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元恪（483年～515年），出生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鲜卑族。北魏第八位皇帝。孝文帝元宏次子，母为文昭皇后高照容。

太和七年（483年），异母兄元恂之生母林氏按北魏子贵母死之惯例而被赐死，元恂由曾祖母冯太后养育。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长兄元恂被立为皇太子。孝文帝远征南齐，十岁的元恂留守新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元恂觉得河南酷暑，又喜欢穿胡服。

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三岁的元恂逃至平城，得到反对汉化和南迁的贵族的支持。其父孝文帝返回后平息了变乱，废黜元恂为庶人，囚禁在河阳，衣食仅够维生。不久，又派人将元恂赐死。元恪的长兄元恂死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二十四日，孝文帝病重。三月二十八日，孝文帝命司徒元勰派人前往洛阳，请皇太子元恪到鲁阳登基即位。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元禧（献文帝拓跋弘次子，孝文帝元宏之异母弟），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等六人共同辅佐朝政，史称“六辅”。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一日，孝文帝驾崩。四月十二日，元恪在鲁阳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改年号为景明。宣武帝居丧期间，政柄委任给左右宰相。四月二十四日，追尊母亲高照容为文昭皇后。八月初五日，遵照孝文帝遗诏，将孝文帝三夫人以下的嫔妃全部回家。

宣武帝元恪在位初期，六辅专政，宣武帝受制于辅政诸王。六辅之中，汉人宋弁早逝，在剩余的五位辅政大臣中，四人为宗室亲王，一人为汉人王肃。这一局面很快便因辅臣之间的矛盾被打破。王肃为南朝降臣，因其才学被孝文帝宠信，参与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最终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但遭到宗室亲王任城王元澄的妒忌。不久，王肃便因谋反之名被排挤出了辅政之列，孝文帝原本制定的相互牵制之六辅体系，只剩下了宗室四王。

在王肃被排挤之后，咸阳王元禧与北海王元祥便“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另一辅政大臣广阳王元嘉为宗室疏族，无法与咸阳王元禧与北海王元祥相比，因而此时的北魏政权实际上落在了咸阳王元禧与北海王元祥的手中，而北海王元祥也无法与咸阳王元禧进行相抗衡。这样，咸阳王元禧成为了宣武帝初年真正的政治决策者。

咸阳王元禧在排挤掉其他辅政大臣后，独揽大权，想进一步控制和夺取北魏政权，便企图掌握禁军权力，即取得领军将军于烈的支持。然而作为领军将军的于烈并不愿意被元禧控制，元禧多次派人向于烈索要禁军权力，均遭到了于烈的反对。元禧在没有得到于烈的支持之后，遂令于烈出任外职，担任恒州刺史，但于烈“不愿藩授，频表乞停”。当时宣武帝急于夺回执政大权，于是与于烈反抗元禧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就使得宣武帝与领军将军于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对以咸阳王元禧为首的辅政宗王进行了夺权行动。

宣武帝在明确元禧与于烈的矛盾之后，试探性地对于烈之子于忠说：“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当有处分”。于忠告知其父，于烈入朝之后，宣武帝将其谋废诸王的计划告知于烈：“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征求于烈意见。于烈马上回答道：“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职。今日之事，所不敢辞”。

得到于烈的支持后，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年）正月祭祀之时，派领军将军于烈率领禁卫军发起了夺取宰辅宗王权力的行动。史称于烈“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

景明二年（501年）正月，宣武帝“始亲政。遵遗诏，听司徒、彭城王勰以王归第”。至此，宣武帝开始正式掌握了北魏的最高统治权，也开始了宣武帝朝对宗室诸王的打压局面。

元恪在位时期，北魏对南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攻取南朝梁的四川之地、北撃柔然，北魏疆域大大向南拓展，国势盛极一时。

景明四年（503年）元恪发动钟离、义阳之战，历时一年夺取了南梁的义阳、樊城等地，势力向长江北岸延伸，元恪在其地设立郢州进行管理。淮河一带作为边境，常有战事，周边多有无主田地，为了“使地无遗利”，504年九月，元恪下诏令士卒春播秋收，以保证战时粮草充足，也为主动进攻获取更多土地做物质保障。

正始元年（504年）九月，柔然汗国派12万骑兵侵犯北魏。元恪派源怀出兵讨伐，源怀到达云中后，柔然大军闻风而逃。由于北方六镇之间距离遥远，不能相互接应，元恪便采纳源怀建议，在六镇基础上增筑九座戍城，“闲时劝农积粟，战时随时征讨”，大力增强边防。此后终宣武帝一朝柔然再不敢犯边。同年，北魏夺取了南梁的汉中领土。

正始二年（505年），元恪进军巴蜀地区，派统军王足西伐，频破南梁军，夺取剑阁（今四川广元）。七月，再破南梁军，进军包围涪城（今四川绵阳），击溃南梁巴西太守庾域，益州各郡投降的有十三个，其民送北魏编籍者五万余户。

正始四年（507年），北魏“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元恪便敕有司准访前式，设立国子学、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兴办教育事业。

宣武帝取消子贵母死制度，让胡充华活着。

到宣武帝统治末年，人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宣武帝花了大量的精力才将这些起义一一镇压。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初十日，元恪患病。正月十三日，元恪在式乾殿去世，时年三十三岁。二月初一日，谥号宣武皇帝，庙号世宗。二月二十一日，安葬于景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的邙山）。

宣武帝即位后，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建新都洛阳。

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调发畿内5万5千人，开始在洛阳围绕东汉以来的旧城兴建外郭城，外郭城内修筑320多个里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开创出新型的“坊市制”都城，使北魏洛阳城规模空前宏大，“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东汉和魏晋以来的洛阳城则变成了内城。宣武帝时期形成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是中国古代都城首创，影响到了隋唐、宋和元明清的都城建设模式。

宣武帝元恪规定每个里坊边长三百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方三百步为一里”，说明每一个坊正好为一平方里。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第一次有计划地对城市作出统一的规划，并规定了规整整齐的布局。每个里坊的周长合计一千二百步，里坊开四门，设置里正等进行管理，使得洛阳城在前代的基础上成为封闭式的“里坊制都城”。这种封闭式的里坊，为后来的隋大兴唐长安城和隋唐洛阳城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独特的城市布局形式。

宣武帝时期的北魏洛阳城，面积达到了约100平方公里的空前规模，“是近代以前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城市”，其都城形制被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以及日本京都等效仿，建筑风格影响至今。

元恪拒绝鲜卑遗老重返故里的建议，巩固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

当初孝文帝迁都洛阳时，由于鲜卑旧贵族难以迁徙，孝文帝只好允许他们冬居洛阳，夏季返回代北居住。元恪即位后，鲜卑旧贵族企图重返代北，便“榜卖田宅，不安其居”。元晖指出，孝文帝允许旧贵族冬夏二居是因为初迁都时百姓恋土，迫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孝文帝本意。元恪采纳元晖建议，不再允许迁洛的鲜卑旧贵族重返代北，从而巩固了汉化成果。

按照孝文帝的遗命，宣武帝朝由宗室六臣辅政，进而导致宗室亲王擅权的局面。

宣武帝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抵制宗室亲王而重用外戚，为外戚高家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增修洛阳郭城时，设立了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

其中，四通市设立在洛水之南，供四方外邦商人开展贸易，为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提供便利，有力地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四通市是北魏时期广为人知的大市场，因地处伊水、洛水交汇处，横贯东西，纵贯南北，交通极为便利，其周围的贸易主体是各国的使臣、商旅及归附者。

宣武帝将四通市设于洛、伊水旁，与水道运输便利有关。景明初年（公元500年），延承了安定局面，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周边国家及族群陆续前往北朝都城，于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北魏洛阳不仅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也成为了与周边各族进行贸易的国际化大都市。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春，自魏德既广，西域各国以及东北各族陆续向北魏朝贡。同时，也在南北朝边境设置了专门的市场。自此，南北朝之间的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库莫奚“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契丹“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与中亚的粟特、波斯国均有贸易往来。此时互市贸易极为繁荣。

宣武帝在洛阳大市周围设有八个里坊。环绕大市，每面都设有两个里坊：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多为柴米油盐、车马服饰的贩卖；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多以酿酒为业；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作为满足精神需求的音乐伎艺竟也有单独的市场；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贩卖棺椁；还有准财、金肆二里，贩卖金银刺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丰富，既有满足最低物质需求的必需品，也有奢侈品消费和精神层面的消费。

宣武帝把手工业者、贩卖者、屠夫、卖艺者、酿酒者以及经营有关丧葬的服务业者，都分列在市的周围，作为市的一部分。这种“市”和周围的“里”相结合的“大市”制度，是北魏的创举，对后来唐代都城的市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统计，洛阳大市中有将近十个里坊，再加上四通市以及各国商客居住的里坊，总计十五个左右的里坊，可见其商人聚集的规模。有学者指出洛阳城中商人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足以说明洛阳都市的繁荣。对此，有北魏官僚认为商人的生活极尽奢华，上书取缔商人用金银丝锦，但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用，反映出北魏时期商业贸易的规模之大及发展程度之高。

北魏时期，盐的生产分为池盐和海盐两种，池盐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河东地区的盐池。元恪即位后，于景明四年（503年）七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将盐池的经营收归国有。

景明四年（503年）钟离、义阳之战中，北魏夺取了义阳、樊城等地，势力向长江北岸延伸。次年（504年）九月，元恪颁布在江淮地区的营田诏令：淮河南北所在的镇戍，皆令秋季播麦，春种粟稻，因地制宜，水陆兼用，“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由于士卒除战争之外，闲暇时间多，而淮河南北军镇是国家边境，时常有战事发生，故周边多有无主田地，为了“使地无遗利”，元恪下诏令士卒春播秋收，实则是统治者为了保证战时粮草充足，也为主动进攻获取更多土地做物质保障。

江淮地区西部是大别山脉及其延伸的丘陵冈阜，适宜北方旱地作物生长。北魏在此屯田，因地制宜，秋种小麦，春种粟稻，不仅是为充分合理利用这一地区土地条件，以求充足的军粮给养，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杂植五谷，以备灾荒思想的体现。

景明元年（500年），宣武帝趁着南朝正处于南齐末帝萧宝卷的昏暴统治下，开始南伐。北魏对南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攻取南朝梁的四川之地，并北击柔然。直到永平元年（508年），战事才告结束。此时，北魏已经占领汉中，领土疆域向南拓展，国势盛极一时。

正始元年（504年）九月，柔然汗国派12万骑兵六路并进，想要直趋沃野镇、怀朔镇，从而南侵恒州、代州。元恪派源怀出兵讨伐柔然。源怀时年61岁，仍立志生擒柔然主帅，献俘京洛阙下。源怀率军到达云中后，柔然大军闻风而逃。

由于北方六镇之间距离遥远，不能相互接应，于是源怀前往各镇考察后，建议在六镇间设立戍城，屯兵镇守，“闲时劝农积粟，战时随时征讨”。从而增广有利的地形，壮大军队气势，使柔然不敢南下。元恪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北方六镇的基础上又增筑九座戍城，增强了北魏北方军事防御能力。此后终宣武帝一朝柔然再不敢犯边。

景明元年（500年）正月，南齐皇帝萧宝卷治下的豫州刺史裴叔业献上寿春领土内属北魏，元恪派骠骑大将军元勰帅十万兵马前往接收领土。二月，萧宝卷派军万余驻扎宛城，企图夺回寿春。四月，元勰与车骑将军王肃大破南齐军，斩首万数。七月，萧宝卷派陈伯之侵犯淮南，被元勰击破。九月，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击破南齐将领吴子阳、邓元起。十月，元恪派兵4万镇守寿春。十一月，北魏荆州刺史桓道攻陷南齐下笮戍，二千余户人投降北魏。同年冬，南朝萧衍起兵东下，讨伐其主萧宝卷。

景明二年（501年）正月，元恪亲政，萧衍立萧宝卷的弟弟萧宝融为主，东赴建业。七月，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击破萧宝卷的大将黄天赐。十月，萧宝卷治下的零陵戍主华候率户内属。十二月，萧宝卷的侍卫张齐杀死萧宝卷，投降萧衍。

景明三年（502年）三月，萧宝卷的弟弟建安王萧宝夤投降北魏。四月，萧衍废萧宝融，自立为帝，建国号梁，史称“南梁”。五月，北魏扬州小岘的戍主党法宗袭击南梁大岘戍，破之，生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送于京师洛阳。

景明四年（503年），三月，北魏扬州守兵破南梁将领于阴山，斩其龙骧将军吴道爽等数千级。四月，元恪任命归降的萧宝夤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五月，元恪发配冀、定、瀛、相、并、济六州2万人、马千匹于寿春，以加强对南朝的边防。八月，元恪任命吏部尚书元英为镇南将军，攻打萧衍于义阳。十一月壬子，北魏扬州兵大破萧衍军，斩其徐州刺史潘佃怜，擒司马明素。乙亥，镇南将军元英大破萧衍麾下大将吴子阳，擒斩千数。十二月，萧衍治下的梁州刺史翟远、徐州刺史陈虎牙归降北魏。

正始元年（504年）正月，归降北魏的陈伯之破南梁大将赵祖悦于东关。二月，萧衍将领姜庆真袭击陷寿春外郭城，被北魏州军击退。北魏扬州统军刘思祖大破萧衍军于邵阳，擒其冠军将军张惠绍，骁骑将军赵景悦等十将，斩获数千级。三月，镇南将军元英在樊城攻破南梁将领王僧炳。七月，南梁角城戍主柴庆宗献城归降北魏。八月，元英击败南梁将领马仙琕于义阳，继而攻陷义阳。元恪便在义阳设立郢州，任命司马悦为郢州刺史。辛卯，元英又大破南梁将领，清三关。丁酉，元恪下诏封元英为中山王。乙丑，南梁霍州刺史田道龙、义州刺史张宗之遣使内附。十二月，南梁行梁州事夏侯道迁占据汉中归降北魏，元恪派邢峦为镇西将军，率众收取汉中领土。

正始二年（505年），镇西将军邢峦派统军王足西伐，频破南梁军，遂进军剑阁（今四川广元），生擒南梁辅国将军范始男，押送京师洛阳献于元恪。七月，王足击破南梁军队，斩杀四员大将，继而进军涪城（今四川绵阳）。南梁巴西太守庾域迎战，被王足击败，俘斩千数。八月，元恪令中山王元英南讨襄阳、沔，于是南梁沔东太守田青喜率领7个郡、31个县内附北魏。十一月，王足包围涪城（今四川绵阳），益州各郡戍投降的有十三个，其民送北魏编籍者五万余户。

正始四年（507年）六月，元恪考虑到北魏“戎缮兼兴，未遑儒教”，于是下诏说“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学，设立太学、四门小学。”

北魏孝文帝颁布“太和之制”，限制都城洛阳的佛寺营建，直到宣武帝元恪即位的景明之初，都没有犯禁的。于是宣武帝元恪仰修孝文帝先志，进一步颁发明旨，规定洛阳城内不允许造立浮图、僧尼寺舍，“欲绝其杀觊”，史称“景明之禁”。然而，俗民被佛教虚声迷惑，僧人贪图厚润，即便有明令禁止，仍然私自犯禁营建。元澄认为，“景明之禁”提前顾虑到了北魏后期的大乘之乱，因而评价道“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

正始三年（506年），沙门统惠深违反了景明之禁，他请求说：“已经建好的寺院，实在不忍心拆毁，恳求从今以后不再建造。”元恪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景明之禁有所宽松。永平二年（509年）又立条制，规定：“想造寺的，僧人数量需在五十以上。如果违反，该寺僧众全部驱逐到外州。”而后十年，民间私营佛寺的风气逐渐兴盛。

北魏政权对佛寺既利用又抑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强烈的世俗政治特征。而元恪在限制佛教的同时，又笃好佛法，每年常在宫中亲自讲论佛经，广召僧众，辩明义旨。僧人将这些活动记载在册，撰写了《内起居》。至延昌年间（512年～515年），北魏各州郡的僧尼寺庙，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是不计其数。

景明二年（501年），正值北魏强盛时期，宣武帝元恪在京城洛阳设立了四夷馆及四夷里。四夷馆分别为金陵馆（自江南来降者处之）、燕然馆（自北夷降者处之）；扶桑馆（自东夷降者处之）；崦嵫馆（自西夷降者处之），以接纳归降北魏的四夷各族。

在当时大规模修建里坊的规划中，专门开辟出“四夷馆”供来自东夷、南朝、西戎、北狄的人员居住，各国人员汇聚一处，先集中在馆邑管理，若长久定居者，三年后迁至规定的 “四夷里”居住，形成了规范的规章制度，开始具有了国际性的色彩，于是“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促使北魏洛阳城成为了世界性国际化大都会。

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体现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为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因族别、国别之不同而分别设立馆、里的制度对后世的客馆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夷馆”对后世首都客馆的设置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隋唐“四方馆”的设立，就是直接受到北魏“四夷馆”的影响，与北魏“四夷馆”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

北魏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宣武帝时期对外交往最为兴盛，70多个国家由“岁岁朝贡”变为“月月朝贡”，先后派出使团146次。他们或出于对北魏王朝的畏服，希望建立友好睦邻关系或因仰慕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希望求取经史典籍，传播儒家文化，或醉心中原丰饶的物产，前来开展经贸活动，既有政治交往又有文化交往。

景明三年（502年），于阗国、武兴国、疏勒国、罽宾国、婆罗捺、乌苌国、阿喻陀、罗婆、不仑、 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共24个国家遣使朝贡。

更有的要求内附，以利本民族的发展，恳请北魏王朝的保护。如永平元年（公元508年）高昌国王魏嘉，遣其兄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西域内徙，乞师迎接。西土之既哒、波斯、伊朗、拜占庭、天竺、大秦等国大批使者沿着丝绸之路东来，不同风俗、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群汇集洛阳城中，繁华的北魏都城又充满了异乡异国情调。洛阳出土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车师国王儿媳鄯月光墓志、延昌元年（公元512年）鄯善王子鄯乾墓志等证实了诸多西域国家使臣或王族定居乃至终老洛阳的事实，说明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关系之密切。

景明元年（500年）夏四月，大阳蛮酋田育丘等率户内附。正始元年（504年）八月，西羌宋万率户四千内附。

元宏：“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

元澄：①“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随陆启颡；运筹制胜，淮汉自宾。节用劳心，志清六合，是故缵武修文，仍世弥盛。”②“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

胡太后：①“世宗纂承丕业，圣德昭远。”②“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经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

元叉、刘腾：“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业， 廓宁区夏，而鸿勋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车书弗同，鲸寇尚炽。”

元诩：“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宁乱，声溢朔南，化清中宇，业盛隆周，祚延七百。”

邢峦：“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魏收《魏书》：①“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君人之量矣。”②“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③“世宗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李延寿《北史》：“宣武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之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当初，元恪的母亲高照容梦见被太阳追逐，躲到床下，太阳变成了龙，绕了自己几圈，高照容梦醒后惊悸不已，然后就身怀有孕，于太和七年（483年）闰四月初五日，生下宣武帝元恪。

元恪年幼时便宽宏大度，喜怒不形于色，向来俭省朴素。当初，孝文帝想考察诸位皇子们的志向和理想，便大陈宝物，任他们取走。京兆王元愉等人都争相取走珍玩，唯独元恪取走骨如意而已。孝文帝大为京奇。后来废太子元恂失德，孝文帝对彭城王元勰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

元恪有一个佞幸之臣叫赵脩，犯事下狱，元恪令元绍审查此事。然而元绍对赵脩加以杖罚，导致赵脩被打死了。元恪责备元绍，而元绍回答说：“赵脩之奸佞甚于董贤，如果臣不除掉他，恐怕陛下回背上与汉哀帝相同的名声。”元恪认识到元绍言之有理，于是不责怪元绍了。

景明三年（502年）冬十月，元恪亲自射箭，一下子射到了1里50步（735米）之远。群臣便在射到的地方镌刻铭文。

北魏宣武帝元恪死后葬于景陵。景陵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北8公里处，位于洛阳古墓博物馆西院，是一雄伟壮观的大冢。

景陵是建国以来经国家批准科学发掘的第二座皇帝陵，也是中国挖掘开放时代最早的帝王陵。景陵封土呈圆形，直径110米，现高24米。地宫置于封丘之下，坐北面南，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的部分构成，全长56米余。墓室平面近方形，棺床置于墓室西部，由15块方形大青石板拼成，整体为长方形。景陵在宋金时代和民国年间曾遭盗掘，现已复原出青瓷盘口龙柄壶、陶砚、石帐座、残石灯等十余件文物。由此证明，地宫内陈设已超越了北魏陵制规定的不设明器、不置素帐和瓷瓦之物的限制，对研究北魏时期的葬俗、陵寝制度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道前20米处建有总面积200平方米的宣武帝祭堂，堂内四壁镶嵌8幅描绘宣武帝生平的工笔画；展柜中陈列40余件景陵和北魏出土文物及复制品。景陵气势壮观，结构完整，风格朴实，色调雅素，具有较高的历史、考古、文物、建筑、科研和观赏价值。

魏收《魏书·卷八·帝纪第八·世宗纪》

李延寿《北史·卷四·魏本纪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