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和，CBE，JP（英语：Li Fook-wo，1916年9月26日－），香港银行家和政治家，于1984年至1997年担任东亚银行董事局主席，1973年至1981年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78年至1985年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李福和祖籍广东鹤山，1916年9月26日生于香港，是香港望族李佩材家族的成员，其祖父李佩材是本地殷商，19世纪透过从事食米进口、船运和地产等业务致富。李福和的父母分别是李子方（又名李作联）和邓秀卿，李子方在1918年参与创办东亚银行，后来历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和东亚银行经理等职。李福和在家中六兄弟排行第二，另有三名胞姊妹，其中五弟李福逑是香港政府早期的华人政务官，是开埠以来首位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社会事务司和民政司的华人，并尝任行政立法两局官守议员。

李福和在1928年至1932年间受教于皇仁书院，1932年至1934年转读圣若瑟书院。在1934年，他前往美国麻省升学，于波士顿大学主修工商管理，1937年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旋即于纽约大学深造，1939年再获商业科学硕士（M.C.S.）学位。李福和日后也曾于美国的哈佛大学进修。

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李福和最先于1939年加入纽约市的大通银行分行实习，1940年返回香港后，即加入家族有份创办和经营的东亚银行，从属于初级职位的助理会计员做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以后，香港进入日治时期，期间李福和一直继续在银行服务。

二战结束以后，李福和在1949年1月出任东亚银行助理经理，至1958年4月获委任为该行董事。他后来又在1961年升任经理，以及在1964年出任副总经理。在1972年，他接替荣休的简悦庆出任东亚银行总经理，至1977年退任，由简悦隆接替，但仍留任董事一职。在1984年，他再度复出，接替简悦强爵士出任东亚银行董事局主席，到1997年才由李国宝（后为爵士）接任。

在东亚主席任内，中英两国政府早已于1984年协议好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有别于选择淡出东亚业务的前任主席简悦强，李福和对香港前途抱有信心，他除了在任内于香港开设不少新的分行以外，又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积极拓展内地市场，并在上海、深圳、厦门、广州、珠海和大连等地开设分行，以及与其他内地主要银行合作，寻找商机。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以外，东亚银行位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及洛杉矶等地的海外分行，也是由他担任主席任内开设。

卸任东亚主席后的李福和仍然留任董事，到2008年才以91岁高龄退休，结束前后服务东亚银行68年的生涯，退休时还特别获董事局送赠一座有六匹骏马的玉石摆设。除了东亚银行的工作外，李福和自二战以后也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当中计有和记黄埔、德昌电机控股、屈臣氏集团、其昌人寿火保险、均益仓、联益仓、青洲英泥、南和行和北角码头等。

本身是圣公会港澳教区会众的李福和，在战后初年积极支持圣公会会务，并参与不少和圣公会相关的职务，其中包括在1945年至1961年任圣公会圣保罗堂荣誉司库兼法衣室成员、1954年至1962年任圣公会北角圣彼得堂筹建委员会主席以及圣公会圣米迦勒小学新校舍筹建委员会主席。此外，他也尝任圣保罗男女中学、圣马可中学和圣公会圣米迦勒小学等圣公会学校的校董，并且是圣公会小学监理委员会委员及监理委员会的名誉司库。

另一方面，李福和早自1946年至1951年担任香港保护儿童会会员，随后分别在1948年至1950年和1950年至1951年先后出任联席荣誉司库和副主席。他在战后早期参与的公职还包括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九龙分部理事及荣誉司库、香港痉挛协会委员及名誉司库、以及国际痳疯救济会香港协会委员等。在1969年，他接替何瑾爵士夫人出任香港公益金副会长，后来曾出任公益金副赞助人。

积极参与社会公职的李福和也开始得到香港政府注意，他在1950年和1952年分别获港府委任为租务法庭委员会委员和特别陪审员，复于1962年受任为港府的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委员、1963年至1968年出任港府蔬菜统营咨询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历任港府银行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医务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李福和还关注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他早于1961年出任联合书院校董，联合书院在1963年与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后，他继续留任联合书院校董至1967年。在1963年，李福和又获委任为崇基学院校董，任内于1964年至1970年兼任校董会的名誉司库，后于1970年接替林植豪出任校董会主席，至1976年由黄宣平接任。在1970年至1981年期间，他也身兼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董。

李福和在1964年8月至1970年3月期间曾任港府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委员，就公务员的聘任事宜提供意见。在1970年卸任叙用委员会后不久，他连同罗桂祥等人获港府委任为一个薪俸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而委员会主席一职则由英政府前任首席公务员事务专员马立本爵士（Sir George Mallaby）出任，并由刚退休的外交部助理次官莫勤（James C. Morgan）担任委员会顾问，负责检讨公务员薪级架构和薪俸制度。薪委会在1971年3月开始运作，同年8月向港府提交报告。不久以后，李福和连同莫勤和罗桂祥三人在1972年文凭教师薪酬运动进行期间，再次获港府委任到一个名为“莫勤工作小组”（Morgan Working Group）的薪俸调查委员会工作小组，专门研究文凭教师的薪酬问题。工作小组在1972年11月初召开，同年12月将工作小组报告提交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省览，并在1973年2月14日向外公布。然而，工作小组提出的加薪方案始终不获文凭教师接纳，文凭教师后来于1973年4月发动两轮大规模罢工，最终才迫使港府让步，接纳由文凭教师一方提出的加薪要求。

在1971年6月至7月，李福和首度获港府奉委为立法局临时非官守议员，替补因安子介离港而暂时遗下的空缺。随后在1973年7月至1981年7月期间，他再获港府正式奉委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78年9月起更获港府奉委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在两局供职期间，他身兼多项公职，当中计有银禧体育中心委员会委员、港府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委员、港府首长级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委员、香港演艺学院项目委员会主席、港府征用新市镇土地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港府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李福和在立法局内敢于批评政府的官僚作风，例如曾于1977年6月质疑政府租用费用高昂的康乐大厦作为办公室，是浪费公帑的决定；此外，他还在局内多次提倡港府应该制定长远的人口和土地供应政策，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在1977年，港督麦理浩爵士设立由政府拥有的香港工业邨公司，负责在新市镇开发新的工业区，李福和即获委任为香港工业邨公司首任主席，而大埔工业邨和元朗工业邨都是在他任内主持开发的。

李福和在行政局供职期间，正值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在1982年9月中英正式展开第一轮前途谈判前夕，李福和与钟士元爵士、罗保（后为爵士）、邓莲如（后为女男爵）和陈鉴泉四位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率先获得时任港督尤德爵士提名出访英国，会见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后为女男爵）、外相卡灵顿勋爵和外务次官唐纳德（为为爵士）等人，向英政府反映香港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期间李福和等两局代表促请中英双方及早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正式谈判，并定期公开谈判进展，向港人作出交代。

在此后两年多的中英谈判中，李福和继续多次随两局议员出访英国，游说英政府和国会议员为香港争取一个最能符合香港人利益的前途安排。步入前途谈判后期，行政局得悉英方已放弃在1997年后继续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意味英方同意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后，李福和等行政局议员设法就中英两国计划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意见。其中，李福和认为中英双方计划在过渡期前后设立、用以洽谈主权移交细节事宜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绝不应该扮演任何权力机构的角色，也不应参与香港实质的行政管理。他的看法获得中英双方采纳，后来更得以写进中英两国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二第六条内。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不久，李福和即于1985年初退任行政局，但仍留任香港工业邨公司主席一职至同年底才告卸任，由张鉴泉接替。为肯定他多年来在政商界和社会公职方面的表现，李福和早于1964年11月20日受任港府的非官守太平绅士，并先后在1968年、1977年和1979年获英廷赐予OBE勋衔、女皇银禧奖章和CBE勋衔。此外，李福和也在1980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且是英国的银行家学会院士。

李福和1985年从行政局退休后，不再参与政事，逐渐淡出香港政坛，在东亚银行供职成为他余下的主要工作。在2008年以91岁高龄退任东亚银行董事后，他在香港过著低调的退休生活，但仍定时参与教会的活动。

李福和信奉基督教，1940年11月19日在香港娶朱美琳（1914年－2012年4月5日）为妻。李福和夫人祖籍广东开平，生于天津，1940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毕业，1950年起历任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委员、义务秘书、司库、副主席、主席和赞助人等职，1966年获英廷颁授MBE勋衔。李福和夫妇俩育有一子四女，分别名李国星、李志德、李志齐、李志思和李志英。

李福和为香港扶轮社、香港乡村俱乐部和美国会会员，兴趣包括游泳和远足。李福和对赛马更是有特别深厚的兴趣，他早在1932年12月由父亲李子方引荐下加入香港赛马会成为会员，当时只有16岁。李福和历年来饲养的马匹计有“捷足”、“高度”和“满高”等十多匹，他在1960年9月获选为马会遴选会员，1972年9月当选马会董事，后来更于1981年10月至1987年5月担任马会历来首位副主席，任内曾于1986年接待访问香港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伉俪出席参观沙田马场的跑马赛事。李福和卸任后曾留任马会名誉董事，并获委任为马会名誉遴选会员及永久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