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仁（朝鲜语：이동인，1849年？—1881年？），朝鲜王朝后期佛教僧侣，开化党的先驱之一。1879年受金玉均等人委托东渡日本，考察新式文物，归国后在朝鲜早期开化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被后世称为“开化僧”。1881年第三次渡日时失踪，被暗杀的可能性很大。

李东仁本贯遂安李氏，生于朝鲜庆尚道梁山（一说釜山），1864年出家为僧，法名“浅湖”（一说“西明”）。他是釜山梵鱼寺的僧侣，也有一说他属于釜山附近的梁山通度寺。李东仁曾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郊外的奉元寺活动，与早期开化思想家刘鸿基（刘大致）过从甚密，刘鸿基从他那里修习佛学，而他则从刘鸿基那里接受了开化思想，开始致力于朝鲜的文明富强。据《花房义质关系文书》中所收录的《东仁闻书》记载，李东仁称刘鸿基为“以先辈受敬仰之人”，可见刘鸿基对李东仁的影响。通过刘鸿基，李东杰结识了金玉均等青年开化派官僚，李东仁曾谓：“予同志之巨擘而可依赖者，弘文馆校理金玉均是也。……出身素封之高门，才德兼备，十分谦让，颇爱敬志士”。

除了与国内开化派人士的交往，李东仁很早就与日本接触。《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开港，日本人开始出没于朝鲜境内，李东仁在当时便与日本办理公使花房义质一行的通译官、本愿寺僧侣枫玄哲交往，开始接触新文明。1877年，日本京都东本愿寺的和尚奥村圆心来朝鲜传教，在釜山建立东本愿寺别院。最晚从1878年9月开始，李东仁就频繁出入别院，与奥村圆心等人往来，不仅探讨佛教，还有机会接触新式文物，甚至还曾登上日本军舰“比叡”号参观，极大地开拓了视野。

1879年春，李东仁来到汉城，有一天金玉均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士前往奉元寺拜访他。李东仁给他们出示了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照片和一本叫《万国史记》的书，开化党人十分好奇，争相传看。金玉均便问李东仁还有没有这类书，李东仁回答说没有，只有这一本，但有钱可以弄到很多。金玉均又问他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李东仁说：“我是釜山人，由于懂些日语，又去过几次日本（此处可能是夸大其辞，将他与日本人的交往说成是去过日本，也有可能是徐载弼回忆有误），因此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到手。目前，日本人广交西洋人，又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洋的各种制度，正以此振兴本国文明。”金玉均听说后当即给了李东仁一些经费，委托他潜入日本带来更多新式文物。由此开始了李东仁的日本之行，而李东仁渡日又是开化党形成后最早的活动，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李东仁也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私费渡日第一人。

1879年4月，李东仁来到釜山，他在那里会晤了日本驻朝办理公使花房义质，花房义质说他“衣袴头发，皆如显堂之官吏或书生，坐作言语，异于我人。仅就应答之间而言，似是能说会道，然不免在明白理解意思上有些困难。”李东仁向花房义质交代了朝鲜的政局及开化党的情况与主张，并提出了日朝经贸合作、向日本借款并购入机械、船舶及派考察团学习日本等构想。

在东渡日本以前，李东仁留在釜山东本愿寺别院学习日语，奥村圆心记载说：“东仁原为僧侣，居常为爱国护法之神经家。晚近朝鲜国国运日益衰颓，宗教既一蹶不振，此时革命党朴泳孝、金玉均等愤慨国家之衰运，欲大行刷新，东仁又与其意见相符，朴泳孝、金玉均两氏引见东仁，遂至重用。故为了解列国公法等，归入我宗门（净土真宗大谷派），将以渡日本。东仁将从朴泳孝送来的四个纯金丸棒（长二寸余，宽一寸余之物）出示于余，称此为渡日之路费。故于和田（圆什，东本愿寺别院教育课录事）氏及总领事官前田献吉氏商议，决定（将李东仁）送入本寺。是即韩国改革党渡海日本之始也。”

1879年9月，李东仁偷渡日本，先到达京都东本愿寺。他在那里滞留了7个月以后，于1880年4月赴东京，住在东本愿寺辖下的浅草别院。李东仁化名“朝野继允”（“朝野”有“从朝鲜来的野蛮人”的意思），在浅草别院住持兼东本愿寺外国布教长铃木惠淳等的斡旋下与日本各界进行广泛交流，包括庆应义塾校长福泽谕吉和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等，他还加入了新成立的团体“兴亚会”，深受兴亚会人士的赞叹。不久后，以金弘集为首的修信使团来到日本，李东仁欲前往会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担心他见了官方人物后会被指控里通外国而遭不测，遂委托铃木惠淳劝李东仁不要见金弘集。李东仁听了后说：“我来日本，就是决心为了报答国恩、报答佛恩。为了国家，我可以忍受一切。愿一见金修信使。”最后李东仁穿着日本人的衣服见金弘集，金弘集感到可疑，便仔细询问。李东仁说：“我为了国家，昨年以来滞留日本两京，不仅会晤了贵人，还见了在野有志之辈，知道了他们（对朝鲜）怀着怎样的心思。他们对朝鲜别无他意，只是希望将朝鲜引入开明而已。”金弘集听了后抚膝叹曰：“呜呼！此奇男子在此报答国恩乎，不胜佩服！”于是李东仁便获取了金弘集的信任，于1880年9月29日随修信使团归国，10月15日抵达汉城。

李东仁回国前夕，用东本愿寺给他的钱买了火柴、煤灯等大量新式文物，带回国展示给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看，令其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则购买了献给朝廷权贵的礼物。结果金弘集回国后，就将李东仁介绍给当时的外戚权贵闵泳翊并盛赞他，因此李东仁得到了闵泳翊的信任与厚待，并踏入政界，为朝鲜接下来的内政外交而奔走。朝鲜王朝以崇儒排佛为国策，僧侣不得入城，李东仁因而还俗，不仅投入闵泳翊门下，还进出宫廷。由于他深知日本国情，熟悉新式文物，所以受到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的召见与委任。当时随金弘集使团一道流入朝鲜的有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的《朝鲜策略》，其内容为劝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并接受西方文物。高宗赞成《朝鲜策略》的主张，决心实施开化政策，而李东仁则在开化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他在1880年11月作为高宗的密使再次东渡日本，会见了宗主国清朝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及参赞黄遵宪，转告了《朝鲜策略》传入后“朝鲜朝议现今一变”的状况，并呈上朝鲜君臣会谈记录和大臣会议节略，表达了朝鲜对外开放的决心及希望清朝斡旋朝美建交的意愿。滞日期间他还曾短暂供职于日本外务省。

归国以后，李东仁参与组建朝鲜第一个近代机构——统理机务衙门，并被任命为该衙门的参谋官。在短短一两个月间，李东仁做了很多事。他拟定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草稿，还积极筹划绅士游览团的派遣。如前文所述，派遣人员考察日本一事是李东仁之前就有的构想，这一想法不仅对花房义质吐露过，也曾告诉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但此时他的目的是为他的主子闵泳翊服务，即通过派遣绅士游览团来提升闵妃集团的地位以压制大院君为首的“卫正斥邪”保守派。所以李东仁原先构想的是派遣他的开化党同志10余人赴日考察，但这时所物色的却变成闵妃集团的权贵官僚了。不管怎样，绅士游览团的派遣对朝鲜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作为开化政策的一环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除此之外，李东仁还计划与日本交涉借款、招聘陆军教官、购买武器等事宜。

1881年3月，李东仁奉命前往日本购买军舰与大炮，开始逐步实现他的计划。但此一去之后，他便失踪了。失踪前还曾留给闵泳翊一封信，闵泳翊打算南下釜山寻找而无果。日本方面流传他是被暗杀的，1882年壬午兵变后逃到日本的开化党人尹雄烈在被《朝野新闻》记者问及李东仁是否被暗杀时表示：“此人之失踪，或往日本，或逃俄国，说法很多。但无论怎样搜索都无法知道他的行踪。至今日来看，遭遇暗杀是完全有可能的。朝鲜开化党皆为失去此人而痛惜。”一般认为李东仁被大院君一派的保守势力所害。但是，也有不同的说法，1881年4月，李东仁的同志、开化党僧侣卓挻埴（法名“无不”）东渡日本，临行前与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会晤，提到了李东仁的情况。其后近藤真锄向花房义质公使报告说：

“依无不所言来看，东仁乃偾事之人，惜哉惜哉。国王似疑心（李东仁被害）是大院君所为，然金玉均等则怀必是金宏集、李祖渊所为之疑心。盖无不作为完全得到宏集之信任、此次又被该人（金宏集）保荐为担当清国（驻日）公使馆通信之任者，以其言观之，岂非多半为金宏集等谋杀者乎？东仁从前排斥宏集、祖渊之议，大有出入闵家、贪图急功之意，在新论党中亦颇忌之。故玉均异常担忧此事，多次给予（李东仁）忠告，然终不听，乃及于祸……”。

从这段记述来看，李东仁可能是被金弘集或李祖渊害死的，而这二人正是1880年朝鲜派往日本的修信使团的正使和从事官（相当于副使），也就是将李东仁带回国并加以引荐的人。而他们害死李东仁的原因则是由于李东仁回国后过于高调，张扬于朝廷之上，出入于权贵之门，大有反客为主之势，这是他们当初带其回国时所没料到的，因此出于嫉恨转而反感李东仁。更重要的原因是，金弘集使团回国后，因从日本带来的《朝鲜策略》而饱受反开化的士林的攻击，而同样是从日本带来的李东仁则积极推进开化政策，无疑会像《朝鲜策略》那样成为让他们麻烦缠身的祸根，故他们必须趁李东仁尚未完全崭露头角之际将其除掉。

金弘集、李祖渊态度的微妙变化在李东仁失踪前后已露出蛛丝马迹。1881年2月24日，日本驻朝公使馆官员石幡贞来金弘集府邸打探朝鲜派遣赴日游览团及购买日本军舰大炮之事，李祖渊也在座，金弘集对此以笔谈形式回答道：“朝士几个人之行，甚属秘事，非向贵国人秘之，乃我邦之所秘也。其概闻专为游览，恢拓见闻，而求购炮舰，初无此计，想出讹传耳。”李祖渊在中间添了一句“是亦东仁之说，不于朝士诸人”。而后李祖渊又补充道：“昨年我道园公（金弘集）奉使，在贵国本愿寺始见东仁，变换我衣冠，操贵国语言，殆疑他日人，以渠脱逃潜入贵国，及其还到东莱，罪在不测，赖我侪出力辩护，以致有今日。渠之轻躁喜动亦已甚，此次起债、购炮舰等之事，似出于其计划，未知贵政府能听之否？庶几贵政（府）诸公，（择）其可信之人而后信之，若或不然，甚致他日闷。朝士诸人虽非任此事者，然非落拓东仁之比……”李祖渊的言辞充满了对李东仁的不满，并试图阻止李东仁购买日本军舰大炮的计划，甚至警告日本政府听信李东仁会有后日麻烦，语气可谓非常严重。随后石幡贞又为李东仁缓颊，称“以仆观东仁，彼在我国不过数月，而能察我国近状，能操我国语言，出入我国大官间，见其知遇，是亦髦士也，顷读《循环日报》（香港刊行），极赞东仁之事，安知他日彼有能成其志，大为贵国所重哉？”并奉劝李祖渊不要诋毁诽谤李东仁。其间金弘集虽未提及李东仁，但李祖渊在笔谈时插入攻击李东仁之句应是得到他的默许的。而石幡贞言及“彼（指李东仁）有能成其志、大为贵国所重”正戳中了他们的痛处，或许成为不久后他们动杀机的原因。李东仁失踪后数月，金弘集在上疏中说“噫彼东仁，本以我国缁流，变服犯越，按以国律，即当擒斩之不暇，臣非病风丧性，岂或有招引潜随之理乎？此则圣明已所悉烛，同朝亦当见谅，今其捏合无据、一唱群和者，抑又何故？”可见带回李东仁早已成为攻击金弘集的一个把柄，金弘集也竭力与李东仁划清界限。但他显然不可能辨清他带回李东仁的事实，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早让李东仁消失，杜绝其进一步发挥影响。当然，无论是大院君为首的保守势力暗杀，或金弘集、李祖渊的谋害，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故李东仁的下落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桩悬案了。

后世对“开化僧”李东仁的评价一般以正面为主。他是朝鲜开化党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被誉为一代“奇杰”，推崇他是朝鲜近代化的先驱，肯定他为朝鲜开化运动作出的贡献，强调他的过早死去是民族国家的不幸与损失。然而，李东仁与日本人过从甚密，加入兴亚会，甚至还曾供职于日本外务省，其言行表现出浓厚的亲日色彩，客观上符合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故又被批评为“附和雷同于日本侵朝势力的典型的亲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