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佛教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境内， 汉明帝在洛阳城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建筑——白马寺。

因为仰慕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前来长安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日本13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高丽、新罗、百济也多次派遣留学生前来中国。唐朝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等国家进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国子监有许多来自这些国家的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