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渭（1514—1588），明朝理学家。字湜之，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举人。历任华阳（四川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广东副使、云南左参议等。李渭一生因受蒋信、湛若水、耿楚恫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的影响，继承了阳明心学并有所突破，与孙应鳌、马廷锡同为贵州阳明后学三大传人，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贵州明朝时期屈指可数的著名理学家之一。

李渭，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举人。历任华阳（四川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广东副使、云南左参议等。任官期间，能廉洁自守，尊爱百姓。初由华阳知县升和州知州、高州同知时，曾有合浦令、化州、吴州吏以珠宝、金银相贿赂，被李渭叱之不受。渭潜心研究儒学，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讲学反对空论，主张实践，受人敬仰。他是贵州明神宗中朝思南府黔北学风，学者如影相从，使黔北文人蔚起，代不乏人。曾有江西万安人赖嘉谟，首以为师，大有德而去，考中进士，官四川左参政。又有江西徐云从学，敬仰同野笃实，终生不忍离去。思南人则有冉宗也、胡学礼、田憔安等都继承了同野之学。

李渭一生著作颇丰，有《诗文》三卷、《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简寄》二卷、《杂著》一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等。《黔诗纪略》录其诗十首。尤善书法，在思南有其多处摩崖石刻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约生于1514年，卒于1588年，贵州省思南府城内人。李渭于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乡试中举。历任四川华阳县（今成都）知县，安徽和州（今和县）知州和广州高州府（今茂名县）同知。隆庆年间，调任云南省参政。1573年，升应天府（治所在今南京）中南户部郎。1574年，调任广东韶州（今曲江县）知府。晚年退职后回乡，在思南城东北中和山普济亭讲学。卒后，湖北麻城著名心学家耿定向为其墓碑题词：“明好学君子之墓”。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李渭“从小得严父朝夕训导，读书勤奋，思悟举一反三”。他在父亲李富的督促下攻读《四书》、《五经》，不负重望，于1534年乡试中举并走上仕途。李渭一生从未真正拜王阳明或其弟子为师，但他却深受蒋信、湛若水、耿楚恫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的影响，即“渭之学基于庭训，切磨于武陵蒋信、黄安、耿定力（即‘理’，耿定向之弟），至滇与南城罗汝芳同官，其学益进”。李渭最终成为贵州阳明后学三大传人之一，成为阳明心学落户黔中后的硕果之一。1589年，郭子章官贵州巡抚时，撰写《黔记》六十卷，除列李渭于理学家传外，还撰有《参政李渭传》。他说：“王文成与农场诸生问答，莫着其姓名，其闻而私淑者，则有孙淮海（即应鳌）、李同野、马内江（即廷锡）。”李渭为王阳明私淑弟子，与孙应鳌、马廷锡同为贵州阳明后学三大传人遂成定论。

李渭一生受阳明心学的巨大影响，然而他继承了阳明心学时并有所突破，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

15岁时，李渭身患肺病，屏居小楼之上自习。“溽（rū：湿润）暑，散发箕踞（箕踞：指席而尘，随意伸开两腿，古时视为无礼）”。他的父亲知道后，就以《礼记》中的“毋不敬”三字警励他，于是李渭将此三字书于墙壁上，“目之以检束”。当春天到来之时，李渭“第觉妄念丛起，”心绪不宁。他的父亲又以《论语》中的“思无邪” 警励他。李渭亦书之于壁以自戒。这样坚持时间久了，妄念渐除，心绪安定了下来，专心于学问研究。李渭在楼上静修了许多时日，自认为在静坐之中恍惚似有所得，但一下楼与朋友交谈，楼上光景亦即消逝。李渭自认为这种现象是心学功夫不纯所致，“于是专求本心”。在未与人交际时，他反复体验“如何是本心”。在与人交际时，他又自问“本心是如何”。不论与人交际与否，他都紧扣“本心”进行求理的探索。在早年则为他日后心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李渭与蒋信、湛若水、耿定向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进行交往、切磋心学并受到巨大影响之后，他的心学更趋成熟，常说：“本体本无间断，学者不可在起灭上下功夫”。

第二，“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

李渭进入仕途后，在一次去北京的途中，路过湖北麻城县，拜访了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兄弟。李渭与耿定向曾同游天台山，彼此切磋学问。耿定向论道时，将如何才能求得道概括成八句话：“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 李渭回答说：“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 之后不久，李渭即雕刻了“必为圣人”四字于木上，随所居“毋意轩”悬以自励，将此作为人生目标，他的求道之心越来越强烈。

李渭尝曰：“孔子毋意。”他“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毋意知毋，”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才是本源，自己的心有着圣人一样的良知。因此，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毋意轩”，随时随地以“圣人”来要求自己。

李渭的“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也是他对阳明心学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奉和实践。

第三，李渭提倡“明道”、“不欲”与“存天理，去人欲”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阳明针对明中叶理学界趋功利，造成理学空疏，统治腐败，人民生活穷苦的状况，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要求从皇帝起至上而下要窒“欲”来扭转风气，减轻人民负担，以达万世太平的理想。

李渭在乡试中举后，“萧然布素”，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但因出外做官，李渭早年静坐求心的功夫已无法继续，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研究途径，通过对《孟子·伊尹耕莘章》的温习，悟出了“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的道理，认为道德修养之道，不在于外功名事业去静坐修习，而在于日用事业中，具有不是应得则“一介不取”之念，尽力克制私欲，不生一点非分之想，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在克己、“不欲”上下功夫，无疑是与王阳明提倡的“去人欲”是一致的。

受到王门弟子的影响后，李渭一生着力躬行，在为官过程中，不仅自己力行，还要求属下也要“明道”、“去欲”而为民。他在任廉州公署时，一次夜梦三蛇缠身，用杖挥之，蛇乃走。次日就有合浦县官吏送来美珠，化州、吴州官吏送来金银。李渭则一一拒之，且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蝎哉”。他把金银珠宝视为害人之蛇蝎，可以见其自警力之深。

1574年，李渭在广东韶州任知府期间，当地一些居民尝聚而为盗，盗警频繁。李渭召集全署幕僚训示说：“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弥盗之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民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弥山中盗易，弥心中盗难”。李渭敢于自责，勇于道破个中情由，使听者皆悚然震动。他的这番话不就是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翻版吗？李渭强调民之聚而为盗，与官吏过分贪婪密切相关，认为克制官吏心中的过分私欲，减少对人民的骚扰，才是弥盗的根本办法。他在日记中写道：“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惟是念在民，使同归蔼然一体，吾之原也”。即李渭主张“明道”、“不欲”、仁而为民，这与阳明心学“存天理，去人欲”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李渭的“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阳明心学的认识论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李渭着《先行录问答》，直接标榜“先行”，比王阳明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P356）所以应“以行为先”，这是针对当时人之暝眩，而破除空话虚语，重实理实事的，从而决定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点。

清朝思南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写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也说明李渭并不只是简单地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强调“以行为先”，这是对“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第五、李渭着力“躬行”，以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练”的阳明心学方法论。

邹元标与李渭谈论道学方法时，有过这样的话：“子知先生之学，则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已先生躬行为正”。以及明神宗的赐联都体现出李渭一生的心学特点是“躬行”。

李渭早年主要采用静坐求心的方法，因他外放做官而无法继续这样做。他便积极寻求新的途径，悟出“一介不取”，提倡“明道”、“不欲”，并在实际行动中一生着力“躬行”。而李渭在形成重行、“以行为先”的思想特点的过程中受到了王门弟子的巨大影响。

1539年，蒋信来贵州任提学副使，李渭亲往拜谒。向蒋信陈述他当年楼上楼下光景，蒋信指出说：“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笑谈才是真。”其意为：李渭当年在楼上的恍惚呈露是一种假象，而楼下与朋友交谈才是真功夫，要在事上磨炼来求“本心”、“毋意”。随后李渭又谈到“一介不取”的体会时，蒋信说：“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kéng坑：击石声，指浅见固执貌）然小人哉。”指出“一介不妄取”也是在意念中起灭，仍然是小人之学。李渭非常惭愧，自己辛苦十多年的学问却成为“硁硁小人”。这次谈话对他的震动很大，自觉面红耳赤，背汗淋漓，对他“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和一生着力“躬行”道学的方法论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之后，当李渭任云南参政时，罗汝芳为云南屯田副使。李渭与之切磋学问，他将自己的道学逐渐与罗汝芳的融合起来，体会到“本体本无间断，学者不可在起灭上下功夫” 的道理，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自得近溪力，自是欲罢不能。”说明李渭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越来越深。李渭在云南时，其道学日趋完善、成熟。而“滇人学者谓近溪（即罗汝芳）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其俎豆同野犹愈于近溪。”说明了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点。

李渭信奉：“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其责在我，故欲复尧舜之治。”他一生“居官清慎”，体恤民情，实心实意为民办实事。在云南任参政时，李渭曾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引松溪之水灌溉良田万余亩。一次，普宁、安宁二卫城发生大瘟疫，身为参政的李渭，除了积极请医为患者治病外，还为死者募捐棺材，卫所内外军民都以此称先生（指李渭）“仁慈”，李渭的“躬行”特点表现无遗。

李渭一生还勤学不止，学而善思。在政务之外，李渭还坚持讲学传道，笃行。他说：“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灭。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灭方者，可与学矣。”意思是要有道德学问象流水一样不增不灭、清澈透明的人，李渭才可以与之学习，其实也反映李渭自己之学力求“常清常明”。郭子章游思南中和山寺时，曾《题中和山寺壁·追忆李同野先生》于墙壁之上，在诗中以“洁比河东会稽”对李渭的德行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从侧面体现了其“常清常明”的特点。

第六、李渭与阳明心学的传播。

李渭作为黔中王学三大传人之一。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云南等地的普及和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生除了自己勤学不止，学而善思之外，还“无日不以讲学为事，”李渭无论是出外为官还是在晚年退职回乡后，他都坚持讲学传道，所住之处诵学不止，平生以讲学为乐事，深为其弟子及乡亲所敬佩。

自从李渭乡举之后，跟从学子日益增多。他在其家乡思南讲学，远近闻名，连江西等省的学子都慕名而来。李渭的学生中最出名的有赖嘉谟、徐云从、冉宗礼、胡学礼、田惟安等人。其中如赖嘉谟，江西万安人，随父到思南，拜李渭为师，后来中了进士，官到四川左参政。徐云从，亦为江西人，早年曾师从唐荆川、罗汝芳学习，后闻李渭在黔中兴学，就负笈而来，向李渭求学，“觉天下文人学士，皆不如渭笃实，故终身不忍离去”。至于思南本地人从学于李渭的则更多，如冉宗礼、胡学礼、田惟安及李渭之子李廷谦等等，其中以冉宗礼、胡学礼最能继李渭讲正学。他们都以李渭为榜样，为政以廉洁着称，居家则简朴淡薄，笃志于学，为乡人所称颂。

郭子章在追忆李渭诗中写到：“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认为李渭的道德文章简直可以和王阳明诸弟子相媲美。李渭的门人萧重望在撰写的《李先生祠记》中说：“贵筑之学倡自农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将开启思南阳明心学的传播之功归于李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明了李渭对思南之学的兴起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和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阳明弟子邹元标非常赞赏李渭之学。在邹元标被贬官贵州都匀卫期间，他与贵州阳明后学孙应螯、马廷锡、李渭的关系甚密，经常有学问的沟通和交往，还曾为李渭的《先行录问答》作序，在序中指出李渭心学的特色是“学贵修行”。邹元标在都匀讲学，常举孙应螯、李渭的事迹为例，“以示圣人为必可学”。这足以看出邹元标对二人是非常器重的，也说明李渭的影响不仅在思南，而且在贵州其他地方也有较大影响。

李渭之学在云南也有很大的影响，“滇人学者谓近溪（即罗汝芳）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其俎豆同野犹愈于近溪。”李渭在云南的影响比罗汝芳的影响还大。

总而言之，李渭作为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是阳明心学在贵州落户后的硕果之一。他一生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巨大影响，而他在继承阳明心学的同时也有所突破。他的“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所突破；他提倡“明道”、“不欲”与王阳明“存天理，去人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一生着力“躬行”，以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练”的阳明心学方法论。此外，李渭一生都坚持讲学传道，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云南等地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时光的流逝确如孔子所言，辉煌或黯淡都将一去不返。大浪淘沙，许多曾经的泡沫与喧嚣随波而去；当涛声渐归消隐或沉寂，那些积淀于历史深处的往事，才会浮出我们的记忆。而李渭，无疑是乌江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他对贵州文化的影响，深远及今。梳理地方典籍，让我们依稀看见乌江边一个哲人的行踪，诗人的背影。

李渭， 字湜之，是贵州明朝时期屈指可数的著名理学家之一。其出生年月不详，根据现有资料，只能大致界定在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李渭的祖先原籍陕西，元朝时随军征战到思南，官授功显校尉。明朝洪武年间，又改授蛮夷司副长官，并定居思南。李渭的父亲李富学识渊博，教子严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李渭不负众望，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乡试中举，先后担任四川华阳县（今为成都）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等职。隆庆年间，调任云南省左参政；万历元年，升任应天府（治所在如今的南京）中南户部郎；万历二年，调任广东韶州知府。晚年卸职还乡后，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济亭（后名观音阁、中和书院）、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并在中和山留有“中和”等摩崖墨迹。其时门徒众多，学生云集。先后有江西的赖家谟、徐云从，本地的冉宗孔、胡学礼、田唯安等人师从学习。他们承续李渭的思想，在各地传播，影响一代人文精神。李渭的儿子李廷谦，也于万历十三年中举，担任贵州贞丰教谕、国子监助教等职，弘扬父亲的学说。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渭逝世，葬于思南府城河东万胜山麓。万历十七年，思南地方官民为其请建专祠。明万历二十七年，郭子璋担任贵州巡抚，将李渭列入《黔记》的理学传中，并另作《参政李渭传》。思南后人将其讲学的中和山普济亭命名中和书院。专祠后来被毁，其墓亦毁于文革，如今甚至连遗址也几乎难以辨认了。

但历史并没有完全失忆，文化的光芒辉映天宇。王阳明的乌江之旅、龙场之悟，在蛮荒的贵州土壤播下了哲学的种子，催生了贵州本土的理学三大家，而李渭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立志成圣，秉持“中和”与“为仁”的儒家思想，重视“躬行践履”的治学方法，突出强调“行”的地位，实践了儒家最高的“圣人”人格，在贵州的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中独树一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渭一生着述颇多，《明史·艺文志》中就收录了他的《先行录》，其他的则多已失传，在理学方面的着述有《毋意篇》，含《大学》、《中庸》、《易问》，还有《简寄》、《杂着》、《家乘》、《大儒治规》等。

推根溯源，李渭的理学思想应追溯到宋明理学。所谓宋明理学，指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亦称道学、性理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它将传统的儒学哲理化，以抽象性、思辩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这个学术文化思潮，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批判佛老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佛、道等思辩哲学形式，将单纯伦理性的旧儒学改造为具有思辩哲学色彩的新儒学。理学的创始人是程颐、程颢兄弟二人。程颐还曾受贬到重庆涪陵，在与乌江交汇处的长江北岸点易洞悟道。

二程逝世后，理学内部出现两大分野。朱熹发展了二程之学，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构建了程朱道学；另一派继承者陆九渊、王阳明，创立了陆王心学。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王阳明的心学发展了这一理论。在被贬贵州的三年里，王阳明龙场悟道，逐步完善了“致良知”的心学理论。

李渭就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在治学中，李渭先后请教过蒋信、谌甘泉、耿定理、耿定向、罗近溪、邹元标等理学大师，而这些人都是王守仁的学生、私淑弟子，其学术思想对李渭的影响不言而喻。李渭还与王守仁的在贵州的再传弟子孙应鳌、马廷锡相互切磋，情谊深厚，惺惺相惜。正是阳明心学的直接影响与自身的勤奋好学，使李渭最终成为遐迩闻名的贵州理学三大家，阳明心学的贵州传人。

李渭的理学思想，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就是其“必为圣人”的人格观。

在求道治学的过程中，李渭曾将“必为圣人”四字刻于居所，用以自警自励。由此可知，李渭是将圣人人格作为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圣人”。通过治学这一途径，通向圣人的最高殿堂。

李渭是立志成圣的实践者。他不仅好学不倦，而且时时事事以圣人为人生标尺。作为官员，他一贯清正廉洁。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发生在他廉州任职期间。有一天他梦见三条大蛇缠绕身体，挥舞大杖才将其赶开。恰好第二天就有属下官员贿送珍珠金银等物，他义正词严地予以回绝，并自嘲道，昨晚的三蛇梦破解了。

他在任职广东韶州知府期间，治地内盗贼蜂起。他分析百姓为盗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府与官吏的贪欲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因此告诫下属，自我警醒说：“不欲二字，千古弥盗根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弥山中盗易，弥心中盗难。”将官员的贪婪视为百姓为盗的原因。强调克制私欲，弥心中之盗，体恤民情，减轻百姓负担。

以上事实说明，李渭正是宋明新儒学立志成圣理想人格的忠实实践者。他以一个凡人之身，努力地攀向圣人的高地。

在思南县城西面中和山石径旁的一方巨石上，有一处 “中和”摩崖至今犹存。这是李渭当时在思南府城中和山普济亭（后名观音阁、）、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期间所书。后人据此将山名为“中和山”，将其讲学的普济亭名为“中和书院”。而李渭留下的“中和”墨迹，可以视为其精思熟虑后的思想总结，书面表达了他追求“中和”的宇宙观。

他这种追求“中和”的宇宙观，以及其它的理学思想，基本上可以到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中找到源头，这也可以证明李渭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

而在政治上，李渭倡导“为仁”。在思南讲学期间，他曾将城北的一处学馆命名为“为仁堂”，后人遂称此处为“为仁书院”。

对于理想的“为仁”图景，李渭作了如下描述：“是日阳和清穆，云行鸟飞，天地生生，大德洪畅。两间在坐者，长幼循序，答问取次，诵书歌诗，肃肃雍雍。渭曰：此即仁，何以加诸？” 这与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国何其神似。

明朝的贵州理学界，成就最高的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这三人都是阳明再传弟子。三人学问各有所重，孙应鳌主张“以求仁为宗”、以“天人合一”为求学的始终，以“慎独”修养为学问的落脚点；马廷锡主张静中求性，“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而在知与行关系的认识上，李渭则强调道德实践，以“先行其行”为学问的宗旨，其着力“躬行”的治学方法独树一帜。

可否这样认为，李渭虽为贵州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阳明心学的传承者，但其思想在很多方面似乎更接近旧儒学，与阳明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后期流派大相径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哲人远矣，安可怀也。

李渭还是一位重要的乌江诗人。儒家的价值观重道轻文，将诗文视为“末技”，但李渭的五言诗写得中规中矩，意境古雅、自成高格。

据不完全统计，《思南府续志卷之十〈艺文门〉》保存下来的李渭之文有《思南府学射圃记》、《修思南府学碑记》、《修观音阁碑记》、《务川县迁学记》、《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等，而诗有《圣岭春耕》、《中和山》、《白泉渔乐》、《桐崖鸣凤》、《三台丛桂》、《真源洞月》、《德江晚渡》、《嵇公泉》等篇，多以思南地方风景为题，五言体式，按照地域分类，是个名副其实的乌江诗人。

在《三台丛桂》中，“本仁以种之，灌溉元穆浆”的句子让我们感受了贯穿其一生的“为仁”情结，诗人和哲人的身影在这里合而为一；而《圣岭春耕》的“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又让人读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与抱朴守拙的处事哲学。但哲学的追求不是流行歌曲的市井狂欢，而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注定要与孤独结伴，于是我们在《真源洞月》“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句子中，看到了诗人一鹤丁零的自况，雾霭茫茫的彷徨。而《嵇公泉》，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诗中古雅空寂的意境令人神往，又隐隐透出佛老的气息。

也许，李渭是乌江文化的一个标高之一，他那些形而上的深奥求索，我们已经难以窥其真谛。但这种历史的追怀，却让我们的精神得以从世俗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