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屏（1907年4月1日－1976年7月2日），号叔平，字锦亭，山东昌邑人。世界著名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教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沼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

朱树屏（1907年4月1日－1976年7月2日），号叔平，字锦亭，山东昌邑人。

世界著名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教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沼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培育了新中国第一代水产科技人才。

1928年，毕业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数理专科。

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获理科学士学位。

1934年～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36年，出版了《原生动物实验法》（自然科学社）。

1938年9月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在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主席、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主席、伦敦大学皇后学院水产生物研究室主任F．E．弗里奇（Fritsch）教授指导下开始研究浮游生物。后转入剑桥大学，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并于1941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任英国普利茅斯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并就任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 水产化学部和浮游生物部两部主任，主持两个部的工作。曾连续获得海产生物学会的“雷兰克斯特研究奖位”。

期间，他研究成功了17种人工海水藻类培养液的配方，即以他的姓命名的“朱氏人工海水培养液”，它是一代海水培养液的成功代表，具一定历史地位，朱氏人工海水是人工海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是20世纪50年代前人工海水的唯一代表。在国际上24种人工海水培养液中，朱氏人工海水列于首位。“朱氏10号” 是后来世界上仍广泛使用的标准经典配方。

1946年5月任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表了《浮游植物对有机磷的作用》、《海洋硅藻无菌培养技术》及《朱氏人工海水》等极有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6年12月他谢绝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再挽留回国，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的调查。

1947年1月至1948年9月，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创建我国第一个本科水产系山东大学水产系，并任水产系首任主任。在水产系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3个专业组，还争取到实习调查船。他重视基础课教学，安排水产系学生到理学院各系修基础课。他自编教材，先后担任湖沼学、浮游生物学、水化学等专业课程，经常举办有关海洋、水产方面的讲座，还亲自带领学生出海采集实习，培养学生现场调查能力。他以极大的热情培育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为创建水产系呕心沥血，使当时全国唯一的4年制本科水产学系初具规模。

1948年9月回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带队出海进行舟山渔场海洋调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当年开始了太湖调查。

1951年到青岛，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实验室研究员。同年3月调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后名为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山东大学水产系教授，直至去世。

期间，曾兼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山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海洋生物水产组副组长兼水产分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产组副组长，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专家、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水产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深入云南各大湖及太湖、微山湖等多处湖泊进行水质和水化学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预见性的开发利用意见。

1953～1955年，任渤海经济鱼类调查委员会副主任，与童第周教授共同组织并领导烟威外海鲐鱼渔场调查，获中国科学院奖励，朱树屏等在鲐鱼渔场调查中坚持了鲐鱼行动与环境是统一有机整体的正确观点，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调查，带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成为我国渔场调查的典范。组织领导内蒙古的岱海调查，提出了调查报告和治理方案。经1954年治理后的岱海第一次放养鲫鱼、鲤鱼成功，并成为内蒙古第一个国营养殖场，参加中苏合作黄、东海越冬场调查，

1955年，首先指导海带施肥养殖研究获得成功。

1956年8月至1957年6月，与有关专家组织领导海带南移研究获得成功，1978年获山东省科学大会奖。

1957～1958年，与有关专家共同发明创造了海带自然光育苗法，海带自然光育苗技术在世界领先，是中国海水养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推动了中国海带养殖的大发展，使中国海带养殖技术与产量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海带、紫菜人工养殖技术开发中，朱树屏为发展生产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得到国家科委发明记录登记。

期间，参加了中国12年科技规划（1956～1967年）与10年科技规划（1963～1972年）水产部分的起草、定稿工作。1959～1960年，领导了渤海诸河口及外海渔业综合调查，在中国最早提出了改良水域、提高海洋生产力，人工放流增殖资源的具有战略和开创性的建议，从生态学角度揭示了资源变动与渔场环境的规律，对我国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4～1968年，任全国“紫菜歼灭战”（即紫菜研究大会战）领导小组组长，领导14个单位联合攻关、试验研究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研究并获成功，开创了福建全省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新局面，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到80年代末，我国紫菜全人工育苗能力达到7360万壳，可满足10余万亩养殖所需。紫菜养殖也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养殖面积不到1万亩、年产量1100多吨，发展到近10万亩，产量超过1万吨，增长10倍以上。正是朱树屏领导的紫菜养殖攻关铺奠了紫菜养殖业大发展的坦途。这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也是朱树屏科学研究生涯的最后一项重要成就。

期间，于1964年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主编出版了世界唯一的一部由8国文字撰写的《拉俄中朝越蒙日英太平洋西部经济鱼类名称对照手册》。

1972年病重期间周总理指示要为朱树屏认真治疗。

后因延误转院，癌变扩散，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2日在上海病逝。

朱树屏，号叔平，字锦亭，1907年4月1日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北孟乡朱家庄子村。家境贫寒，衣食不继，甚至行乞。6岁为外祖父收养，就读于外祖父任教的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后又升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全部公费上学。他聪敏好学，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奋发上进。毕业后得同学资助去济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公费培养中学数理师资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的数理专科。他学习成绩优异，各科成绩均为全级第一，蜚声全校。当时有不少昌邑同乡劝他在省府谋职，但他表明自己的志趣：“从教，不从政。”1928年毕业前夕，“五卅惨案”爆发，日寇炮火打进校园。他随校内守军退出城外，奔抵临时省府泰安，沿途父老死伤无数，惨不忍睹，他悲愤填膺，立志发奋图强，救国、救民于水火。经教育厅派到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益都省立第十中学任数理、英语教员，深受学生爱戴。教书期间他涉猎益广，深感学海无涯，决心继续深造，于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入学后发现设置的课程均已修过，遂又转入生物系二年级。他半工半读，刻苦用功，但常数日不得饱餐，教授们说他“生活最苦，学习最优”。

1933年暑期，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得到中华海产生物学会资助，赴厦门研究海产生物。这是他一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开端。1934年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浮游生物研究，惜时如金，数年如一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中央研究院迁至广西阳朔。1938年9月考取公费留英。当时国难当头，是否赴英国留学，他踌躇不决。后想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号召：“抗战固极艰苦，战后建设事业更是艰巨，因此必须固守研究岗位，做战后的准备”为战后建设计，他决意出国深造。

抵英后，在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主席、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主席、伦敦大学皇后学院水产生物研究室主任F· E· 弗里奇（Fritsch）教授指导下，在伦敦大学开始研究浮游生物。1939年转入剑桥大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用于实验研究工作上，成绩卓著。他曾踏遍英伦三岛海岸及大小湖泊，调查水质及生物生态，并自己设计制作水质分析仪器，后由英国化学仪器公司正式生产；配制人工淡水及培养浮游植物成功后，即为伦敦自来水公司及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采用，以后又用于英国和欧洲许多实验室。1941年底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应普利茅斯（Plymouth）海洋研究所聘请，任雷兰克斯特研究员，继续从事海洋浮游生物研究。到职前他曾先到苏格兰的米尔堡海洋研究室，参加了那里的海产生物养殖等工作，同时研制人工海水成功。1944年5月应聘任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的水产化学研究部和浮游生物部主任，主持两个部的工作。朱树屏的研究工作受到英国淡水、海洋生物学界与科学界的尊重。1942年以来，多次获得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雷兰克斯特研究奖位。

当时欧战方酣，伦敦时遭空袭，朱树屏埋头学习工作，一如平日，但仍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和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广播，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他应云南大学聘请回国任教，但由于得不到回国船位，1946年1月暂应聘到美国伍兹霍尔（woodsHole）海洋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仍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离英前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和经费的困难情况，为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他用薪傣余存购置调查工作所需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从美国归国前，也只留下归国路费，其余全用于购置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用具。1946年12月他谢绝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再挽留，回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的调查。

1947年暑期应聘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与湖沼学的研究。不久，山东大学函请他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借聘期1年。

1948年9月借聘期满回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进行舟山渔场海洋调查。时值国内解放战争，国民政府统治区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生活困厄。曾有人约他一道再度返美工作，但朱树屏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1949年5月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朱树屏留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当年开始了太湖调查。1951年朱树屏回到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即今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山东大学水产系教授。

当时水产实验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5个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初，为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地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他兼任海产养殖研究室和生产力研究室主任，领导和指导了多项开创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解决了近海渔业资源、渔场综合调查、海带及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海带南移等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促进了水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分别受到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的奖励。在他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已晋升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他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全国性的水产科研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

这期间，朱树屏作为海洋生态学家、中国水产学科带头人，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谈判等科学技术活动。他是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方专家，担任该委员会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在该会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苏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东海越冬渔场调查；主持1958-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1954年他参加中国经济代表团，应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湖泊调查，完成了蒙古曾向其他邻国求援但长期未能解决的调查任务。归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表扬他为国家争了光。他参加了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订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朱树屏始终贯彻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十分关心黄海所所在地——山东省的水产生产与科学研究，曾兼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山东省科委海洋生物水产组副组长、水产分组组长。他十分重视并热心参与学会工作和学术活动，先后担任海洋湖沼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筹建中国水产学会，担任第一届副理事长。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产组副组长，海洋组成员，通过科委水产组协调与组织了全国各部门的水产科研工作。朱树屏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和人身摧残。1972年病重期间周总理指示要为朱树屏认真治疗。后因延误转院，癌变扩散，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2日与世长辞。按遗嘱，骨灰撒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海和江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树屏随中央研究院迁到广西阳朔。1938年9月，他考取庚款留学。国难当头，对于是否赴英留学，他踌躇不决。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号召：“抗战固极艰苦，战后建设事业更是艰巨，因此必须固守研究岗位，做战后的准备。”为战后建设计，他决意出国深造。离开香港时，朱树屏站在船上看祖国大陆渐渐远离，潸然泪下。事后，他愤愤地写道：“食犬吐之食，勿忘其臭。忍辱负重，以庚款锥刺骨，效勾践，学韩信，许身报国，共肩建国大业时，再聚首联欢。”从此，“科学救国”的梦想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抵英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部投入实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1942～1945年，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期间，研究成功了17种藻类培养液的配方，即以他的姓命名的“朱氏培养液”，其中“朱氏10号”是后来世界上仍广泛使用的标准经典配方。

朱树屏在埋头学习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用薪俸余额购置了调查工作所需的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与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聘请朱树屏回国任教，日夜思念祖国、立志报效祖国的他迫不及待地取道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但由于搞不到回国的船位，未能成行。1946年1月，他暂时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研究所——美国著名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仍然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短短一年中，发表了《朱氏人工海水》等极有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该所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藻类实验室。该所对于享有盛誉的朱树屏先生苦苦相留，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然而，一颗游子的拳拳之心是赤诚的，他谢绝了该所的一再挽留。从美国归国前，他只留下路费，其余全部用于购置野外调查、室内研究所需的工具。

1946年12月，朱树屏毅然回到战乱的祖国。他先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泊的调查。1947年夏，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和湖沼学的研究。后来，有人约朱树屏一起返回美国工作，但他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一颗赤子的科学报国之心何其真诚！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童第周教授受校长赵太侔之托，函请朱树屏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任教授兼系主任，借聘期为一年。当时，该系刚刚成立一年，基础十分薄弱，朱树屏同年7月到职后，将从英国带回的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赠送给了水产系。同时，朱树屏制定发展规划，在水产系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组，还争取到实习调查船；又经多方努力，聘请到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来到水产系任教，使当时全国惟一的四年制本科水产系初具规模，并成为国立山东大学重要学系之一，并培育出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

1948年9月，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借聘期满，朱树屏被调返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到舟山渔场进行海洋调查。离青时，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全体同学到码头挥泪送别。1949年1月，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一、二、三年级全体同学又长函敦请朱树屏教授返青执教，函文情真意切：“……只要有老师来做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的力量定会团结起来……创建水产系的巨任，除了老师具有这种勇敢果决、忍辱负重的精神能担负，别人再也担负不起。……我们以平静的心情等待再一次在码头上欢迎我们衷心崇敬的老师……”（该函至今犹存）朱树屏捧读再三，不禁涔然泪下，但终因舟山海洋调查的重任在身，未能如愿返校。

1951年1月，朱树屏调回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青岛)；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同时被国立山东大学聘为水产系教授，继续讲授湖沼学、浮游生物学和水化学等专业课程，使中断了三年的这几门重要课程得以恢复。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增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五个研究室及其它辅助设施。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在他的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晋升为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

在青岛，他曾在胶州湾设站，逐月调查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要营养盐类的组成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营养盐类的分布相当均匀，除每年4至5月外，营养盐含量均能满足浮游植物的需求。他首次提出：根据长期连续的调查结果，预报海产生物资源及养殖业的丰歉，进行“种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思想。

在青岛，他与童第周教授共同组织领导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调查——烟台、威海外海鲐鱼渔场调查，并从理论上总结解释了调查结果，在论文中揭示了该产卵场属性同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关系，黄海暖流同鱼群洄游和行动的关系，水温、饵料生物同鱼群分布的关系，渔期同鱼性腺发育的关系等规律。调查成果当年即用于指导渔业生产，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奖励。

在朱树屏等直接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制了《渤、黄、东海渔捞海图》，该书共三卷，分为海洋学图集与捕捞对象图集两部分，概括地展示了中国对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海洋学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该项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通过长期的缜密调查研究，朱树屏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不顾非议与压力，针对黄、渤海渔业资源状况提出“资源衰退，应予保护”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积极阐明，但一直未能被采纳，直到1978年以后，“资源衰退”的事实和论点才被公认。这不仅说明了朱树屏作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显示了他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深受后人的缅怀与崇敬。

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问苏联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海、东海越冬渔场调查；1958年参与指导了中国首次世界最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在其撰写的论著《渤海诸河口渔业综合调查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海洋人工增殖和农牧化；主持了1958～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他参加了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1951年海带南移青岛后，在中国内地与香港试养成功，但在附近许多海区生产的海带，达不到商品规格。朱树屏和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1952年冬至1953年秋的调查与对比，确认是营养贫瘠问题，并于1953年冬率先在太平角开展了海带施肥养殖试验，验证了氮肥促进海带生长的作用，终于确立了今天以大面积泼洒施肥法为主的海带瘠区施肥养殖方法，从而在北方广大贫瘠海区养出商品海带，其成果获山东省科学大会奖。

1956年，在朱树屏等领导下进行的海带南移浙江试验成功后，海带养殖迅速发展。1957年，全国南部沿海海带养殖试验点有118处之多；其后，江、浙、闽、粤大面积生产试验均获成功。为解决生产所需大量人工幼苗，1957年6月水产部将这个关键课题交给朱树屏。为赶季节，没有试验条件，他就因陋就简，带领科技人员在临时赶建的玻璃房和山洞里，全力投入试验。1958年2月完成试验和理论探讨，7月利用自然光源、流水控温的自然光育苗室培育夏苗生产，当年育出大量健康海带幼苗，移入海面养殖。经过几年攻关，在朱树屏等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水产养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了此项研究开发的一整套全新的海带育苗方法，经水产部门在生产上推广以后，成为培育海带幼苗的唯一生产形式，解决了海带养殖大发展急需的苗种问题。

1958年，在青岛以“海带自然光育苗法”养殖出的一条大海带被送到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朱德委员长高兴地宣布说：“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带。”

1964年，朱树屏作为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紫菜歼灭战”组长，组织领导了14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在福建沿海现场开展了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攻关实验研究，该研究于1968年完成。1965年，紫菜分别在青岛、大连试养成功，实现了紫菜的北移。紫菜养殖也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养殖面积不到1万亩、年产量1000多吨，发展到养殖面积近10万亩、年产量超过1万吨，增长10倍以上。正是朱树屏领导的紫菜养殖攻关铺设了紫菜养殖业大发展的坦途，建立了中国的紫菜养殖业。这是朱树屏科学研究生涯的最后一项重要成果。由朱树屏领导完成的《海带施肥养殖》、《海带自然光育苗》、《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研究》三项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紫菜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后，朱树屏又提出了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方案，这是紫菜研究中有决定意义的四个课题中的最后一个，在国际上是空白。他制定了一个一年内完成试验的方案，并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工作。正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作的权力被剥夺，他受到批斗、摧残，很快身染重病，住进了医院。病危之时，他在病床上得知日本关于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已获成功的消息，感到无比痛惜。“我们中国人至少可以早他们三年夺得这个桂冠的啊!”这是朱树屏在科研旅程上一个深深的遗憾。

朱树屏身负重任，兼职较多，但毫不居位自尊，始终坚持与科研人员、学生同甘共苦，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他的办公室也是起居室，为了工作，经常在此过夜。他倡导因陋就简搞科研，亲自教科研人员研制仪器设备。他学习、工作惜时如金，常说：“我的时间不是以日、月而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很少休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因工作忙随便买个烧饼在办公室干嚼，办公室备有一张行军床，有时就在办公室或实验室过夜。除深夜回家休息，很少在家停留，三个子女的抚养教育和家务操劳都落到夫人王致平身上。在外出途中的汽车上或火车上也不闲着，不是看就是写。他生活简朴，一直是布衣布鞋，有时穿补丁衣服，满足于粗茶淡饭。他常说：“对工作要高标准，对生活要低水平。”有人说：“朱所长真不像在国外多年、世界知名的博士、学者。”所里备有吉普车，他是一所之长，但外出办公常骑自行车，很少坐车。“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1967年，北京的“外调”人员提审他，交给他一份“调查提纲”，逼迫他写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材料，他严词拒绝了。朱树屏因受人身摧残而罹病，1972年他第一次病危，周总理获悉后直接指示中共青岛市委：“听说朱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1975年5月，他第二次病重时，转上海中山医院就医，在手术时，为了保护大脑，以便出院后继续工作，甘愿忍受巨痛而不打止痛针。医生、护士们被他这种热爱工作，毫不顾惜个人的牺牲精神感动得落下泪来，以至把他的事迹编印成材料对医学院的学生进行教育。

他逝世前对家人说：“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也许我不能继续为人民工作了，这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我踏遍了祖国的沿海和重要湖泊，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我到过的沿海和湖泊!”1976年7月2日，朱树屏在上海中山医院与世长辞。

1978年，中央对朱树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作出了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1987年4月，朱树屏的夫人王致平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的支持下，率领子女乘船赴沪，把朱树屏的骨灰撒到了黄海、东海、长江，然后又转往太湖撒放，终于实现了朱树屏的遗愿。

朱树屏将毕生精力全部献给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教育事业，以坚毅顽强的意志赢得了学术和事业上的光辉成就。1995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在百花苑为20位曾在青岛工作、生活并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塑像，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朱树屏塑像是首批入园的20尊文化名人塑像之一。

2007年4月1日，朱树屏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举行，并举行了朱树屏铜像揭幕仪式，同时《朱树屏文集》发行。

同年11月《朱树屏传》、《朱树屏信札》、《朱树屏日记》相继发行。

在浮游植物形态学及分类学研究上的创见

朱树屏的主要成就是以创新的方法研究了浮游植物的微细结构，根据其在进化上的意义，明确了一些浮游植物的分类地位，提出了新分类系统，修正了前人的工作。其中以对裸藻（Euglena）的研究最为深入，首次阐明有的裸藻有星状色素体，并指出具多个颗粒状色素体且无蛋白核者是裸藻中进化最高级者；并更正了前人对藻体微细结构观察的错误，从而依进化顺序整理了裸藻的分类系统，将41种裸藻重新订正为16种。他的这一出色成就，受到国际同行们（如：M·Gojdics ，1953）的重视与赞扬。

角毛藻属（Chaetoceros）共包括200种，前人将其分为16个组，但各组的特征常出现交叉混淆。朱树屏与其合作者发现它们之间的色素体呈现明显的系统进化特征，于是按形态构造的进化程度建立3个亚属，亚属下按进化顺序再分组，改正了过去的人为分类系统。他共建立了3个角毛藻亚属、发现了属于鳞孔藻（Lepocinclis）和裸藻属的20个新种、新变种和新联合，澄清了许多单细胞藻分类学上的混淆问题。

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

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进行了很多努力试图说明浮游植物生长、繁殖、季节变化、分布同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但各要素之间内在关系复杂、多变。因此，通过海上调查分析和用天然水进行的许多浮游植物培养试验，均未取得任何肯定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初，朱树屏经过钻研，用纯化学试剂配制了同天然水成分近似的培养液，即通称的朱氏人工淡水、朱氏人工海水。经世界许多学者的实验，证明这种培养液适合海洋与淡水浮游植物的生长、繁殖。对于化学、物理要素对浮游植物生长影响的实验也非常适用。朱树屏研究了培养液矿质成分对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阐明了不同类型水体中，不同浮游植物的分布规律，解决了一些有关营养与代谢等生理学及其他生物学、水化学方面的问题。

1942-1949年，他在国外及国内发表有关浮游植物生态研究论文多篇，论文中不少由他首次阐明的重要论点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验证，得到公认，如：朱树屏1943年发表的关于浮游植物的氮代谢论述，其后E．G．福格（Fogg，1956）、哈里斯（Harris，1954）、R．R．L．吉拉德（Guilland，1963）、松江（1957）等进行了各种藻类的实验，取得了与之大体相同的结果；又如朱树屏关于“无机磷焦磷酸盐（P207）不如正磷酸盐（PO4）能够被菱形藻有效利用”、“有机磷甘油磷酸盐和植酸钙镁可被浮游植物直接利用”等论述，H．W．哈维（Harvey，1953）、I．J．平特纳和L．普罗瓦索利（Pintnerand Provasoli ，1963）、J．海沃德（Hayward，1968）也均叙述了类似结果。其他许多关于培养液矿质成分定性、定量效能的论述，几十年来在世界藻类生态、生理研究中，一直被广泛引用，甚至作为依据。罗伯特W．克劳斯（RobertW．Krauss，1953）引用了朱树屏对7种藻类、14种盐类的适宜浓度范围表，他认为这是“许多淡水藻类可接受的营养浓度范围”。苏联K．A．古谢娃（Γycевa，1956）提出藻类对某些元素的需要量的依据，其中氮、磷、硅均列举了朱树屏1942年的论文。朱树屏回忆说：“我的论点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驳倒，主要是我的结论是以广泛的自然水质分析和精确的实验为依据的。”

朱氏人工淡水（朱氏培养液1-17号）在对浮游藻类生存条件的研究中，他从生态学角度，首次肯定这些藻类适于在浓度极低的无机溶液中生长，同时提出，为获得良好的生长，不同矿质成分的浓度必须准确地适应各种藻类的特殊需要，从而得出了培养液中不同无机盐类的组分及其绝对与相对浓度。他从第1号培养液开始，通过试验修正发展了17种培养液。朱氏5-17号培养液均可供短棘盘星藻（Pedias-trum boryanum）、角星鼓藻（Staurastrum paradoxum）、丛粒藻（Botryococcus braunii）等浮游藻类健康生长。E．G．普林斯海姆（Pringsheim，1949，1964）教授评价：“特别是朱氏10号是最有效的培养液，适合多种浮游藻类生长。”日本田宫博等（1965）介绍朱氏10号是“藻类培养中使用最广泛的培养液，特别适合培养浮游藻类，如以海水代替自来水，也适用于海水藻类培养”。植物学家E．G．福格（Fogg，1965）评价：“朱氏（1942）在那些试图开发同藻类自然生长的基质具有类似性的培养液的人们中间，他是先驱。……朱氏10号培养液，在组成和稀释度上，可以同富营养的湖水相比。”福格列表把富营养湖水、海水同有代表性的3个人工培养液的成分作了比较，其中之一就是近似天然水成分的朱氏10号。它成为世界上几个经典性藻类培养配方之一。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有关藻类培养方法、手册，藻类生态、生理、生化学专著及研究论文中，经常予以引用。

朱树屏1942年曾明确指出各号培养液的适用对象。至20世纪80年代，C．拉基奥（Largeau，1980）、许常虹等（1988）均使用了朱氏13号培养液为基液，成功地促进了成油微藻布朗丛粒藻（Botryococcus braunii）的生长繁殖。朱氏培养液在发表40余年后，又为人类寻求新能源的研究做出贡献。

朱氏人工海水1910年著名浮游生物学家E．J．阿伦（Allen）及E．w．纳尔逊（NelSOn）曾使用根据范特·霍夫（VantHoff）发表的天然海水中营养盐含量克分子浓度组成配制人工海水，再加米氏（Miguel'ssolution）营养液A及B，结果只养活了两株离心列圆筛藻（Coscinodiscus excentri-cus），而且无法重复。其后，阿伦（1914）又按吉特莫尔（Dittmor）的海水分析结果配制并添加改良米氏营养液A及B（Moidfied Miguel's solution A&B）制成米氏人工海水（Artificial Migueled water），用于培养重海链藻（Thalas-siosira gravida）失败；又加氮、铁、磷营养盐培养双尾藻（Ditylum）亦未成功。只有在加入少许天然海水和土壤浸出液后才能培养生活习性特别顽强的新月菱形藻小型变型（Nitzschia closterium f．minutissima）。因此当时有关学者都渴望理想的人工海水配方早日问世，以利藻类实验生态学研究的开展。

1942-1946年朱树屏苦心钻研，突破了配制人工海水的难题。他以其渊博的数理化学知识和海洋考察实际经验为基础，参考J．莱曼和R．H ．弗莱明（Lyman and Fleming，1940）关于离子联合假说和汤普森及鲁宾逊（Thompson and Robinson，1932）的海水近似组成，研制成功的朱氏人工海水是由海水中10种主要盐类，加适量硝酸盐、磷酸盐和11种微量金属元素组成。星杆藻（Asterionella japonica）、并基角毛藻（Chaetocerosdecipiens）、条纹脆杆藻（Fragilariast，iatula）、菱形藻（Nitzschia sp．）等10余种海产硅藻，其中包括对环境条件要求严苛的品种，都曾成功地生长在这种朱氏人工海水中（哈维，1957）。M．R．德鲁普（Droop，1960）指出：“把微量金属元素包括于人工海水的培养液中，是从朱氏（1946）开始的。朱氏人工海水的特点是按天然海水成分用纯化学试剂配制，不必加土壤浸出液或天然海水等就可以成功地培育多种海洋硅藻，是一代海水培养液的成功代表，具一定历史地位，是人工海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在O．金尼（Kinne，1976）的《海洋生态学》（Marine Ecology，1976）列出的24种人工海水培养液中，朱氏人工海水列于首位，是20世纪50年代前人工海水培养液的唯一代表。

浮游植物的纯培养技术19世纪末已肯定了无菌培养实验工作的重要性，用于培养浮游植物时，避免了其他生物干扰，可以明确其营养要求，可以研究生物同环境关系及其生理学、生化学特点。朱树屏的无菌纯种培养方法，如：培养器皿的清洁消毒，微细管稀释洗涤法，接种到细菌不能繁生而藻类可以生长的加营养盐海水硅胶平面法，低温、强光法，白色荧光灯法，泥土溶液，小麦或大麦碎粒双相培养法，计数定量方法等，均有其独到之处。由于他培养试验的突出成就，他的培养方法至今仍被介绍、沿用。在金尼著《海洋生态学》第三卷中，多处详细介绍了朱树屏的培养技术。

在海洋化学与湖沼学方面的系统研究朱树屏是我国较有系统地研究海洋化学问题的先驱（李法西，1980）。早在英国就曾与著名水化学家哈维、弗莱明等共同进行研究。归国初期，结合水域生产力调查，开展了海洋化学的研究。1947-1949年曾在胶州湾设C1站，逐月调查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营养盐类（以PO4-P和SiO2为主）的组成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营养盐类的分布相当均匀，除4、5月外，营养盐含量均能满足浮游植物的需求。首次提出根据长期连续调查结果，预报海产生物资源及养殖业的丰歉，进行“耕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思想。舟山渔场调查中也研究了浮游植物所需矿质营养的垂直分布与各水层海水的理化性质。对渔捞海图中应表现的几种海水化学性质及应当使用的单位和方法，曾在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全体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加以探讨。他在渤海诸河口调查中水化学调查分析项目极为全面，足以为渤海化学海洋学提供初步轮廓。1948年在国内首次讲授海洋化学和水质学课程。除讲授有关理论外，还传授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如他创造用H2O4固定、保存水样，分析无机磷含量的方法等。为国内水化学专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一批人才。

在我国湖沼学研究领域，朱树屏也进行了多项具开拓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1949-1950年在太湖（包括五里湖养殖区及5个养鱼池）进行了12项水性因子及浮游生物的逐月调查，取得大量系统资料，指出湖水已趋向富营养化，并结合自然环境及地质历史探讨了太湖向晚期发展的速度，从而提出对太湖应整治水利及发展养殖的综合性规划意见。

1959年进行的微山湖调查，除包括湖盆形态、湖水理化性要素和浮游植物调查外，还调查了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用黑白瓶法测定光合作用释氧量，了解湖水初级生产力。朱树屏的这些湖泊调查，全面、系统，对各要素的关系、变化讨论深入、周详，并结合了生产利用，即使在今天也是极有借鉴价值的。

过去只产食盐的岱海，20世纪50年代初连年泛滥，成了一害。1953年，朱树屏对岱海的形态、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各方面进行缜密调查和科学分析，提出了“这个除浮游生物外没有更高营养层次动物生存的高盐度、贫瘠碱性湖，可以在养鱼方面有效利用”的建议。通过移植鲫、鲤、草鱼、鲢鱼，岱海不久就成功地开展了淡水鱼养殖，1956年在岱海设立了内蒙古第一个国营养鱼场，取得很大经济效益。

在生态学基础上研究水产资源学的带头人

水产事业的发展应该同生态学及动物生理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但1956年前生态学和生理学两门科学在我国还是空白。50年代起，朱树屏在我国渔场海洋学、水产资源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对探捕鱼群是否应同环境调查相结合的问题，曾有过争议。在资源、渔场研究中，他积极倡导研究海洋生产力，他设想调查研究产卵场及索饵场的海洋基本生产力，进而研究海洋生产力对鱼、虾类幼体成活率及鱼虾类肥育、洄游与集群的影响。还设想人为改变海洋生产力，提高鱼虾幼体成活率，增殖资源。

渤海诸河口渔业综合调查是朱树屏把他倡导多年的“种海”具体化为“渤海增殖”付诸实施的基础工作之一。他在1959年3月全国水产科学教育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积极提倡“从种地扩大到种水”、“水域生产力可以等于或大于同等面积的耕地，种水之利大于种地”。他认为渤海是个内湾，适于发展增殖。于是首先从作为鱼虾产卵场的河口海区着手调查，采取大面积综合普查和小范围专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调查规模、系统性、综合性和专业的深度、广度上，在我国都是空前的。这些全面、系统的调查资料和精深的科学论述，成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渤海渔业环境变化和渔业资源增殖生态学基础的重要依据。

调查报告着重探讨了渤海生产力问题，并提出了3点有关河口水域改良与发展河口渔业的建议：1.渤海各主要河流入海径流量最低指标和定期排水问题。2.施肥提高水域肥力；移植饵料价值较大的种类，经过驯化、繁殖，丰富饵料基础；人工授精、孵化放养经济鱼虾，加强繁殖保护，增加和扩大资源。3.河口海区底部有机质丰富，适于发展滩涂贝类的增殖与养殖。这些设想和建议是我国发展水产资源增殖的最早倡议，也是朱树屏为实现“改造海域、提高海洋生产力，增殖资源”设想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和科学开创性的建议。至80年代，渤海增殖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规划，一个正在付诸实施的海洋牧场正在兴起。

在朱树屏直接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制的《渤、黄、东海渔捞海图》，共三卷，分为海洋学图集与捕捞对象图集两部分，概括地展示了我国对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海洋学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这项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为海带、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做出关键性贡献

中国海带养殖技术与产量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对此青岛的研究、生产单位在协作组中各家争鸣。有人认为是温度问题；有人认为是光线问题。

1957年全国南部沿海海带养殖试验点有118处之多。其后江、浙、闽、粤大面积生产试验均获成功。1958年2月完成实验和理论探讨，7月利用自然光源、流水控温的自然光育苗室投入了培育夏苗生产，当年育出大量健康海带幼苗，移入海面养殖。向南推进到30。30'。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紫菜生产的苗种来源主要依靠自然孢子，人工苗种培养与叶状体养殖技术的研究也远远不能适应大面积生产的需要。

4年的时间，他们主要进行了野生紫菜生态调查和丝状体生长发育同环境的关系、壳孢子成熟、放散、附着等实验生态学的系统研究。解决了坛紫菜丝状体大面积培养、叶状体半人工与全人工采苗养殖的整套技术措施。取得了预期效果，将坛紫菜的苗种生产提高到全人工控制的水平。在生产上推广后，形成大批量育苗室网点。同时将菜坛式附礁养殖生产推进到网帘式半浮动生产方式，扩大了可养水域，开创了福建全省紫菜生产的新局面。

通过长期的续密调查研究，朱树屏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不顾有人非议与压力，对黄、渤海渔业资源状况提出“资源衰退，应予保护”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积极阐明。但一直未能被采纳。直到他逝后的1978年以后，“资源衰退”的事实和“资源衰退”的论点才为世所公认。

朱树屏，著名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和教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

1907年4月1日　生于山东省昌邑县。

1934年　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理学士。

1934—1938年　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38—1941年　于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雷兰克斯特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水产化学部、浮游生物部主任。

1946年　任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47—1948年　历任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山东大学水产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8—1951年　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 　1951—1976年　任黄海水产研究所（原农业部水产实验所、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长。

1960—1976年　兼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

1950—1976年　历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963—1976年　任中国水产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1976年7月2日　逝世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