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买卖是把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活动，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土地是自然物，不是劳动的产品，因此土地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土地借以买卖的基础是土地所有者转让土地所有权时，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土地购买者购买土地，实际上是购买取得地租收入的权利。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现象比较普遍，并非是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而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的一种方式。

中国古代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叫王有制。《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土地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私人没有土地所有权，更不能把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中所谓“田里不鬻”，就是这种古老的规定。在商代甲骨文中，绝无土地买卖的记载。到什么时候土地可以买卖，并无确切记载。

主张西周中叶已经出现土地买卖的学者，主要根据是1957年在陕西歧山县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的铭文。其中《卫釐》铭文讲：（周懿王）三年三月，矩伯向裘卫取了价值贝80朋的瑾璋，答应给裘卫土地10田;矩伯后又取了赤琥两件以及其他物品，共计价贝20朋，于是矩伯答应再给裘卫土地3 田。裘卫把这事报告给几个执政大臣，这些大臣就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给裘卫。《五年卫鼎》记述了周懿王五年，裘卫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事；《九年卫鼎》载周懿王九年，裘卫又以车马用器和矩伯的一块林地相交易。此外，西周恭王时的铜器《格伯簋》，也记格伯以良马四匹，换取了倗生的土地30田。这里的关键是，上列铜器铭文中的“贮”字的意义。主张西周已有土地买卖的学者认为，这个“贮”当读作“贾”，引申为买卖、价钱。这样，《五年卫鼎》中的“汝贮田不？”“贮田五田”，《格伯簋》中的“贮三十田”，自然都是买卖田地了。但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解法，有的认为应读作“予”，意即给予；有的认为应读作“偿”，意即偿还，有的认为应读作“租”，意即租借。这样，上列铜器铭文所记的事，都成了土地与物品的互相兑换。而且，在互相交换时，必须经过执政大臣的批准，主管部门的监督执行，这当然不能说是买卖行为。

到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曾经向晋悼公建议：边疆的戎狄少数民族“贵货易土”，即重视财货，轻视土地，因而“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据此认为，这一语已露出了土地买卖的端倪，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决口。但不少学者仍然认为，这是中原国家用财货去向边疆戎狄部落换取土地，并非民间的土地买卖。直到战国初年，晋国的赵襄子在中牟县选拔了两个平民出任中大夫之官，于是当地农民都想攀登仕途，纷纷“弃其田耘，卖宅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由此可知，当时的住宅及周围的菜圃可“卖”，但耕种的大田还只能“弃”而不能卖的。

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活动，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所有权出让给他人的行为。在氏族土地所有制中，氏族或村社范围内的土地，均为该村社占有和使用，不存在土地买卖活动。到了奴隶社会，虽然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时间，往往有不同的形式，但土地一般也不得买卖、转让。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中最完整的、最典型的形式，即土地可以相对地自由买卖、出租或自行经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出现农场两极分化，有的农场在竞争破产，被迫出卖土地，在竞争中获胜的农场则通过购买土地而得到扩大；另一方面，土地投机者，非农业公司也在做土地生意。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已成为市场中的重要商品。

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隶主所有制，土地占有者只有使用权，可以买卖、出租、抵押、赠送、自行经营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有“活卖”与“绝卖”之分。“活卖”是指卖主保留回赎的权利，但回赎权力保留有一定的期限。过期不赎，即成“绝卖”。“典田”即为“活卖”。农民想保留土地回赎权，常通过典田取得现金和实物。典田在不赎而绝卖时所得的补价为数很少。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一般是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并不表明商品经济发达，而只是地主、富农兼并农民土地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建立之后，土地买卖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

在中国，法律规定土地不允许买卖。在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我国一些农村区域，还存在着土地买卖现象，实属违法行为；一些正常的土地转让行为还被称之为“土地买卖”，实属误称。进行土地转让，要严格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转让期限、转让面积、违约责任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