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年5月23日—2004年4月24日），男，汉族，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09年5月23日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

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至1957年写成《宋元明清哲学中提纲》。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1979年北大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1982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

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在。

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80年代，将授课讲稿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又出版论文集《中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写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建议编印文集，于是编印《张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议编印《张岱年全集》，收录1995年以前的论著， 共8卷。

张岱年之所以在学术上创见频出，建树卓著，是与其秉持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中国哲学大纲》，1943年中国大学印为讲义，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再版，1992年台北蓝灯文化事业公司再版。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玄林评儒》，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真与善的探索》，齐鲁书社，1988年版。

《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文化传统简论（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岱年文集（第1—第6卷）》，清华大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岱年学术自传》，巴蜀书社，1994年版。

《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华的智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唯物论史（主编）》，1994年。

《孔子大辞典（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文史百科（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岱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研究，三是文化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张岱年对于先秦诸子、汉魏哲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都进行了研究，比较注意阐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而张岱年提‘出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特别注意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围的阐释，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有所不同。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研究，张岱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阅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赞同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同时也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的哲学著作，对于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也颇为欣赏。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的观点。四十年代，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用分析方法对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阐释，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方面的主要论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谭理》《论外界的实在》及四十年代所写的《事理论》等。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很少写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了。

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早在三十年代即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传统文化复兴论，主张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长同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落后了，中国没有创建自己的实验科学，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必须向西方近代学习。但是，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就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创造性思维，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

另外，清代学者论学，将学术分为三种，即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张岱年则比较注意研究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认为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宣扬的，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与辩证思想，试图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张岱年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老而弥笃；在方法论上，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试图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