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神，也叫城隍，是古代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

“城隍”这个名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易．泰封》：“城复于隍，勿用师”；《易经》中又言：“城复于隍，其命乱也”，在这里所说的“城”是指“城廓”、“城壁”、“城墙”，“隍”则是“城堑”，指城外护城的壕沟，也就是指“护城河”，“城隍”的意义就是防守城池的护城河。其意是指如果城墙倾覆时，是为乱兆，为政者应应息武止戈，不可穷兵黩武。

《梁书．陆襄传》中也曾记载陆襄曾率领城中百姓官史一起修城隍的事情。

《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周易》亦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

“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城隍神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尧，始于汉，始于三国诸说，然所据不足，无可凭信。有史可征者，约在南北朝《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

“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这是关于城隍神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

民间奉祀城隍最初以为城池、地方的保护神，前引《北齐书·慕容俨传》所记城隍帮助慕容俨退梁军，即是一例。稍后人们又奉城隍为主管阴司冥籍之神，《茶香室丛钞》卷十六谓：“《太平广记》引《报应录》云：‘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常暴得疾，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即随使者行，见城隍神。

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是唐时城隍之神，已主冥籍，如今世所传矣。”道教至迟在唐代即奉祀城隍。它因袭民俗，亦视城隍为保护地方、主管当地水旱疾疫及阴司冥籍的神灵。

城隍的观念源自道教，其后与儒教结合相互影响。最早记载城隍的是《周易》：“城复于隍，勿用师”。最早祭城隍只筑土坛，无庙无像。正如《凤山县志．祀典志》所载：“城隍庙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设置城隍庙祭祀，大抵从道教成为民间信仰才出现。

城隍崇拜可追溯到周朝，是除夕要祭祀八个神之一－－水庸。据《礼记》所载，古代皇帝祭祀“八蜡”中的“水庸”，就是祭祀城隍。相传三国时代的吴国曾建城隍庙；另在《北齐书》记述，北齐大将慕容俨就曾于郢城拜城隍神祠而战胜了南梁敌军。而《隋书．五行志》记载：“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由此可知，在南北朝的城隍普遍为民间信仰。

由汉代开始，城隍的祭祀活动不断提升，更尊封已死功臣为城隍，其中有：霍光和纪信等。

唐代奉祀城隍神已较盛行。《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唐代地方守宰多有撰祭城隍文，祭祀城隍神者。开元五年（717）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

唐代信仰城隍神已成习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据《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载：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王。汉隐帝干佑三年（950）海贼攻蒙州，州人祷于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

宋代城隍神信仰已纳入国家祀典。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赵与时还就闻见所及，列举有庙额封爵的城隍神达数十个之多。

元朝继承宋的祀典。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至元四年，兴建大都。至元七年，大都城建成，立城隍神庙，设象而祠之，封曰佑圣王。元虞集《大都城隍庙碑》曰：“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城隍夫人之封赐始见于此。元余阙《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记曰：“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明代城隍神信仰趋于极盛。明太祖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明太祖更册封京都、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饰，各地最高官员需定期主祭。及至清代，祭城隍同样列入祀典，城隍的地位更崇高。但凡新官到任前需到城隍庙斋宿；上任日，更需在城隍前完成祭礼才能就任。由此观之，城隍的职能随时代变迁，已由起初有求必应的神明转变为地位超然的国家和地方守护神。

洪武二年（1369）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城隍亦封为王，秩正一品；其余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灵佑侯，秩三品；县为显佑伯，秩四品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之号，并配制相应的衮章冕旒。朱元璋敕封城隍的用意，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载，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洪武三年，又定庙制，府州县城隍庙与各地官署正衙高广相当《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明代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并称城隍神于冥中司民命，且有监视纠察官吏之任。

清代亦崇祀城隍神。据《清史稿·礼志》载：清都城隍庙有二，一在北京，一在沈阳。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城隍为群祀之一。清承明制，以城隍主厉坛，每岁仲秋祭都城隍。每月朔、望有司诣都城隍庙上香，二跪六拜，旸雨愆期则祷。

在《礼记》中则记载：“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句中即说明了古时的天子有八种重大的祭祀活动，此蜡祭包含“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虫”等八类。郑玄注：“水庸，沟也。”，《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所以城隍是由“水庸”神演化而来，由城池的守护神而变成了城市的守护神，在周朝天子就有祭城隍的仪式，所以“城隍神”在当时就是一种“建物神”，人们将城隍视为保护地方的守护神。

在上古时代，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城隍，当时祭祀的方式只筑土坛，并无塑神像或建庙，且每年有春、秋二祭，清孙承泽撰的《春明梦余录》中说：“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西元239年）间……”，是有关城隍庙中最早的记载。清代赵翼所写的《陔余丛考》中说到：“《北齐书》的〈慕容俨传〉有记：“城中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可见在南北朝时代，民间就有了城隍爷的祭祀行为了。

到了唐代以后，城隍已渐变成冥神，并具人格化了，祭祀城隍神更为普遍了，韩愈、李商稳、张说、张九龄、杜牧等文人都有撰祭城隍的文章，主为祈雨、禳灾的祭祀行为。

五代的唐愍帝清泰年间，城隍爷地位更高了，被封为王爵，各地尊称为“城隍爷”。

到了宋代城隍信仰已是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了。

元代文宗天历年间，朝廷让城隍爷配享夫人。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信奉城隍爷，传说中这和朱元璋未当皇帝前，曾宿身于土地公庙有关，而城隍爷更是土地公的顶头上司，故特别推崇，故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河、平涤四地城隍为“王”，各府城隍为“威灵公”，各州城隍为“绥靖侯”，各县城隍为“显佑伯”

洪武三年，朱元璋再度下诏，封京师城隍为“都城隍”、府之城隍称为“府城隍”；县之城隍则称为“县城隍”，此时城隍神谓和朝廷官制相仿。

到了洪武二十年，清廷更将城隍庙之规格更往上推，将各级的城隍庙比照官署衙门规格，此时城隍神地位更确立了阴间的地方行政长官。

在清代同时也订出祭祀的礼仪，对城隍推崇极备，也让城隍成为协助人间官吏的重要阴间力量。

雍正二年春秋二祭时，风雨雷雨之神位置于祭坛之中，当地山川之神居右侧，城隍爷则位左侧，祭祀之礼后，并共同奉祀于城隍庙内。

各级地方官吏于上任就职之前，则须先至城隍庙上香，在每月的朔、望之日也须至城隍爷前上香，一方面表示对城隍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城隍爷也庇佑众生，也能以其神灵协助其处理地方事务。

从隋唐开始，逐渐以“正人直臣”或被认为有功于民者为城隍神。《通典》卷一百七十七“襄阳郡”条引鲍至《南雍州记》云：“城内见有萧相国庙，相传谓为城隍神”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载，宣州司户死，引见城隍神，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AE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云：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谓灌婴；福州、江阴，以为周苛　真州、六合，以为英布；和州为范增　襄阳之谷城为萧何；兴国军为姚弋仲；绍兴府为庞玉…鄂州为焦明…台州屈坦…筠州应智顼…”时代愈后，所祀之人愈多。明清时期的杭州城隍周新、上海城隍秦裕伯，是城隍神之著名者。

传说明朝年间，广东揭阳城凤围宋村有一位姑娘，同嫂嫂到城隍进香祈福，见到伯府美貌连声称赞，嫂嫂便戏小姑说：“小姑若能嫁给一位象伯府这样美貌的姑爷就好哩！”宋姑娘听后，只是笑而不语。

当晚，宋姑娘果然见城隍来到她的闺中，与她同床共枕。她把一根红绳系于城隍足上。翌晨，她把这梦告诉嫂嫂。白天，姑娘又到城隍庙中，果然见她梦中系在城隍足上的红绳，还系在神像的足上。后来，这位姑娘无病而终，人们都传说她被城隍娶去作夫人。

后来，人们在城隍庙大殿后连壁建了一座伯府夫人厅，供塑宋姑娘金身，并将其厅前辟成养生池，上面砌一座拱石桥和栏杆，池中又植两株参天水棉树，取水水（瑞瑞）棉棉（绵绵）之意，许多善男信女常买鳖来在池中放生祈福。

清代《新齐谐》记载：雍正年间，有一位少年谢生，住在城隍庙里读书。一天夜里，他听见一个小偷对着城隍祷告说：“今天晚上你如果保佑我偷盗成功，明天一早我就拿三牲来祭奉你。”。谢生想：城隍是神，公正严明，不可能为了区区三牲而去保护小偷的。怎料，第二天清早，小偷果然拿着三牲前来祭奉城隍，这可把谢生气坏了，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城隍的贪赃枉法。夜里，城隍托梦给谢生的老师，说要惩治谢生。老师惧怕城隍的威吓，就把谢生的文章烧毁了。谁知，城隍托梦给老师，原本只是吓唬一下谢生的，而老师当真把文章烧了，却正好遇见路神经过，路神把此情况报告给了东岳大帝，东岳帝就撤了城隍的职。过了几天，灾祸降临到了谢生身上，谢生不治身亡。庙里的道士按照东岳帝的指示，把原来的城隍像扔了出来，再按谢生的模样搠了一个新的城隍供奉在庙中。

武功城隍神是全国唯一被唐太宗李世民敕封为“辅德王”的神灵，头戴王帽，因而武功城隍庙也被称为都城隍府，其地位居全国各地城隍庙之首。 武功县故城东街的城隍庙，又叫都城隍府。始建于北周，唐朝初年扩建，以后各代均有修葺。它不仅因精美的建筑，在关中西部独树一帜；而且又以“天下城隍戴相帽，唯有武功城隍佩王冠”的美誉名传天下。为什么这里的城隍端冕垂旒。以王自居呢？这还和唐太宗李世民有关。

贞观二年，陕西大旱。李世民轻车从简，巡察完岐州等地救灾粮款发放和军民修渠引渭工程后，回到武功县城，看到城隍庙里众位乡亲面带愁容，鸣炮焚表，烧香磕头，求神祈雨的情景，不由得伤感万分。便来到城隍像前顶礼膜拜，默声许愿。“城隍有灵，如能及时普降甘霖，解救天下众生性命，也算您为辅助朕推行新政立了头功，朕定封您一品辅德王”。不知是李世民的真情打动了城隍，还是久旱有久雨的原故。当天下午，放晴的天空就被乌云笼罩的严严实实，到了晚上雨就下了起来，而且越下越大。这场久旱的甘霖接连不断地下了五天，使庄稼当年获得了大丰收。李世民为了兑现诺言下旨召告天下，武功县城隍庙改为都城隍府，城隍连升三级，为一品辅德王。

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初见成效。李世民拨库银百多两扩修都城隍府，为城隍赏王冠，赐朝服，塑金身，扬美德。能工巧匠们在施工的过程中，为了表达对家乡的这位真龙天子的无限崇敬，他们用彩绘、雕刻、烧制等技艺，巧妙地将数以千计的飞龙、游龙、卧龙、走龙、盘龙刻画在殿堂牌楼的屋面、房脊、墙体、梁坊和台柱之上；又把亭楼殿堂的全部外檐与所有房脊、滴水、瓦当换成琉璃龙吻和脊兽，以显示这座御封的都城隍府的尊严与富贵。

贞观六年，都城隍府修葺竣工，李世民带领文武百官回到武功，参加竣工庆典，看到富丽华贵的庙宇，心里十分高兴。他参加完朝拜城隍的仪式后，在院内备薄酒，宴请故人，在气氛和谐的宴会上，他向在坐的各级官吏最后写下了“日食三餐常想农夫辛苦，身穿一缕当思线女勤劳”的名言。要求各级官吏忧怜百姓，躬行节俭。随后，又颁旨免武功县两年赋税，赦武功死罪以下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