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字面上即一省的省内居民，对于其他省份的居民或在省内的他省居民的统称，基本与“本省人”相对。

在台湾省特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台的大陆人（新住民）俗称，尤其是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国民党当局迁台的大陆居民为最大的移民潮。台湾的“外省人”称呼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意味；早期定居台湾的移民以自称“本省人”同战后来台的中国大陆移民作区别。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省籍的华人都有地域上的差异。而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江流域内，外省人、粤语叫外江佬，泛指粤籍华人之外的人群。

在台湾地区，“省”级行政单位现虽已经虚级化，但“外省人”一词还是习惯性的在台湾被使用。战后中国大陆各省军民移入人数难以有效统计，依据1956年户口普查中，非本土籍人口约93万人，加上未设籍军人27万人，共约121万人，约占当时台湾人口937万人中的13%。“外省人”人数因与本省人通婚而难以判定，一般认为约占台湾现有人口的13~15%。

曾有人建议用广义的“新住民”一词，代替“外省人”。但因无法将“外省人”与近期大量移居台湾的东南亚、大陆 配偶相区别，且在“原住民”与“新住民”之间来台之移民，也无法在此“原--新”二元语境下得到较好定位，是故此一概念虽容易衍生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一个知名的昵称：“芋仔”（外省人）、“蕃薯”（本省人）。二次大战后，台湾因白米价格较贵，本省人常以蕃薯为主食，且台湾的地形轮廓类似“蕃薯”之形状，故台湾本省人往往以“蕃薯”自称；而以芋仔称呼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迁居来台的外省人。如：随政府来台的老兵常被称为老芋仔；有趣的是芋头是台湾土生作物，反而蕃薯是外来引进的作物。

外省人多在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到台湾。除少数高官将领是搭乘飞机来台外，其余多半为乘船渡海来台，因此集中在高雄港与基隆港上岸，而后政府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公家安置的地点，形成台湾特殊文化的眷村，亦有一些外省人散布在眷村之外的地方居住，还有以外籍配偶等其他身份的外省人也很常见，但与二次大战、国共内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的居住环境不同，只有语言、习惯、部分文化相同。

外省人的人口约占台湾人口的13%到15%，依百分比统计，大约300万至340万人，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沿海省市及湖南、安徽、四川等中国大陆南方内陆省份者为多，来自西北及东北的人则较少。在台北市，籍贯为外省人口比例者约有80万人，占台北人口将近30%，是台湾外省人人数最多的行政区，亦为外省人比例最高的县市。其次则是花莲县，约占25%。

来台定居的大陆移民第一代男性后来在台湾结婚后生育的子女，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常被称为外省人第二代。

现今台湾人大部分是明郑到台湾清治时期的移民，祖籍以福建为主，次为广东、浙江等省，在台湾日据时期结束前来的外省人，一般论为台湾人。

父母两方若男方为大陆移民，子女在省籍调查时即被归类为是大陆移民。但若男方是本省人，就算是与外省人女性结婚，子女一般被视为本省人。例外如连战其母为外省人，惟其父连震东为本省人（半山）。

随着时代推移、再加上语言差异的缩小，省籍隔阂已逐渐消失。

一般来说，在台湾的外省人多半使用国语，在同乡之间则会使用方言，各原住民族则使用各族母语，在台湾日据时期，不同语言的各族群则多以日语作为交谈媒介。

国民政府迁台后至1986年，倡导在正式场合使用国语，不使用方言(如学校、法院、军队、公家机关、事业)。部分人士认为，此语言政策对外省人有绝对优势；但对于从大陆各省来台、也有自身方言的外省人来说，学习国语的难度并不比台湾本省人低。目前台湾因职务需要（如医生）而须使用闽南话或客家话方言的相关行业者颇多，台湾本地方言使用能力更被列入求职时的要求。

用语言来分辨省籍是非常不准确的，在台北市以国语为主流的社会下，许多本省人，甚至二十世纪90年代出生那一辈都不习惯，或者完全不会讲台语。而这些外省人中，最多来台湾的是来自广东和福建一代的，他们要融入台湾的社会可能不用到两三年。

有许多外省籍艺人闽南语讲得非常道地，包括己逝电影演员柯受良虽然出生在中国大陆，但闽南语讲得比台北的本省人道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像文艺片导演侯孝贤也出生在中国大陆，是正统的梅州客家人,他的台语就是纯高雄腔。全民最大党的主要成员郭子乾、洪都拉斯、白云和邰智源等，都是外省人，台语都讲得很好。

许多眷村的第二代，因为没有在公家机关上班，在社会上立足，或者从小和本省小孩接触，闽南语都讲得很道地，反而有讲话会有台湾国语。

只是因为国语是主流语言，大都市的外省人又倾向政府机关工作而习惯用国语，而台湾闽南语是属于社会上普偏的语言，学校又不教，不代表外省人就不会去学，语言是环境造成的，许多外省老兵本身母语就不属于官话系统，孩子又在几乎是本省人的环境下长大，自然就被同化成当地的人了。

早期来台的外省人人数相当多，其中有不少是逃难到台湾，或是朝鲜战争时期选择前往台湾的大陆出逃人士。

安顿这些外省人成为早期迁台政府的重要课题，当时国民政府将台湾视为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在对一般外省人安置问题上并没有长期居住的打算，除了部分政府官员住进了日本人留下的官吏别墅或公家高级住宅外，大多都是被集中临时安置居住，形成台湾特殊的“眷村”，然而眷村的安置是临时行的安置，并不是很严谨的规划。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多将眷村改建成新式国民住宅，进行都市更新，时至今日眷村政策仍对现今社会有所影响

外省人为原本散居在各省市的居民，饮食习惯多元丰富，来到台湾后基本上饮食习惯维持不变，因此许多中国各地的美食小吃，都随着这些移民来台而出现在台湾，后来经流传而融入台湾社会。像川菜、湘菜、浙菜在台湾都有一定的市场，而台湾传统饮食中较少的面食类，包括水饺、馒头、包子等都已经成为台湾普遍的饮食，其中牛肉面更是从眷村中改良发展出来，变成了台湾特色美食之一。而像永和豆浆最初亦为其所创，现已发展至台湾各地，食用者也不限于外省人之中。

由于大陆移民多为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者，因此在职业上以军人、公务员、教师、公家机关雇员等为多，来台之后一些退役军人经政府退辅会辅导转业成为农民，或者成为工人，而其后代子女则从事各种行业，由于早期大陆移民家庭的社会资源大多集中于上述军公教部门，故其子女投效军旅、从事公教人员者的意愿较老台湾人高。

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来台的大陆移民之中，多为单身的年轻男性军人，女性较少。其中部分在大陆已有婚室子女，但多半元配并未跟随来台，只有绝少部分人可以举家迁台。因此，不少移民男性都面临婚姻问题，后来有不少与本地人结婚。

然而有部分老军人，由于政府政策关系一直未婚，形成老军人晚年无依无靠的困境，解严两岸开放探亲交流后，有相当多老兵回到大陆娶妻。

部份本省人认为台湾的省籍情结主要是在政治理念上、而实际上或者可说是蓝绿斗争或统独冲突，台湾因为省籍隔阂所造成的群众大规模流血冲突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仍有不少对抗。当然，关于省籍冲突的原因，亦有观点认为并不完全只因政治理念不同、单纯的蓝绿对抗等等，也包含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例如：国语VS台语）、抗日战争刚打完时国民政府对本省外省并未一视同仁（对外省人会比较偏心，外省人的福利优于本省人例如同工不同酬等等）。引起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有很大的主因是在于本省外省之间的摩擦。

长达38年的台湾戒严时期，移民阶层在政治、政党、军事、媒体、艺文等领域的优势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淡化。过去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及资源分配上让外省移民掌握地方势力（包括县市长、省议会等），但外省移民籍官员（包括政务官与事务官）还是在中央政府占有数量与位阶较高的优势。

有部分观点认为，台湾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之后被国民政府收复回归中国，但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仅为中国其中的一个省，不过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却到1986年才废止“考试法”内容，或鉴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欲巩固对台湾“一党独大”地专制统治，乃制颁所谓“全国性公务人员考试分区定案额文件”，期透过“省”为单位作公职人员考试分发的标准，好掌控公务员来源以稳定其统治，引爆了族群之间不对等的争议，甚至外省人之间也不对等，为数众多的江浙人与少数的东北人之间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而今政策修正，考试制度也变为公平，本省籍人士得以用公务员考试、普考、特考等公务人员考试成绩考入公家服务，本省人也可以透过选举担任公职（如县长、市长、议员、立法委员等），情况趋于缓和，现今外省移民人士在政坛上层的数量已经减少。

目前台湾当局有效统辖地区除台湾省外，尚有福建省连江县之一部份，以及福建省金门县之部分。在台湾外省人一般而言专指1949年前后撤来台湾之人口统称，但金马两地之人来台也或会被归类为外省人，此有历史经验、族群认同、语言和政治因素四大原因：

历史经验：金门县与连江县马祖列岛在历史上就为中国管辖，清代属福建巡抚管辖，甲午战争亦没有随台澎割让日本，故不曾经历台湾日据时期与皇民化运动。金马两地与台湾同归中国所辖，是在1945年以后的事，且继续划归福建省政府，该省政府目前仍设于金门县。故两地与台湾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认同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族群认同：金门与马祖一直在行政隶属上属于福建省，对金马当地人而言，本土、本省的概念皆为“福建”而非“台湾”，金马人也以“福建人”为称。因此当“台湾”成为近来台湾族群认同号召时，金马地区并未对其产生强大的认同与共鸣。语言因素：马祖属连江县，位居闽江口，近福州，居民通行语言是福州话，与台湾多数本省人使用的闽南语不同，根本无法通话。而金门县虽同属闽南语区域，但其闽南语系厦门腔，与经过台湾日据时期之后的台湾闽南语也有词汇、语音上的些许差异。故所以两地在语言上与台湾本岛及澎湖群岛的闽南语也不尽相同。政治因素：金马两地由于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军区压力，自1950年代以来长期受战地政务制约，无法正常发展民政民生，作为“前哨”，对台湾本岛有其特殊感想。所幸台军大批驻军挹注消费，使金马经济尚称稳定。自台湾解除戒严与金马裁军后，虽然国民政府采取增设金门国家公园、开放小三通、岛内民众观光等措施，但金马经济不见起色。相对于大陆闽南金三角地区之日趋繁荣，两地民选首长希望国民政府能采取更多有效措施挹注，故而台金两地政治纷争时有所闻。

同时，在民意调查中，金马对泛蓝政党的支持度高达九成以上，甚至高于台湾本岛的移民，因此更无法被以福佬人为主的泛绿政党视为“台湾人”。金马为“外省”的观念，也获得金马人士与台湾本岛统派的认同。因此在金马与台湾本岛间，也存在“省籍问题”的紧张。随着小三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金马本地人重新与大陆地区联系交流，包括求学族群认同落差越来越大。

由于早期的对日抗战经验，还有国共内战中所遗留下来的仇恨，许多第一代的外省人对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存有高度的认同，并且对日本与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甚至是仇恨的立场。而且因为大多数外省人是随同国民军队撤退来台，加上早期外省人在国民军队中发展机会较台湾人更好因而从军意愿较高，所以在1949年的古宁头与登步岛大捷，还是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其因为从军的缘故而成为抗击中共统一台湾的主力，而且也在冷战时代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共进行破坏与侦查的活动。

毫无疑问的，第一代的外省人，是坚决反共的一群人，也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然而基于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对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他们也反对任何意图使台湾脱离中国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的认同里面，所谓的中国即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还有外蒙古的“中华民国”，再加上早年中共曾经支持过党外与国民党政权对抗的事迹，因此只有“中华民国”的国家正常化，没有“台湾国”的国家正常化，追求“台湾国”，在他们眼中不只是分裂国土的行为，而且也是配合共产党准备颠覆政府的叛乱罪行。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老外省人仍然把中共、党外与台独视为所谓的三合一敌人，决不妥协。

然而对于第二代的外省而言，虽然他们普遍能够理解第一代外省人对中国家乡的眷恋以及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然而他们却认为上述的政治思想显然是已经过时的概念了。尤其是许多外省裔第二代在接受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洗礼后，不是投入党外运动，就是成为了国民党内的革新保台。

这一批新的外省人虽然在民族认同上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华人，但是却都是在台湾相对安逸的环境下长大，对于中国的故乡已经失去了自己父辈的认同，所以他们虽然不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也无法认同第一代外省人反攻大陆的主张。在革新保台派的眼中来说，两岸就算要统一，也是要透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所以比较倾向于蒋经国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概念。然而更多的第二代外省人，在两岸开放探亲之后，逐渐体会到自己与大陆民众的差距已难以磨合，所以便走向了主张永久维持现状或者支持“两个中国”的道路，并愿意承认自己是所谓的新台湾人。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一代外省人认可了民进党所谓将外省人视为新住民的主张，接受了台独理论的论述。另外则有一批经历了反战运动与保钓运动的外省人第二代，接受了60年代所兴起的新左派运动与去殖民化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给了中华民族更多的希望，因而开展了所谓的中国统一运动。当台湾人背景的李登辉出任“总统”与中国国民党主席，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之后，又有部分的革新保台派成员因不满这项分离主张，而相继退出国民党成立新党，随后又有宋楚瑜所建立的亲民党，这些力量逐渐在李登辉被国民党开除后，又统合成了所谓的泛蓝势力。虽然此刻，所谓外省人的定义仍存在，但是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外省人也对台湾这块土地有了难以割舍的认同，不过反对台独与捍卫“中华民国”，仍然是这些人所坚持的最大共识。随着陈水扁上台之后，因为认为民进党政治人物极力推动台独运动，许多外省人对民进党的反感发挥到了极致，连带的也将这股反感波击到了陈水扁主政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上。而当连战于2005年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中共也开始强化对泛蓝势力的宣传工作，促成部分外省第二代由原先革新保台的立场转向了促进中国统一，逐渐放下老一辈外省人对共产党的仇恨。然而放弃对共产党的仇恨，也就意味着不再有光复大陆的使命感，这在一部份外省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但是这在大多数的外省人身上，却也意味着中国认同的割舍，尤其是国民党为了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也不再强调过去的中华民族主义，这也让大多数的外省人第二代逐渐的认同自己“已经、应该是台湾人”或者至少“‘也是’台湾人”。至于第三代的外省人，由于很少有第二代外省人的眷村经验，一切生活习惯都已经与台湾的本省人毫无二致，基本上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也已经大于了对传统中华民国的认同，所以基本上已经很难用外省人去加以定义了。由于受到祖父与父母辈的影响，外省第三代在政治倾向上仍然是以支持泛蓝为主。他们没有特别强烈主张国家统一或者台独的使命感。在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上，他们或许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利益判断。这种台湾本省人认为外省人是中共同路人的现象非常常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裔美国人(犹太人除外)也常常被认为纳粹的同路人，日裔美国人这会被怀疑是日军的间谍，仅管当时的德裔美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纳粹党的。事实上大部份的外省老兵被封闭在眷村之中，所有资讯都是由国民党的政府所提供，自然而然会倾向统一，而他们所谓的统一己经不切实际，因为他们也是反共产党的，但国民党现在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台湾还有许多外省人并不是跟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国民党思想所影响。而民进党籍前立委段宜康的父亲段守愚则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曾留学美国，他们也是自己来到台湾，而不是受国民党所迁引。至于外省人压倒性挺蓝的问题，是常期眷村受到政府照顾及“控制”的原因造成。九成外省人支持蓝军可能是一种高估，因为许多外省人到了社会上，转向挺绿也没人会知道。这个数据主要是以眷村的开票结果为主。而住在眷村的人就算思想偏绿也不敢把票投给民进党，深怕会被其他眷村的人唾弃。而户籍不在眷村的外省人可能投给民进党的可能会远大于眷村。基本上外省人第二代的选票结构可能类似原住民（七成五挺蓝，二成五挺绿），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这些外省人经过了三代的经验，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华意识己经逐渐消失了，只要他们认为蓝的长期都做的不甚满意，随时很有可以转向支持绿营。

正是因为外省人较本省人更晚移居到台湾来，相较于本省人对中国仍存有较浓厚感情与亲近感，再加上外省人第一代的大中华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厚，以及他们在投票时大多支持国民党的缘故。因而台湾社会的统独对立始终隐含若干本省人和外省人对立的成分在内。虽然外省人确实普遍的存在着对中国大陆故土的感情，而且也反对台独（更多的是基于恐惧中共立即对台动武，导致两岸更快速的统一），然而将所有外省人都定位为统派，仍然是种非常片面的说法。

事实上今天比例较高的外省人在政治认同上要比本省人要来得保守许多，基于过去祖先的统一经验，他们较少公然喊出任何支持中国统一的口号。以维持现状支持台湾当局政权持续性，仍然是外省族群在政治选项中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