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时评，又称时事评论，简称时评。是传播者借助大众传播工具和载体，对刚刚发生的新闻事实、现象、问题，在第一时间发表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的论说形式。以议论时事为主，最初专指时事短评，现多指新闻性、针对性很强的个人署名的专栏评论。

作为时评编辑，常遇到如下情况：选题不好，也写不好；选题好，角度不好；选题好，写不好——以上三种情况的稿件占来稿量的大约90%以上，而这些稿件可以说都难以走上版面。

新闻时评是新闻报道深化的需要，因“深化”故，其写作较消息、通讯显得复杂一些，写好需要一定的“笔力”。但，时评写作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

和写其他文章一样，时评写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

“写什么”，当然也就是“选什么题材来写”、“选什么事”来写。

选题成功与否，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前提。

但选题本身也有两个基本前提：如果不是亲历的新闻事件必须确保所引述的新闻是事实而不是之虚乌有；其次是不能对新闻事实断章取义，歪曲原新闻所述事实。不保证这两点，时评从源头上就立不住。

在保证这两点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走？

选题如爬山，选择一座什么样的“山”来爬呢？首先，写时评要敢于冲着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写，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就会失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时评的使命，本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作者本身也将是个失败的创作者，难以在时评圈内立足。

同时，“虎山”作为风险过大之“山”，也要慎爬。向“虎山”行，是感觉自己能打死“老虎”或者能绕过“老虎”轻松过山，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还是不要爬的好。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量力而行。

一般来言，风险高的“山”，需要立意、角度、语言表达上有较多的闪转腾挪之功，爬上去颇费一番气力。有些题材，受时代政治、社会、习俗等方面因素影响，是时代语境所避趋之的，这样的“山”，最后先不要触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有些限制的东西“融释”了，再写不迟。

其次，忌爬平庸的无特点的“山”。平庸的无特点的“山”，难见新奇，时评作者要忌赶这样的“大流”。比如，前一段上海规范发展马路摊点，来了一批稿子大谈规范发展马路摊点的做法对于民生的意义——第一个大城市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是值得一谈的；但过了一段，郑州又解禁马路市场，结果一批作者又蜂拥写之，而主题仍如昨，这样就没多少意思了。

“山不再高，有仙则名”，有些“小山”，别看不高，但很有特点，写起来也很有意思。苏轼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其实虎丘只有30多米，但“小山”人文底蕴丰厚，“爬”起来也很带劲！

简言之，处理好“选题”问题，是时评写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角度问题，属于“怎么写”的范畴了——是“怎么写”的第一步。

角度问题，就是“从哪儿下手”或“如何看待一件新闻事实”的问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山，视角不同，会完全得出相反的结论和观点。

比如，泰山，你可以说它有地质科学价值——岩层比较古老，太古代的变质岩层是地球最古老的岩石，距今已有25－28亿年；可以说它有文化价值——从古到今，留有大量的石刻书法和诗文；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宗教之山，有道教、佛教建筑，有佛经，有道士；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帝王之山，当你站在泰山之巅，看到群山如拱，你就知道历代帝王为何那么喜欢到泰山行封禅大典……所以，你关注得角度不同，一座山就会有不同的注解。

需要注意是：一座本来能爬得上去的“山”，如果角度选不好，仍然有爬不上去的可能。

如果形象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写文章的角度，比喻为爬山的路径，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座“山”，有缓坡，有悬崖绝壁，也有虽险峻却仍可攀援之处。写时评，不是“条条道路都可通向山顶”。因为，选哪座山爬——即选题，有“高压线”问题，从哪条路爬到“山顶”——既选择哪个角度写文章仍然存在“高压线”问题。“悬崖绝壁”就是“高压线”，这样的路，从一开始“爬山”时就应该努力避开。

如泰山，从红门到中天门到十八盘到山顶，可以；但后山是悬崖绝壁，不好爬。

爬山，有大家习以为常的大路，也有偏僻奇崛的路，选择那条路呢？我以为，别人都走的路就不要再爬了，要选一条别人未走过的新路来爬——这条别人未走的新路，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角度”的问题。写时评要尽量找到这样一条新路来爬。

这条“新路”，要保证“可走，能至山顶”。

如何行文，是“怎么写”的第二步。也是整个文章落实到纸面上的过程。

俗语说“为人宜直，为文贵曲”。但我以为，写小说“曲”好，时评写作则不要“曲”。

所谓“不曲”，是指观点直白、明确，论证上逻辑清晰：文章的结构层次分明，没必要绕圈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文章的三大部分最好一目了然。即多用演绎法，少用归纳法，这是由新闻时评的“新闻性”所决定的，也是快餐化的时代生活所需要的。

举个例子来说，选择爬的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是什么）；你就得考虑这座山变秃的原因（为什么），是人为砍伐造成的？还是土质、岩层所致？还是植树方式不当造成的？还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还是缺水造成的？不管那种原因，要找到；找到原因之后，你就针对原因，提出绿化良方（怎么办）。如果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你就针对这一种原因，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可；如果是综合原因，那么有几种原因，你就得提出几种解决办法。

写时评首先要掌握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这样说，并不是拒绝其他结构逻辑，因为文无定法，风格越多样越好，但时评作者最好先掌握这个最简易的写作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作者，不会走就想跑，结果文章写得云里雾沼，让人混沌难解。

结构之外，行文中另一个问题是时评的语言表达问题。写时评，文章结构要“直白”，语言风格却要“曲”，委婉一些——起码要做到这么一点：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又要让人感觉没有一句过分的话。

“曲”，并不是要故作深奥,让人搞不明白,语言还是要明白晓畅、简练。注意少用定语、形容词；多用短句、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汉语和英语不同，汉语用短句、单句显得漂亮、干净。

时评整个文章的语气还要注意张弛有度，忌剑拔弩张。

现在时评语言不理想是个全国性的问题，通讯员来稿中用词不当、句子不通顺、拖泥带水、发泄多而理性语言少等现象比较严重；可以说，来稿中找到一个文笔流畅、风格稳健而不需改动的文稿很难——这可能和“重外语、轻汉语”及汉语整体教学方式不尽科学等整体环境有关。

最后强调一下“时代语境”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提到“时代语境”的概念，其实在时评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必须高度重视“时代语境”问题。

所谓“时代语境”，就是时代舆论环境所能容许的语言表述自由度。时评语言表述必须准确、妥当。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语境”。“时代的语境”决定了题材的能否触及、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可行和语言表述的张弛度。

稿子能够发出来才是硬道理。正因为“时代的语境”决定了写文章的三大问题，所以，如果“时代的语境”摸不清，便没法写文章；即使写了，也是白写，因为很难发出来。

在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社会需要的更多是理智的建设性的良言，而不是破坏性的冲动。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写时评，应把达到这样一种“老熟”境界作为毕生之追求。

一篇稿子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很容易，但经常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却很困难——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凡间，有七情六欲，要永远做到理性、不动气，太难了。

所以，写时评，谁也无法抱以取巧、侥幸的心理，而颇需要自沉其心的修炼。

“时评”是“时政评论”与“时事评论”的略称。它包括新闻评论，既可以取材于新闻，也可以就作者身边或心头的事发表看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报纸的兴起，以时评辨析是非、推进认识、针砭时弊、疏导民意、激发民智，成为报业振兴的一个亮点。这一点，早在1979年的美国，就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新闻媒介的观点功能，已经成为新闻消费者离不开的需求，因为他们如今已经被信息淹没了”。①因此，专业的评论员成为报业生存和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中坚力量。评论员的视觉焦点在哪里，评论员的社会责任又在何处彰显？这其中一多半体现在他们对时评的选题上。本文仅以鄢烈山时评选题为例，试分析中国新闻评论员时评选题的特点。

鄢烈山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出版时评和杂文著作十几种。2004年，他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鲁迅文学奖，成为该年度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获奖作家。②现在，他除了在纸媒上保持每年百余篇时评高产纪录外，还在各门户网站上撰写了大量的博文。他的博文几乎每一篇的点击量都超过百万次以上。他的作品警醒读者、震撼社会，形成了一种众人称快、敢为言路之先的“鄢烈山现象”。

为什么鄢烈山的时评能激扬风气，匡扶正义，引人深思？鄢烈山说：“我写作的追求是：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这十六个字字字凸显鄢烈山的时评选题特点，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纵两横”三个方面。

这是从纵向上描述时评家选题的价值判断过程。“见微知著”，即见事物于微端，然后知其显著意义。这包含两个动作：一个是“见微”，另一个是“知著”。

作为时评家，“见微”就是要对新闻事件有高度的敏感，并且对生活中的变化富有洞察力。鄢烈山之所以能够做到“见微”，是因为他始终怀着“公民写作”的意识。鄢烈山着意“定位”了写作主体的“公民”性质，而关注的焦点，乃在“民生和民族进步”。既然是共和国公民一个，则高下尊卑、朝野平民，乃至异端、反对派，与他概无关涉：“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思我所见，言我所想，无非是享有和略尽‘我’应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罢了。”这样一来，思想势必自然自我松绑，进入自由境界。于是，他选题的角度十分广泛，可以从上级精神中选题，例如《日本的国与民关系》；可以从社会实践中选题，例如《狗恶酒酸说“剩女”》；可以从新闻报道中选题，例如《别总想树典型开路》；也可以从讨论争鸣中选题，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

“知著”是“见微”的后续活动，需要在“见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和合理思维而达到。因此，“见微”然后“知著”实际上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需要在通过观察而获得丰富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获得推而广之的认识规律。然而，并非所有的事都可以以小见大。什么小事可以说明大道理？什么寻常事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歌曲《纤夫的爱》、《小芳》红极一时，街头巷尾广泛传唱。而鄢烈山看出了前者的虚假和后者的虚伪与自私，于是有了《从〈小芳〉想到美国走兵》和《哪朝哪代的〈纤夫的爱〉》的质疑③。这两篇时评在千篇一律的媒体叫好声中，辩证地发现了隐藏在流行音乐背后的问题，实乃一语惊醒梦中人。

“直言不讳”就是说要仗义执言，无所忌讳。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也是时评新闻性增强的要求，更是寻找到认识结构与新闻事实之间最佳契合点的要求。只有选题大胆，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客观地揭露时弊，才能充分体现时评的舆论监督功能。

优秀评论员的言论往往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令人振聋发聩。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一文，就是鄢烈山以自己单位领导讲话为题材写作的。此文极具辩证色彩，丝毫不避讳本单位领导的权威。类似的例子在鄢烈山的时评选题中还有很多。据统计，在鄢烈山的博客上，自2008年以来共有595篇时评，其中，直言时弊的选题就有480篇，占其总博文的81%。

直言不讳、针砭时弊，已经不是存在于个别优秀评论员身上的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专家在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媒体在与评论员约稿中明确强调来稿必须是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理性的评论，而不能是以缺少新闻事实为前提的空议论。

“剑走偏锋”，在这里强调的是评论员的时评选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媒体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解决评论选题同质化问题，寻找媒体与受众的契合点已成为评论员选题的新特点。

怎样才能避免评论选题同质化呢？这需要战略化的眼光。有足够经验的评论员不外乎采用如下几种方式：

其一，紧跟新闻动态，捕捉时评空白。例如，鄢烈山在2010年初发表的《别总想树典型开路》是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写出的讽刺树典型的时评；2010年7月发表的《〈蜗居〉映现的民怨》一文，则是根据禁播电视剧写出的时评。他所跟进的新闻动态常常不是时政要闻，不是当下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是焦点之外的冷门。然而，鄢烈山却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所以，他的选题来源广泛，不拘泥于热点，却又富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和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其二，察人之不愿察，写人之不敢写。什么事情人们不愿察，什么文章人们不敢写？毫无疑问，是那些打着政策“擦边球”的选题。

其三，源于生活，取自见闻。鄢烈山认为，时评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换言之，“时评”可以取材于新闻，“被动”地对新闻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闻，而就“身边”事、“心头”事发表意见，只要是关于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意见，就是“时评”。⑤鄢烈山常常每到一处就对当地的事进行思考，找出当地存在的问题，例如他2011年初在云南写下《社会环境不是个体免责的理由》；他也会找出当地发展的新经验，例如，2010年他曾在访日后写下《日本的国与民关系》。

好的选题是时评写作成功的一半。鄢烈山的时评选题大气雄浑、范围极广，堪称中国当代评论员时评选题的代表。通过上述对鄢烈山时评选题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时评新闻性的加强、时评舆论监督作用的彰显和媒体言论的竞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