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改革，指7世纪初日本的改革运动。圣德太子自593年担任摄政以来，即致力于提高王权的改革。圣德太子执政时期，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朝鲜半岛上新罗强大起来，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地域，这些国际形势引起圣德太子的极大注意。他接受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以整顿朝廷贵族官僚的身份制度，加强朝廷纲纪。第二年，制定“宪法”十七条，作为贵族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同时号召“笃敬三宝”（佛、法、僧），崇尚佛教，在全国修建许多寺院。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圣德太子积极摄取大陆文化。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还在外交政策上实行了重要改革。607年，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谋求和隋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此次改革主要限于道德观念方面，没有涉及社会根本问题，收效不大。但是它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奠定了中日平等友好邦交，尤其是派遣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为日本日后的文明与进步以及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

公元587年(用明天皇2年)，用明天皇(公元585年—公元587年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殊死搏斗。同年7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从此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马子操纵皇室，立泊濑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满马子在朝廷专权，结果公元592年被马子暗杀。同年推古天皇(公元592年—公元628年在位)即位，翌年即593年(推古天皇元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任命为摄政。后来世人称厩户皇子为圣德太子(公元574年—公元622年)。

12阶冠位制定于推古天皇12年(公元604年)。第二年开始实施。冠位“员无定数”，又无职权，所以它不是官职，而是授与贵族的荣爵。冠位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因此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并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在推古朝时期官僚体制已经萌芽，朝廷出现了大夫协商制，地方存在国县制。

17条宪法制定于604年(推古天皇12年)。《宪法》采取一种道德训诫的形式，对违者也没有制裁的条款，所以最多不过是行为规范。《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纲“五常”可说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宪法》提出“承沼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目的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王朝。《宪法》要求贵族上下和睦，克制私欲，息争守礼。同时提出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企图以此增加生产，消洱人民的反抗。

圣德太子时提倡佛教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盘等教义，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王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

594年朝廷曾下诏“兴隆三宝”，宪法17条中也规定了“笃敬三宝”。圣德太子带头建立斑鸠寺（法隆寺的前身），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国内出现了竞造佛寺的局面。

624年，全国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数达到1300余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内容是恢复了中日邦交。

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

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圣德太子为了向中国学习，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公元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还派去了8名留学生，其中4名留学生是便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曼、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后来回国后，在大化改新中发挥巨大作用。公元614年再次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

史书记载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或居高临下或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虽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

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这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对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随使团赴中国的还有8名交流生，其中4名交流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 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交流生中有些人在中国长期滞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国，他们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作用。

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国。

通交目的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交流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 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单是为交流佛法，而是为了更加有输入大陆文化”。

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的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推古朝来说，尽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交流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推古天皇28年(公元620年)太子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历史书，以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这些书在大化改新时大部分被苏我虾夷烧毁。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

推古朝为恢复在任那的势力，于推古8年(600)派兵1万征伐新罗。远征暂时取胜，但没有实现其目的。602年，发兵25000人，准备再征新罗，但中途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