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又作Sir Thomas More，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托马斯·莫尔，曾当过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院议长、大法官。1535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

1886年，在莫尔去世三百多年后，被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册封为圣人，在1980年与主教费舍尔一起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尊为殉教圣人。人们常说：“像托马斯·莫尔那样圣德卓越的人，自始至终是圣善的。”他常向天主祈祷道：“主呀，请你赐我常怀有与你结合的善念。这并不是为了逃避现世的苦，炼狱的暂罚，也不是为了逃避地狱的永罚，也不是为了享受天国的永福。我希望与你结合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爱你的缘故。’”作为天主教徒中的殉道烈士，他非常罕见地获得了左右翼的一致推崇：左翼发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右翼发现了他的对天主教的忠诚。

他在英国历史上最伟大100个名人中评选中名列第37位。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2月7日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莫尔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他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More）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俭持家、正直明达的人，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这对莫尔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当时的欧洲，拉丁文被视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因此，幼小的莫尔被送入了伦敦的圣安冬尼学校，学习拉丁文。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Morton）的家中作少年侍卫。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曾担任过英国的大法官，对此莫尔在《乌托邦》中专门做过描述。从他那儿莫尔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响。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极为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名人”。

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这里他又学习了希腊文，这使得他可以尽情地阅读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评论家中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在这里，他还学习了不少人文主义学科，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他还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科（Pico，1463年-1494年）的作品很感兴趣，曾将他的作品《十二把利剑》译成英文。这些人文主义者，以及后来莫尔所接触的欧洲大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ousErasmus，约1466年-1536年）都对莫尔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创作没有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

1494年他被迫离开了牛津大学，进入了新法学院（NewInn）学习法学，后又在林肯法学院（LinconsInn）攻读英国法，在法律方面的苦心钻研，使他的知识更为丰富，也培养了他的现实主义态度。

1496年2月，莫尔被获准进入林肯法律协会，1501年成为外席律师。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和惊人的工作能力，在从事法律的研究和实践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各种文学形式，包括戏剧和诗歌，磨练自己的才能，以求笔锋的自由流畅。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相对平静，实则蕴含着矛盾与危机。此时，王权已经对贵族（无论是新贵族，还是那些旧贵族）和教会势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宁可要秩序，也不愿意要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王权的维护者。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有着属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欧洲大陆上，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代表着下等阶级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各阶级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虽然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但宗教改革在这儿却完全改变了方向。

尽管如此，不同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和斗争却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与罗马教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系列纠纷。这便是莫尔所处的英国的历史背景。

在1505年，27岁的莫尔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小他十岁的珍·考尔。根据他女婿和第一位的传记作者──William Roper，莫尔原本打算娶约翰·考尔的第二个女儿。但是，后来又觉得这样子珍·考尔会感到羞辱与丢脸，因为她妹妹比她早结婚。这段婚姻很快乐，他们有四个小孩，三个女儿──玛格利特（莫尔最喜爱的小孩，昵称为Meg）、伊莉莎白（Beth）和Cicely（Cecy），和一个儿子──约翰（杰克）。他们家，不仅仅只有他自己的小孩，他另外还领养了一个孤儿──玛格利特·Giggs。他是一位很忠实的父亲，当他不在家时，他通常都要求他的孩子们给他写些东西，即使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和他说。他希望女人和男人一样聪明，所以他教育他女儿的时间和精力就和他教育他儿子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1511年，珍去世，莫尔以最快的速度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这样他的小孩子们才会有母亲。他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Middleton大他7岁，是个寡妇。她和莫尔并没有小孩，即便如此，莫尔仍认养了一个小孩并命名为爱丽丝。莫尔说他的第二任妻子“既不是珍珠，也不是女孩。”（原文为“nec bella nec puella”）其意义为她既不漂亮也不年轻。伊拉斯谟甚至刻薄的描述了她的鼻子是“鸟身女妖的鹰勾鼻”。即使在现实上他们的角色大不相同，但是莫尔和他的妻子显然的变成很充满深情的面对对方。虽然他不会用他教育或训练珍的方式来教育她。在他写给他自己的碑文中，莫尔赞扬珍帮他生了四个小孩，也赞扬了爱丽丝当了个温柔的继母。他公开宣布他无法说出他最爱哪一任妻子，也表示希望他们死后能够团圆。

莫尔在宗教信仰方面，浸沉较深，他认真研究过奥古斯丁的作品。莫尔曾在法律协会附近的卡尔特修道院住过四年，尝试修道生活，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决定以世俗的基督教徒身份献身于上帝和他的同胞。

1504年他年仅26岁就被选为议员。风华正茂的莫尔，在国王亨利七世无理要求一笔补助金时，在议会中起而反对，使国王未能如愿以偿。为此事亨利七世将莫尔的父亲投入监狱，并罚以巨款。莫尔也无法继续从政，回到律师界并从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1504年末或1505年初，莫尔与埃塞克斯郡一个乡绅之女珍·考尔特结婚。他继续过着虔诚的生活，不曾改变早起、长时间的祈祷、禁食、穿粗毛衫等习惯，上帝仍然是他生活的中心。

莫尔与欧洲著名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有着深厚的友谊。伊拉斯莫1499年夏天来到英国，与莫尔结识。在伊拉斯莫第二次在英逗留期间（1505年—1506年），他已是莫尔家中的常客了。为增强运用拉丁语的能力，也为掌握讽刺对话艺术和雄辩讲演的技巧，两位朋友竞相翻译公元二世纪希腊作家吕西安的作品。他们的译文于1506年在巴黎出版并多次再版。其间，莫尔还将《约翰·皮库传》一书译成英文。

1509年伊拉斯莫来英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侨居,他在莫尔的家中写出了杰作《愚颂》，该书是在莫尔的建议下写作的。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起先是承担出使国外的工作。1509年莫尔代表部分伦敦商人与安特卫普的商人代表进行谈判，解决纠纷，从而赢得了伦敦商人的信任。

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在以后数年间，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1511年，他年轻的妻子去世，留下四个子女。数星期后他又与伦敦一位纺织品商人的遗孀阿利丝·米德尔顿结婚。

在1510年到1518年，服务于伦敦市两个行政司法长官中的其中一位的底下。他的身份属于重要的、负责任的地位，他在那里学到要赢得信任就是要诚实以对和做一个公家机关的仆人。

1517年，以一个律师的身分进入皇宫服务国王和做一个“私人的仆人”。莫尔在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亨利八世早期反对宗教改革，这与莫尔的观点相吻合。因此莫尔深受亨利八世宠信。

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申诉法庭庭长，枢密顾问官。

1521年任副财务大臣，并被封为爵士。

1523年经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提名，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

1529年又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

约在1513年至1518年间，莫尔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国王理查三世本纪》，这是英国历史学的第一篇名著，虽然没有完稿，但对后世产生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就是以莫尔的这本书为蓝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暴君的形象。

《乌托邦》一书是莫尔的不朽之作，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写于1515年至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用拉丁语写成。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莫尔说，“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国。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在公共餐厅就餐，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乌托邦人也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莫尔赞扬岛国的贤明制度，实际上是批判欧洲，特别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莫尔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他在“乌托邦”这本书中批判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关系，描写了人民的痛苦。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揭露圈地运动的结果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

莫尔“羊吃人”的名言成了当时民歌中经常引用的佳句，他那对圈地运动的详细描写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方法时所引用的生动素材。当然，处于那个时代的莫尔还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也无法指出实现理想制度的真正途径，他的乌托邦只是一个空想而已。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本人的声誉，亨利八世决意把他召入宫廷工作。

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申诉法庭庭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任副财务大臣，并被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提名，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1529年又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莫尔平步青云，声望日重，国王对他极为推重,不拘礼节地约他一同进餐，还和他一起研讨数学和天文学，可是莫尔对此并不感到荣幸。有一次人家祝贺他受到国王的宠爱，他回答：“假使我莫尔的人头真会让他得到一座任何一个无足轻重法国城池，这颗头准得落地。”莫尔深知亨利八世的为人是反复无常和冷酷无情的。

当时欧洲正值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亨利八世开始是反对路德的改革主张的，曾写了《保护七项圣礼》的小册子。以论战回应马丁路德关于天主教会罪恶的囚禁。莫尔是宗教改革的坚定反对派，他帮助国王进行撰写。当遭到路德的回击时，莫尔以卡利尔莫·劳山的笔名写了《回答路德》一文（1523年），反唇相讥。1526年他又在一个《书信集》里对路德的全部教义进行抨击。在双方的论战中混杂了很多对人身攻击的过分侮辱，这进一步加深了莫尔为乌托邦中所描述的秩序和纪律而奋斗的信念。

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加速了改革的进程。1502年，亨利的哥哥──阿瑟去世，亨利变成英国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并在1509年娶了他哥哥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女儿。亨利八世娶妻的意义是为了维持和西班牙的同盟。亨利也发现到他正爱着凯瑟琳。儒略一世宣布圣经里面并不允许一个男人和他哥哥的妻子结婚。（这是根据《利未记》第20章第21节）这个宣布有一部分是照着凯瑟琳的声明，她的第一次婚姻并未圆房。多年来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婚姻进行得是很顺利的，但是凯瑟琳一直无法帮亨利八世生个儿子做王位继承人。亨利后来迷恋于凯瑟琳皇后的一位宫女──安妮·博林。在1527年，亨利命令自己的枢机主教沃尔西向教皇申请离婚。但根据圣经的禁令，教皇克雷芒七世拒绝让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1529年，亨利把沃尔西撤职，由托马斯·莫尔继任此一职务。此时陷入爱河的亨利开始相信新教徒所说的教皇只是罗马的主教而已，因此教皇无权管理全部的基督教教会。由于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问题上突然改变态度，这就注定了莫尔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冲突。莫尔依旧笃信天主教，在1529年至1533年间，莫尔发表了七本辩论的小册子，第一本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名为《论异端问题的对话录》。

身为大法官的莫尔，在公开场合仍然以国王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但他深知他和国王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530年英格兰的贵族和高级教士联名写信给教皇，要他宣布亨利八世与安妮的婚姻无效，莫尔未在信上签名，他认为凯瑟琳应是国王真正的妻子。他反对在英国进行宗教改革，尽管他也曾对天主教的腐败现象加以抨击，但他主张天主教内部改良，主张用全教会代表会议来限制教皇权力。他认为欧洲应由一个统一的教会来维系，以减少战祸。

莫尔于1532年毅然辞去大法官职务。亨利对于莫尔的不为己用和辜负信任，深感恼怒。但莫尔不愿抛弃自己的信仰以换取亨利的开恩，继续坚持自己虔诚的天主教信念。1533年莫尔写了两本替自己辩护和反驳异端的著作。这时已是流言四起，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到莫尔的头上。莫尔凭着其崇高的声望和敏捷的辩才，保护了自己。

1533年，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后与安妮·博林结婚。莫尔拒绝参加安妮·博林的加冕典礼。次年，议院通过《至尊法案》，宣布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全国臣民都要宣誓承认，莫尔拒绝宣誓因而被关进伦敦塔。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莫尔写了《耶稣受难史》，但写到圣餐制的设立时，由于狱中没有精确的参考资料而辍笔。他又另写一部著作，题为《快乐对苦难对话录》，书中点缀着不少圣经的训诫和幽默的趣闻轶事，其中有些情节带有自传性质。

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三次拒绝宣誓，由于他坚不吐露拒绝宣誓的理由，所以无法审判定罪。在狱中托马斯·莫尔曾与朋友诺福克有一段经典的对话：诺福克：在英国，谁不服从国王，就没有好结果。

莫尔：我已经再三思索考虑了，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诺福克：托马斯，我怕你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莫尔：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奴隶，如果他肯付出代价，也能享有自由。

他的审判于1535年7月1日举行，亨利八世的检查官理查德·里奇（Richard Rich），是未获承认的政府首脑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产物，他作假证诬告莫尔说过“议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首领”的话。尽管莫尔据理抗辩，可是陪审团还是一致裁决他“有罪”，应处死刑。在审判他的法官中有新王后安妮·博林的父亲、哥哥和叔叔。

莫尔被判定为叛国罪，国王将肢解刑从轻改为斩刑。当莫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声说：“求天主保佑我的亲朋，免邀此种恩宠。”这句诙谐语是对亨利八世专制暴虐的嘲讽。在临刑前的五天时间里，他写好了一篇漂亮的祈祷词和告别信。1535年7月6日他走上断头台，临刑前还幽默地对司狱长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我自己安排好了。”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莫尔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欧洲。伊拉斯谟为这样一位他赞扬备至的人的死去而深感悲痛。“他的灵魂之纯洁胜过白雪，在英国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的天才，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有”，伊拉斯谟把他誉为“适合于任何时代的人”。即使在新教的土地上，莫尔作为叛徒的官方形象也没有获得信任。

伊拉斯谟在莫尔生前和死后都有文字记载这位好友，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莫尔的评价。伊拉斯莫在写给德国人文主义者乌尔利希·冯·胡登的信中，把他的这位伦敦朋友奉为欧洲知识界的楷模。按照伊拉斯莫的描述，莫尔中等身材，白皙的皮肤，浅蓝色的眼睛，生性愉快，衣食朴素，天生爱好友谊，爱好趣味横生的幽默，异国的物品和珍奇的动物也是他特别喜爱的，他有着即席应对的辩才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宗教方面他虔诚而不迷信。

虽然英国国教的最终胜利使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某种程度上黯然失色，但国家出版的文件恢复了莫尔更全面、更真实的画面，为他的祝福（1886年）做好了公众舆论的准备。他于1935年5月被庇护十一世封为圣徒，尽管这个人比作家更伟大，尽管莫尔的一生中没有“像离开它那样成为他”，但他的“金色小书”乌托邦为他赢得了比殉难或其它英文作品胜过百万的东西。

伊拉斯谟将莫尔描述为omnium horarum homo的短语后来被译为“四季皆宜的人”，并被罗伯特·博尔特(Robert Bolt)的戏剧《四季之人》(A Man for All Seasons，1960年)所采用。更多的莫尔的纪念碑也被放置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伦敦塔和切尔西堤岸。英国天主教辩护者GK Chesterton说莫尔“可能会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人，或者至少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托马斯·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