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书势》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四体书势》中，分为：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并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一些遗事，加以对其进行评论。其篆书的势赞记，为蔡邕撰写；草书的势赞记为崔瑗撰写；而古文字的势赞和隶书的势赞为卫恒自己撰写。这四种势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其杰出的构成。

《四体书势》一文，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字形字体的演变，并对西晋以前的书法家进行了评论，指出他们在书法方面的得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西晋以前的书法史的总结，也是我国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

卫恒(?-291)，西晋书法家，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

卫恒书法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惠帝时为贾后等所杀。他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祖卫觊、父卫瓘、侄女卫铄都是著名书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卫恒从小就喜欢书法。他任官之后，又主要从事于秘书性质的事务，长期抄写文书，所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善草、章草、隶、散隶等书体，但见于世的，多是他的草书。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北宋《淳化阁帖》卷二收有他草书二行。卫恒生活在西晋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中，他和一家都死于这场斗争，他的书法墨迹也早已荡然无从。“八王之乱”后，他得到平反，赐其谥号为“兰陵贞世子”，肯定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

《四体书势》是一部书法体制论著，又名《四体书传并书势》，全书共有一卷。

《四体书势》录自《晋书，卫恒传》。四体为：一、古文，二、篆书，三、隶书，四、草书。每体一论，各叙其起源，及名家遗事，分析名作，并各系之以赞语。其关于“古文”沿革之论述日：“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作者以为，文字之始于“沮诵、苍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其后遂滋，称为六义。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从而概述了汉字的起源。其阐述“篆书”之源流曰：“昔周宣王时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又概述了“自秦坏古，文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和“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即隶书>、缪篆、鸟书），以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等。至于“篆法”则云：“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又逐一分析其师承及延伸，曰：“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为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其概述“隶书”之形成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其叙述“草书”之源流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

作品是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的具体阐发，每论一体，总先引许说，其后又从书法的角度逐渐展开，一一分析品第，文末又均以辞赋短韵赞之。《篆势》赞记为蔡邕作，《草势》赞指为崔瑗作。古文《字势》赞及《隶势》赞可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但张怀璀认为《隶势》赞系蔡邕所作，而徐坚《初学记》则以为钟繇所作。四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杰构。作品由“六义”到“六书”等概念的提出，既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字观念的局限，也开创了早期书学品评理论的先河，同时又标志著书学从文字学的附庸而逐渐趋向独立。它是我国书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一部专门论述、品析各种书体的著作，也是早期书学理论成熟过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传世有《书苑菁华》本、《说郛》本和《佩文斋画谱》本等，流传较广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苍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以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

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苍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着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势》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捬，梁鹄乃益为捬，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书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势》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峰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自黄帝到夏、商、周三代文字形体不改。到秦时用小篆，焚烧过去的典籍，古文就弃绝不用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不再知道有古文了，就叫它蝌蚪书。汉代秘藏的典籍，很少有人见到的。魏初传播古文的都出于邯郸淳，恒祖父敬侯写淳书体《尚书》，后来给淳看淳不能辨别。到正始年间，立三字石经，反而丧失了淳的笔法，因蝌蚪书有名声，于是人们就效法它的形势。太康元年，汲县有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策书十馀万字，按照敬侯所写的书体，还有些相似。古文也有数种，其中一卷撰写楚事的书迹最为工妙，我私下很喜欢它，所以竭尽愚钝之思来赞扬它的美，愧不足以侧身前贤之作，只希望以此保存古人书迹的形状而已。古时没有别的名称，就叫它《字势》吧！

黄帝的史官，沮诵、苍颉，观察那鸟的足迹，开始创作文字。治理国家事务，颁布法律制度，王室的法令得以运用宣扬，质朴的内容与华美的形著明于世。及到残暴的秦代，滥施权势制造暴政，正道既已被泯灭，古文也随着被弃绝舒放濡墨，用心精纯专一，笔势平和形体均称，行止没有间隙。有的字恪守法度遵循规矩，笔势转折回旋；有的变通不局限规则，根据字形的不同而相应权变。那曲笔如弓，直笔如弦。笔势坚劲地崛起，像龙腾于江河；笔画长长地下坠，像雨从天上降落。有和挥笔奋力，像鸿鹄高飞，超凡出众而很美；有的笔势奔放而又轻盈柔美，像流苏悬着饰羽，富丽而又安静。因此远远地看去，像清风激水，激起清波细浪。真是黄帝、唐尧时遗留的书迹，是六艺规模格局的创先，籀文篆文大概是它的子孙，隶书草书就是它的曾孙玄孙。目睹古文形体进行思考，感到不是言辞所能表述的。

过去周宣王时史籀开着《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文同，有的与古文异，世人称之为籀书。到平王东迁，诸侯国各自为政，家与家政策不同，国与国政策不一样，而文字也有不同的形状。秦始皇开始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增减文字，上奏罢去不合乎秦国文字的文字。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采用史籀《大篆》，有的略加简化和改变，说是所谓小篆了。有人说下杜人程邈作衙吏时，得罪秦始皇，幽禁云阳狱十年，在狱中改大篆，少的增加，多的减少，方的使它变圆，圆的使它变方。奏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很满意他，放他出来做御史，要他审定文字。也有人说程所定的是隶书。

自从秦时毁坏古文，文字尚有八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时，要司空甄丰校订文字，改定古文复又有六书：一叫古文，就是孔子壁中书；二叫奇字，就是与古文有些不同的文字；三叫篆书，就是秦篆；四叫佐书，就是隶书；五叫缪篆，就是摹印的书体；六叫鸟书，是书写在幡信上的书体。到汉祭酒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以篆书为正体，作为体式范例，是最新的，值得评论。秦时李斯号称为工篆，诸名山题刻及铜铸人像铭文都是李斯书写。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擅长篆书，稍有不同于李斯，也还称善。邯郸淳师法他，略达其妙处。韦诞师从淳而不及淳。太和年间，韦诞为武都太守，因为能书留补侍中，曹魏氏的宝器上铭文题署，都是韦诞的书迹。汉末又有蔡邕为侍中、中郎将，善篆书，采用李斯、曹喜之法，成为古今杂形，然则精密熟练就不如邯郸淳了。蔡邕作《篆势》云：文字的笔画，开始是依据鸟兽足迹而来的。苍颉遵循圣人之意，创制文字作为大家的范本。篆书体式有六种，都精深微妙入神。或者像龟纹，或者像龙鳞，屈体放尾，长翅短身。笔画下落如黍稷之穗下垂，笔画积聚如虫蛇之错杂盘聚。有的像掀起了波浪，受到振动激荡；有的像鹰耸立身子，鸟显得惊惧，伸颈张翅，势必凌空飞去。有的笔画向内轻捷下笔，交接于内部浓艳，笔迹似断若连，像露珠顺着线路下行，最后凝垂下端。有的笔画像随从，倒悬在别的笔画上；有些彼此平行，排列的很有次第；有的飘逸斜趋，不方也不圆。它们有的若行，有的像飞，行的徐缓，飞的迟慢。远远的看它们，像是一群鸿鹄在天空往来不绝，倘佯优游。就近看看，有如湍急萦回的流水，不可尽其源头。计研、桑弘羊这些历史上有名的最善计数的人也不能数出它们笔画的曲折，离娄这样历史上有名的目光最亮的人也不能看出它们结字的间隙。公输般、舜臣倕这样有名的巧匠会举手推让而不敢称巧，史籀、沮诵这样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字创造者也会拱手而搁笔。今安排典籍之篇目，鲜明美好可供观赏。铺陈华丽的文字于洁白精致的细绢上，供学习书写书艺的作为样板。赞扬礼乐教化的丰富蕴含，称颂此篆书作者之高大手笔。思念文字形体之俯仰有仪，我只举其大略论之而已。

秦既用小篆，奏疏的事特别多，这种篆字难以写成，就令服役的隶人帮助抄写，叫隶字。汉沿用这种字体，惟有符玺、幡信、题署用篆书。隶书，是篆书的简化。上谷王次仲开始作规范化的隶书，到灵帝好书，当时很多人会书法，而师宜官算是最优秀的，大的呢一字一丈见方，小的呢一寸见方可以写一千字，因而甚是夸耀自己的才能。有时未带钱到酒家饮酒，因而在墙壁上作书，请观看者来付酒钱，计算钱付足了就把字涂抹掉。每作书完就将书写的木片削碎烧掉，梁鹄就给他增加木片，给他酒饮，等他醉了就拿走木片。梁鹄终于因书法得到了选部尚书的官职。宜官后来做袁术的将领，今天巨鹿郡宋子县有《耿球碑》，是袁术所立，其书迹很精美，说是宜官所写。梁鹄投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招求得到梁鹄。梁鹄是做选部官职的。魏武相给他洛阳令而他以为是北部尉，所以惧怕起来就自缚到军门。魏武就任命他为军假司马，在秘书令以勤书奉献力量，所以今天多有梁鹄的手迹。魏武帝将他的书悬挂在军账中，及用钉钉在墙壁上进行观赏，认为胜过了师宜官，今天宫殿的题署多是梁鹄的书迹。梁鹄适宜作大字，邯郸淳适宜写小字，梁鹄说淳得次仲笔法，然则梁鹄的用笔，可说穷尽次仲的笔势了。梁鹄的弟子毛弘受教于秘书令，今天流行的八分书都是毛弘的笔法。汉末有叫左子邑的，稍与淳、鹄不同，然也有名。魏初时，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都从学于刘德升，而钟氏稍有优异，然也各有其巧妙，今都盛行于世。作《隶势》云：篆书的变通，是由于隶书，它减损繁文，从此就简单易行。它的用途既然很大，摹写物象又有法度，鲜明如星辰陈空，明盛如彩云布天。它的大字一字一寻见方，小字细如毫发，字体的大小要根据事情的情况来决定，没有一陈不变的常制。有的高大宽宏，有的笔画栉比排列如针划裂痕，有的坦平笔直，有的曲折错杂，有的长斜撇掠如犀角一样劲利，有的笔势又回旋屈折。笔画长短相称，字的形体不同而同样有气势。有的重磔轻提，笔画相离而笔势不绝。小波多点，排列在字中，像悬钟的格架已经张设，像庭中照明的火炬已经点燃。有的介那峻岩坎坷不平又高下相连，像那高台连着重叠屋宇，又像那积聚的云气笼罩在山头。远远看去，像是飞龙在天；就近察看，就感到心乱目眩，因为那笔画奇姿变幻，叫人不能穷尽其笔势的源头。计研、桑弘羊这样善计数的人也不能算出它的曲折 ，宰予、端木赐这样善于辞令的人也说不清那莫测变幻的笔势。为什么草书篆书就足可称道，而隶书就不予宣扬？是不是规模宏大难以看清，或者是奥秘不能传播？我愉快地沉思详尽地观察，略举大概论说罢了。

汉代兴起后有了草书，不知作者的姓名。到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草书。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称工草书。杜氏杀字很安妥，而书的形体稍瘦；崔氏甚得笔势，而对字的结构安排和形势布置略有疏忽。弘农张伯英，专门精练其巧，凡是家里的衣帛，必先写字而后漂洗。他临近池边学书，池水都黑了。他下笔必为楷模，常说：“匆匆忙忙没有空作草书。”他作书的片纸都不见遗弃，至今世上非常珍惜他的书法，韦仲将称他为“草圣”。伯英弟文舒，仅次于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一些人，都是伯英的弟子，有名于世，但远不及文舒。有罗叔景、赵元嗣二人，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地方，而恃此自许，大家颇有些迷惑不解。所以伯英自称：“我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也有名，然他虽与崔氏同州，却不如伯英得他的笔法。崔瑗作《草书》云：文字的产生，开始于苍颉，他描写那鸟兽蹄迒之迹，用来制定文字。及到后世，典籍越来越多；时世有许多不常见的事，政治有许多权变；官事荒芜了，因为要抄写文章。有很多辅佐书写的隶人，删简过去的文字。草书的写法，大概还要简略，顺应时势表明意思，用于伧促紧迫之中，功效加快，与篆隶同样使用，爱惜了时间节省了精力，这些纯粹是简略方面的变化。为什么一定要坚守古老的体式呢？观看它的形象，低昂都有它特有的仪态形势。方呢不合量方形的曲尺，圆呢不合量圆形的圆规。抑左扬右，看去像是倾斜的。像兽踮起脚鸟耸起身子。想要飞走离去；像狡兔突然受惊，将奔驰而未奔驰。有的（黑知）（黑主）点（黑南）地下点笔势，形状像是连珠，笔画完了而而墨迹相连。蓄积壮气心情悒郁不快，纵放出来就会发生奇异的情景。有的像迫近深邃而恐惧战栗，抵据高处面临危难；旁点偏斜相附，像螳螂抱着枝条。笔画完了要回收笔势。有如将剩馀的线缕缠绕起来。有的如山蜂施放毒气，沿着那罅隙进行；有的像那腾蛇入穴洞庭湖，头进去了尾还垂在外面。所以远看它们，那摧崩的气势呀像汹涌的波涛倾岸奔涯凑近去察看它们，一画也不可易移。它的要妙之处，就在当其时其事而采取的适宜的做法。这里略举大概，仿佛就如此吧！

卫恒的《四体书势》，在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构字方面，并没有超出东汉许慎的认识，一本苍颉造字的说法，并完全沿袭许慎的“六义”之说，也认为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方式构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叙述字体由古文、篆书、隶书直到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汉字字形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不断简化的规律，以及这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原因。他在《四体书势》中说，秦以前的籀文，字体繁难，再加六国分裂，文字各异，难以识认，所以到秦国统一，由李斯作《苍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爱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成为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宇”。“隶书者，篆之捷也”。这就是说，隶书是篆字的简捷写法，所以有篆字向隶书的转化，是当时用字繁多，篆书很难适应各种诏令奏议的书写。正因为隶书的简捷易书，因而，“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说明了隶书逐渐代替篆字而大行于世的原因。草书、楷书代替隶书而兴起，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四体书势》中，卫恒引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加以说明，崔瑷在这里说，隶书是对前此字形的简化，而“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其所以有这样—个简化的过程，是因为“时之多僻，政之多权，” “应时谕指，用于卒迫”，繁重的抄写任务，不得不使人变化笔势，以求其迅捷。可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草书写起来， “兼功并用，爱日省力”，逐渐成为习惯，反倒觉得字体就不一定拘泥于古式了．

对于字形字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卫恒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引述了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对这种看法是赞同的。从这些议论中，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到汉字字形发展的大致轮廓。除了这些之外，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篆、隶、行、草等各体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了比较，真正把书法提高到艺术上来。在秦的小篆的书写艺术上，他认为当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汉朝，有扶风人曹喜也善写篆体，其笔法与李斯少异：曹魏时期以曹喜为师而写篆体的是邯郸淳，他善于领略篆书的精妙之处，篆书写得很似曹喜；而韦诞以邯郸淳为师，写得却不及邯郸淖。至于东汉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他认为，蔡邕所说的篆体“形要妙，巧入神”，应该是篆体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

谈到楷书、行书，他推崇东汉师宣官的楷书，说他的楷书“大则—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有笔法：而梁鹄暗暗模仿他的笔法，又胜于师宣官。至于行书，他也赞扬曹魏时钟繇的书法。

对于草书体的书写，他更有较详细的评述。他认为，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瑷、崔寔，都善写草书，“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而草书最称精巧者，要数弘农的张伯英，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室其书”，因而号为“草圣”。张伯英弟子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与张伯英同时期的其他草书家，都不如张伯英得草书之法。

卫恒的上述这些议论，概括了西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因为魏晋墨迹殆尽，就更显得它的宝贵。同时，在《四体书势》中，他也引用魏晋以来一些书法家对各种字体笔法的阐述，形象而生动地层示了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的笔法势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因为到了西晋，现行的所谓真、草、隶、篆等字体已经形成，各种字体的书法家纷然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书法艺术特别赞赏，说是“籀篆益其子孙，隶草乃其会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