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小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思潮。20世纪80年代，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股“寻根热”，寻根小说正是这种社会文化风气的产物。

民族文化心理寻根文学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寻根文学文化寻根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寻根小说在向传统文化回归时表现出对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与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寻根小说在具体作品中对原始或半原始文化表现出批判、认同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种倾向。

纵观整个寻根小说潮流，发现寻根小说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时，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那些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比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描写了黑龙江“野蛮女真人使犬部”，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则描写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穷乡僻壤和闭塞山寨中人们的生活，其中结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野史、祭仪等非现实和超现实内容；另外还有乌热尔图笔下的马嘶、篝火和暴风雪，张承志笔下的蒙古草原，邓刚《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盐柱》中原始生命的图腾等等。总之，这些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生活形态是寻根派作家们擅长的题材领域，这既构成了寻根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成为应当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首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讨论热潮，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要受到文化讨论的影响，由此引发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思潮。寻根派作家们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寻根”者也有触及到了文化之根的。譬如陈忠实《白鹿原》。陈忠实虽本意欲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进行反思。但由于他本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痴情注定了他在彷徨失望的今天要对民族之“根”进行一番善意的挖掘。他对白嘉轩的矛盾性人格的塑造就反映了他这一“寻根”倾向。他希望找到那种挺拔坚韧的人格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来为新的社会注入一剂兴奋剂。但是传统道德高标和人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白嘉轩身上表露无遗。我们对白嘉轩形象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肯定白嘉轩的坚韧人格魅力就必须承认他的“伪”的合法性，肯定他的道德要求就是否定其人性，也必然走向“伪”，走向鹿子霖，也就是倡导寻求传统文化中阴暗之根了。这种“寻根”过程中所遇到的二律背反式的困境足以给“寻根”者们当头棒唱。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显然，“寻根”者们需要对他们所寻求的“根”进行大的调整。从而才有可能从形而上的高度来把握民族文化之“根”的实质。

如果我们撇开流派意义来看“寻根”小说。它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整个浮躁的当代文学中的“精品”。一方面它们从“失语”状态的当代小说中脱颖而出。拓宽了其本不甚宽的题材，也间接地给人以自信，即使这种自信没有经过理性论证，很难站得住脚。另外它们所塑造的一些艺术形象和语音张力也可以说是矮子里的将军，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特别是小说界的一个小高潮。不从历时角度分析，忽略无情的时间的冲洗，仅只置于当代中国文学中，它无疑有它的生命力。这些已有很多相关论证，就不赘述。但是显然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是难以与世界文学相提并论。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不追究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寻根者们的在前文已有提及的硬模硬仿也的确是他们文学创作本身的一处硬伤。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唯一性”。在前面一旦有人用过某种技法，后边的人就会有意识地回避。否则，第一个写“林妹妹”的人固然是一种艺术创作，而后面仿效的人却只能是效颦的东施，学步的邯郸客人。如果说扎西达娃的小说与《百年孤独》的相似性可以找到理由或借口的话——两个民族的文化乃至心理结构等方面都有某些相似性。

那么在地域文化与民族心理上与拉美有着天渊之别的汉民族中，这种模仿则显得幼稚无比！像红高粱模仿其打破时空的叙事方式《归去来》、《古里——鼓里》对小说的单纯的陌生化处理，小说环境气氛神秘的设置的模仿。《古里——鼓里》所描述的那个地方“周遭总象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回来，鸟飞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来，连太阳和月亮也如出一辙。周而复始，一切终在循环往复，也没有新的东西进来，……”。人们像蒙在鼓里，对科学置若罔闻。这种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正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百年仍“贫穷”、“孤独”、“毫无变化”的马孔多镇的翻版。人们在不停地回忆往事，由现在到将来又回到过去，一切的一切都在往返不断地循环往复。小说与其说是借鉴还不如说是照搬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

即使“移植”的手术高明，但毕竟心虚。两个民族的差异太大了，在文学上的刻意模仿总让人恶心。“民族性是文学艺术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一点，寻根小说家们似乎是铭记在心的，但在创作实践中却又往往不自觉地照搬西洋文学，尤其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怎么中国民族文化全带上了拉美的印迹，莫非是同源？或者是厉害的鸟儿衔来了远隔重洋的文化种子？

这样讲倒关不是反对他们口口声声的“借鉴”、“借鉴”甚至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吃什么拉什么”的不消化的“借鉴”只能是模仿。“越写越像某大师，后来干脆连大师的也懒得模仿了”，于是还乎自恋地“不断地复制自己的成功之作”。“寻根”小说家们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在为当代中国文学添枝加叶的同时，也为这个时代抹了一笔黑：这是怎样的一个毫无创意和浮泛的时代！郭熙志说：“这是来自一种模仿的冲动，拉美魔幻文学的爆炸，使寻根者们觉得有类似的‘国情’。以更深的心态来讲，寻根还有一种长期锁闷之下的突变。这种心态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念牵引下急于得到外界承认，所谓‘走向世界’。”他们既已功底不厚，又无心加强自身理论素养，更无法静下心去真正思索“寻找民族的东西”，从而创作出好的作品，更谈何冲上世界？

总而言之，“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及其实践者们由于自身对文化断裂带的认识偏差，对传统文化中他们要寻觅的“根”定位不准，再加上其在吸收时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对自身价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于超越，又无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们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越位和混乱。“寻根”文学作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颇有影响的一派显然名不副其实，更没有起到作为文学流派应有的作用。同时其作为散乱无章的当代文学群体中一员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痼疾。这样，“寻根”文学只能是文学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这对于急于走上世界的当前中国文学无疑是一个提醒。再来分折它，倒并非怀旧或没话找话，希望方家们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对待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落差问题。

公开主张的“寻根”作家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

未公开“寻根”主张的代表作家

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