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法国兴起的以宣传存在主义哲学为目的的文学流派。随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广泛传播而对各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代表人物为法国的萨特和加缪。萨特继1936年发表哲学著作《想象》后，1938年发表了剧本《厌恶》，通过文学形象表达了他对人生和“存在”的看法。他认为“存在”即“自我”与客观现实永远都是对立的，不可能统一，客观事物和社会总是与人作对，处处威胁着自我，认为“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恐惧、孤独、失望、被遗弃等等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1942年加缪的具有同样倾向的小说《局外人》问世，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界认为萨特和加缪的小说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文学的诞生。在艺术上，存在主义文学寓高度哲理性于文学作品之中，而不求情节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着重对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展开哲理性分析。在小说、戏剧、散文等方面存在主义都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

存在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存在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主要表现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存在主义文学是现代派文学中声势最大、风靡全球的一种文学潮流。

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是丹麦人克尔凯戈尔。

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说，世上有多少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作家主要有萨特、加缪、波伏瓦、梅勒等。

存在主义原是来自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的一个哲学概念。萨特于193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恶心》开了无神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他于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哲学纲领，1944年上演的戏剧《密室》加强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1942年)是存在主义最经典的两部小说，它们描绘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荒诞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都是些忧虑的、彷徨无主的“多余人物”。早期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荒诞世界中的生活的无意义的。1946年萨特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论著，暗示了存在主义的新动向，作家不再单纯在荒诞的世界里书写无所事事，而是从绝望的世界中寻找希望。萨特在战后的作品中体现了这种“新人道主义”精神，例如在《恭顺的妓女》（1947年）中，作者谴责了种族主义的罪恶行为，对被压迫被损害的黑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另一大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但他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存在主义气息。他的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1945年）、《误会》(1944年)以及散文集《西叙福斯的神话》等，都揭露了荒诞世界里的荒诞人生：现实世界无非是一个一无可为的荒诞世界，人的存在也是如此，人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意义都丧失了着落，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小说描写一个摆脱了资产阶级陈规陋习羁绊的女性，是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新人物。

此外,雷蒙·盖兰、莫里斯·梅洛·蓬蒂、班雅曼·丰达纳等作家也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显示了存在主义的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边缘作家。

存在主义的旗帜也飘到了欧美乃至东方一些国家的文学界。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日本的安部公房和开高健，印度的尼勒默尔·沃尔马等都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美国的诺曼·梅勒和索尔·贝洛等创作中亦可辨出存在主义的踪迹。

从60年代起，存在主义作家已经失势。到了70年代,存在主义作为一支文学流派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存在主义的先驱者是丹麦人克尔凯戈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流行，它的主要代表是海德格尔阳雅斯贝尔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居重要地位，一些作家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六十年代后，存在主义思潮被其他新的流派所代替，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变种。

克尔凯戈尔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忧郁症。

由于得了忧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和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人也、耻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对于克尔凯戈尔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对克尔凯戈尔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位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有：法国的让一保尔·萨特（1905～1980），阿尔贝·加缪（1913·1960），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等。萨特是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1942），描写莫尔索对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对死刑都等闲视之的生活经历。以他的冷漠、局外人生活态度，表现世界存在的荒谬性，及其人物对世界秩序的精神不安与绝望心理。《鼠疫》（1947）是加缪的顶峰之作。通过鼠疫流行中人们的不同态度，表现重大的人生哲理。成功塑造了里厄医生这样一个与鼠疫，即与法西斯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展示世界存在的荒谬与罪恶，人类充满危机和无尽的灾难，只有选择正义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波伏瓦的代表作品有《女客人》(1943)、《大人先生们》(1954)。其他具有明显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家有：美国的诺曼·梅勒（1923～2007）、索尔·贝娄（1915～2005），法国的雷蒙·盖夫（1905～1954）、莫里斯·梅尔洛—蓬蒂（1908～1961），英国的戈尔丁（1911～1993）等。

存在主义的女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萨特的学生和伴侣。《女宾》(1943年)是她的成名之作，小说描写一个摆脱了资产阶级陈规陋习羁绊的女性，是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新人物。

西蒙娜·德·波伏瓦，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波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西蒙·波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则在一次讲演中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又译做西蒙·波娃。 全名为西蒙·露茜-厄尔奈斯丁-玛丽-波特朗·德·波伏娃，出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9年通过考试，和萨特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并从此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

波伏娃出身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她和萨特相识后，两人有共同的对书本的爱好，有共同的志向，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但终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并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人的性关系，但两人建立在互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爱情非常强烈，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写了《永别的仪式》，是对和萨特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的痛苦回忆，流露出强烈的爱情。

波伏娃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写过多部小说和论文，她的小说《达官贵人》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两位主人公的革命目的和方法虽然不同，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都失败而牺牲了。此外她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名士风流》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皮鲁斯与斯内阿斯》等，提出道德规范与存在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别》，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 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亦然。这是她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 她在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度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波伏娃去世后，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成两大派别：一是以西蒙娜·魏尔和加布里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二是以让·保罗·萨特、阿尔培·加缪、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文学的社会影响上说，萨特(1905-1980)和加缪(1913-1960)最为重要，他们都是法国的文学家。尤其是萨特，他是存在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前景》、《辩证理性批判》等，奠定了这种文学的理论基础。

主观意识决定存在的意义，但承认有独立于意识的存在。

“如果现象的存在不转化为存在的现象，而我们又只有通过考察这种存在的现象才能对存在说点什么，那么，首先就应该建立那种使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统一的确定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上所说的一切都直接受到对存在的现象的揭示性的直观的启示，建立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就容易得多了。倘若不把存在看成揭示的条件，而是把存在看成能以概念来确定的显现，我们一开始就值得了，单靠认识不能为存在提供理由，就是说，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为存在的现象。总之，在安瑟伦和笛卡尔所谓本体论证明意义上存在的现象才是“本体论的”。它是对存在的呼唤。作为现象，它要求一种超现象的基础。存在的现象要求存在的超现象性。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我们已经看到现象不可能掩藏存在)，也不意味着现象是一种返回到独特的存在的显象(现象只作为显象存在，就是说，现象在存在的基础上表达自身)。言下之意，虽然现象的存在与现象外延相同，却不能归为现象条件——这种条件只就其自身揭示而言才存在——因此，现象的存在超出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为这种认识提供基础。”

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天主教徒会说：“啊，可是标志是有的！”很好嘛；但是尽管有，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还得我自己去理解这些标志。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并自由选择价值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交流，互相不能脱离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来的，客观事物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时时威胁着“自我”。萨特在他的剧本《禁闭》中有一句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但存在主义并不是只顾自己一己之私，而主张对世界承担责任，对社会“介入”。所以萨特说：“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

贬低艺术的认识作用

存在主义者否定艺术的认识作用，认为艺术作品不能反映现实，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人的心灵的冲动，给人以“享乐”和感受的能力，使人的“非理性的感觉清晰、明确起来”。他们认为，艺术家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艺术地再现客观世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往往是描写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以及无限恐惧的阴暗心理，但也激励人们改变这些。

悲观而积极的处世态度

存在主义文学乍看起来，都一种“悲”。但这不意味着对社会乃至一切绝望，陷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寂静主义 说：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的承担责任行事，根据那个古已有之的公式：“从事一项工作但不必存在什么希望。”这也不等于说我不应参加政党，而只是说我不应当存在幻想，只应当尽力而为。

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萨特的小说《恶心》、哲理剧《禁闭》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等。

存在主义文学主张哲理探索和文学创作相结合，以表现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己任。这些作品大多数处理的是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题材，重思想，轻形式，强调逻辑思维和哲学思辨。

人并无先天本质

存在主义作家反对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去描写人和人的命运。他们认为，人并无先天本质，只有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依靠个人的行为来造就自我，演绎自己的本质。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新鲜多样的环境，让人物去超越自己生存的环境，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因此，人物的典型化被退居次要的地位。

三位一体

在文学创作中，存在主义作家提倡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三位一体观。认为作家不能撇开读者来写小说，作者的观点不应该是先验的，还必须通过读者去检验；只有当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在小说人物的活动过程中，作者和读者才共同发现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观点，对欧美青年一代作家影响很大，后来，也为其他文艺思潮流派所运用。

中国早期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译介，可以上溯到1943年，在《明日文艺》上发表了展之翻译的萨特的《房间》。不久，作家荒芜和诗人戴望舒也翻译了萨特的《墙》。40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文学的面貌出现，而且不是由哲学家，而是由法国文学研究家和现代作家来完成的。当时盛澄华、罗大冈、吴达元、陈石湘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使得1947和1948两年，成为中国早期对存在主义文学介绍最为集中的时期。解放后，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作为“进步作家”应邀来华进行访问。《译文》杂志为此发表了罗大冈对《涅克拉索夫》的评论和其翻译的名剧《丽瑟》(即《恭顺的妓女》)。到了60年代，由于政治因素，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中国受到批判，但还是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被翻译过来，文学方面，有孟安翻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和郑永慧翻译的萨特的《厌恶及其他》。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先是《世界文学》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接着《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的《肮脏的手》，这是进入新时期后中国读者接触存在主义文学最早的两部译作。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当时正值中国强调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使得许多外国文学期刊竞相介绍存在主义作品，出版界也紧紧跟上。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鼠疫》；到80年代中期“萨特热”继续升温，仅1985年出版的就有：《萨特戏剧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等，使这一年成为出版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进入90年代后，存在主义作品继续以“合集”或“文集”的形式出版，如秦天、玲子主编的《萨特文集》(三卷)，丁世忠、沈志明译的《自由之路》三部曲，李瑜青、凡人主编的萨特“文集”(一卷)，沈志明、艾珉主编的七卷本《萨特文集》，郭宏安主编的《加缪文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的《加缪全集》。还有《西蒙·波娃回忆录》四卷等。由于LesMots是萨特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尽管他拒绝了这份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中国至少出现了五个版本和四种译名：《文字生涯》(有沈志明和郑永慧的译本)、《萨特自述》、《词语》和《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此外，萨特的著名长篇文论《什么是文学？》也出现在《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等多种研究资料丛书中。加缪曾因名著《鼠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品表现了面对灾难、人们积极团结战斗的精神，因而在2003年春我国出现“非典”时再度热销，成为“瘟疫流行时期的希望之光”和“拯救心灵的最佳读本”。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反映在文学上则又可谓一种文学流派。它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诞的”，强调“人在存在中可以自由选择”；它对传统文学的“反映论”提出质疑，主张文学“介入”时代，反对顺从主义，张扬新的人道主义。这些文学理念，为中国新时期文艺提供了理论资源，丰富了人们对文学观念的理解和探索；而当年出现的“萨特热”，正好适应了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经受了“文革”的毒害，对传统价值和信仰产生动摇、迷茫，以致出现精神空虚。“存在就是合理的”，“理想太空虚，存在才可靠”等思想，当时不仅在青年中颇有市场，甚至对一些中国作家也产生了影响。

中国新时期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评介，最有影响的当属柳鸣九先生。早在1978年11月，他就在广州“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作了《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学术发言，从理论、创作和社会活动三个层面，肯定了萨特的进步思想。在1980年接着发表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中，对萨特再次给予了肯定。他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为学界献出了全面而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萨特提供了多种维度。此外，罗大冈、施康强、冯汉津和郭宏安等人，还有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都对存在主义的评介做出了贡献。如施康强发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等文，郭宏安则是研究加缪的专家，他在1982至1989年间，曾在《读书》上发表了四篇评论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的文章。

当年对存在主义思潮的传入也出现过争议。以柳鸣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萨特谴责种族主义，同情被压迫的黑人，其进步性应予以肯定；而以欧力同、冯汉津为代表另一些学者，认为它宣扬颓废观，故予以否定。双方后来达成的基本共识，还是对萨特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予以认同。这场论争，对促进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研究，起到了开拓和深化的作用。从70年代末以后，中国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如郑克鲁的综合研究、张容研究加缪、杨昌龙研究萨特、江龙研究萨特戏剧等，都又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