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荆璞_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

李荆璞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

李荆璞（1908年1月19日—2000年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黑龙江省宁安县人。1932年10月参加革命，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二十九旅一团二营六连连长，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队长，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队长，绥宁反日同盟军第一师师长，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兼党委书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骑兵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绥蒙军区武装委员会主任，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兼中共牡丹江临时省委书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牡丹江市政府第一任市长，绥宁省军区司令员，合江军区副司令员兼佳木斯市卫戍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热河省军事部长兼党委书记，热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现中国舰船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8年1月19日，李荆璞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沙兰镇西营城子（现为营城子林场）小南沟屯一个雇农家庭，原名李玉山。在他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让这个原本贫苦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之后，李荆璞上了几年私塾。学习期间，他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孩子的聪明和悟性，深得私塾先生喜爱。自古以来，一个人不但有“名”还要有“字”，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谓，字则是他步入社会时的称呼。私塾先生便根据“玉产于荆山，打磨之前为璞，打磨之后成玉”的说法，为李玉山取“字”为“荆璞”。后来为了维持生计，小小年纪的李荆璞被迫辍学，在地主“魏尖头”家做“半拉子”（给人打工的半大小子），放牛、喂猪、种地、挑水、赶车，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就这样断断续续过了七八年。在此期间，李荆璞经常替大户人家打猎，并因此练成双手能打匣子枪的本事。

1926年，李荆璞18岁那年，宁安卧龙屯警察署招聘警察，只有5个名额。因为当时东北警察待遇很高，报名者很多，一共有300多个。除了开后门的，其实只有一个名额。最终，李荆璞靠自己强健的体魄和百发百中的枪法以及高超的骑术，战胜了众多竞争者，成为一名警察。

土地革命时期

1931年11月，为了不当亡国奴，李荆璞击毙了日本警察指导官（副署长），在本县组织农民起义，组建反日自卫队，任队长。11月的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魏尖头”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魏尖头”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日伪宁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李荆璞报号“平南洋”。他起兵时本想给自己定个“平东洋”的报号，但用江湖手段一算，这三个字放在一起笔画数不够吉利，于是改名“平南洋”，反正日本在宁安的东边，也在南边，这样起名字也没错。开始的时候，李荆璞对拉队伍抗日并没有鲜明的宗旨和目标，只是幻想当名乱世中的英雄。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枪支弹药，他抢大户，劫商家，被人们称为“胡子”（即土匪）。

1932年3月，来到镜泊湖周边驻扎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军长王德林，听说“平南洋”李荆璞的事迹，就派参谋去劝说他接受改编。李荆璞提出“不拆散旧部、补足枪支马匹、准许独立作战打鬼子”三个条件，王德林同意，任命李荆璞为二十九旅一团二营六连连长。10月，李荆璞因不满救国军东撤，在被派到队伍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于洪仁（真实身份是宁安县委军事部长，此时李荆璞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有想法有能力，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的协助下，宣布脱离救国军，继续留在宁安抗日。他将自卫队改编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任队长，于洪仁任副队长。同时，李荆璞联合“占中华”、“四季好”、“仁义侠”等抗日武装，组成了一支约200人的联合抗日武装，活跃在宁安东南山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截击日伪军，给予日伪以沉重打击。李荆璞的游击队因为勇猛善战，无论在对手还是在周围的绿林豪杰中，都打出了威名。由于抗日坚决，加之一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李荆璞的游击队军威大振，很快发展到3个大队、25个小队，总计300多人。在日军的档案资料里，李荆璞是和东北抗联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并列在一起的。日本人曾悬赏10万金票活捉李荆璞。李荆璞还曾率部与金日成游击队联合抗日。10月，李荆璞部参加周保中率领的攻打宁安县城的两次战斗，消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李荆璞具体部署了战斗，一大队由自己带领攻打宁安城；二大队由于洪仁率领破坏附近的铁路线并准备伏击敌人援兵；三大队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其他两个大队。李荆璞对宁安城非常熟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部队顺利攻进了宁安城。县城保安队长王祝山见是李荆璞部队，命令部下向天空放了几枪，就带保安队跑出城去了。李荆璞带领一大队直奔西大街路北原东北二十一旅旅部旧址，七八个日寇没等抵抗，就被战士们打死了。游击总队在敌人的弹药库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把监狱砸开，解救了被关押的无辜群众。于洪仁带领二大队成功阻击了由牡丹江方向赶来的敌人增援部队，缴获不少武器，顺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在抗日队伍中，有些当过土匪的人恶习难改，经常绑票，有的打进城乱抢东西。日伪军借此造谣，把这些土匪做的坏事统统加到“平南洋”头上，在群众中影响恶劣。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李荆璞为此感到不安。于洪仁趁机向李荆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李荆璞一下就猜出了于洪仁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洪仁也郑重对李荆璞说明了自己受党派遣到队上来做抗日工作的目的。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后，李荆璞逐渐萌生了入党的想法。于洪仁提出，入党有三个条件，一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抗日到底；三要把部队交给党领导，实行官兵平等。李荆璞对于洪仁提出的这些条件表示完全接受。

（图册参考资料：）

1933年5月，马克思诞辰这一天，李荆璞在于洪仁等人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队伍内建立了党支部，由于洪仁任书记，李荆璞任支部委员。此后，中共党员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陆续来队工作，对队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部队的战斗力及纪律性得到很提升。游击队深受人民拥护，因而产生了“能舍爹和娘，不舍平南洋”的民谣。党支部成立之后，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编为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李荆璞担任大队长，于洪仁任副大队兼党支部书记。部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日活动。5月，李荆璞联合“林好”、“双胜”等八支队伍攻打东京城镇。当时，每年的阴历4月18是宁安县城最热闹的庙会。李荆璞和于洪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计。阴历4月18日早上，于洪仁带领化装成老百姓的战士进了东京城。当时伪军一个排驻扎在南大庙。保安队在城西，日军在东烧锅驻扎。于洪仁根据敌人驻扎情况分兵三路，一路由妇女队长孙玉凤（孙玉凤是李荆璞的未婚妻。1936年底，上级派李荆璞去苏联边境与苏军接关系，孙玉凤带部队掩护，途中与日军遭遇。战斗中，孙玉凤被日军包围在一座悬崖绝壁上。她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跳涧牺牲。）带领10多名扮成姑娘、媳妇的女战士直奔南大庙的伪军，到达南大庙后，孙玉凤央求守门的伪军说：“老总，求你行行好，我进去上炷香，保佑全家安康。”孙玉凤边说边暗中把钱塞给把门的伪军。伪军见钱眼开，马上高兴地说：“你们进去烧完香快点出来。”孙玉凤等10多人进院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排伪军的枪缴械了。于德和带领二路部队负责把保安队围起来，迫使他们向日本鬼子求援。三路部队由于洪仁亲自带领，封锁东烧锅的日军，迫使他们向宁安求援。东烧锅日军得到消息：南大庙伪军被缴了械，保安队被围，自己又被封锁冲不出去，急得无计可施，只好给宁安日军司令部打电话，要求他们火速支援。宁安城的日军接到告急电话后，马上派出增援部队向东京城开进。日军这一出城，正中了李荆璞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随后李荆璞率领部队攻进了宁安城，把敌人的仓库、粮库全部打开，能带走的物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分给老百姓。当日本鬼子赶到东京城后，才知中计，马上转兵宁安。当敌人到达宁安后，李荆璞率领部队携带大批物资已经安全撤离了。日军恼羞成怒要实施报复，在海林街集结兵力，伺机进攻，以保卫牡丹江至哈尔滨等铁路干线的运输畅通。李荆璞得知后率军直奔旗竿顶子顶峰，派一部分部队秘密隐蔽在地势险要、丛林茂密的山沟里，发动进攻，堵住敌人的退路。最后鬼子被李荆璞前后夹击，几乎全部被歼。6月，李荆璞、于洪仁得到吉东特委紧急指示，要求带部队限期赶到珠河县（今尚志市）亚布力，解除伪警备团武装，以保证赵尚志、李福林等同志的安全。宁安日军头目得知情报后，调集日伪军尾随追击堵截，李荆璞率部在长汀“城墙砬子”（现海林市长汀镇辖区）伏击日军，一举歼灭尾随日伪军，缴获枪支弹药和给养，补充部队。7月，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利用青纱帐，在唐头沟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附近的绿林队纷纷来投，队伍很快扩大至500余人，影响不断壮大。李荆璞领导的抗日武装，曾多次深入到海林境内战斗，成为林海雪原的一支奇兵，翻江倒海的一条蛟龙，令日伪军闻风丧胆，为海林父老久久传颂。李荆璞还兴建平日坡密营，废除私有剥削制度，整顿部队作风等一系列举措，使得军威大振。在李荆璞声望与日俱增的同时，日伪军对工农义勇队恨之入骨，一度提出“专打平南洋，不打山林队”的口号。

（图册参考资料：）

1934年3月1日，周保中率部在平日坡密营与李荆璞部会合，同时吸收其他几支队伍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军长，李荆璞任第一师师长兼军党委委员。2月，李荆璞在宁安县城东南天桥岭的平日坡战斗中歼灭日军500多人，保卫了平日坡抗日密营。3月下旬，因叛徒出卖，平日坡密营暴露，李荆璞率队与日、伪军激战了三天，最后寡不敌众，放弃密营，向南撤到三道河子，后又挺进到团山子。在团山子，李荆璞率部设伏，对100多名日伪军乘坐的四辆汽车以重创，并一举收缴了新官地伪军的武装，解散了壮丁团，缴了马莲河自卫团的械，端掉了日本的一个包工公司，拿下了伪警察署长李进忠。8月，因为叛徒出卖，李荆璞被捕，26岁的于洪仁壮烈牺牲。当时，叛徒们准备杀害李荆璞，后在中共党员陶净非等人的努力说服下，叛首们同意将李荆璞等20多人释放。后李荆璞在陶净非机智掩护下才得幸免遇难。事件发生后，中共宁安县委认为工农义勇队在宁安颇有影响，是同盟军的奠基者之一，9月初又予以重建，队长仍为李荆璞。同年秋，李荆璞接到周保中的指示，为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要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获取敌人给养，保存抗日力量。李荆璞分析敌我形势，认为宁安是日伪军的大本营，兵力集中，统治力量较强，不利于抗日队伍发展，决定在日本人统治相对薄弱的海林以西中东铁路沿线展开军事行动。被我军俘虏过的伪靖安军营副沈玉新经过教育愿意为抗联部队做事，李荆璞让侦查员化装成旅部参谋，在沈玉新配合下，混进了横道河子伪靖安军营部驻地。侦查员利用营长和营副的矛盾猜疑，里应外合，缴了这个营的械。经审讯伪营长，得知牡丹江日军旅团长结束军事会议后，要去高岭子站部署新行动的情报。高岭子站是张广才岭海拔最高车站，也是日军军事运输重点防御地段。李荆璞认为敌人防御越严，才是最容易攻克的地方，立即带领一个小分队的战士，乘火车赶赴高岭子站，并利用横道河子伪营部电话，“通知”驻守高岭子站伪团长，“皇军”旅团长从牡丹江去一面坡视察，要在高岭子站暂停，让他组织车站全体伪军列队迎接，不得有误。伪团长唯命是从，哪敢怠慢，一时间车站铃声四起，铁路守卫伪军及车站人员集合列队。李荆璞化装成日军旅团长，在“日军”前呼后拥下，大摇大摆走下车。伪团长率伪军在站台上战战兢兢地列队恭候，大气都不敢出。李荆璞心想，这支伪军不用战斗，亮出抗联“平南洋”的番号就能把他们吓个半死，于是就命令伪军人枪分离集中训话。李荆璞站在铁路站台上，面对眼前伪军，突然露出真面目，“我就是专杀鬼子汉奸的平南洋”，伪军立刻吓得投降，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车站伪军的全部武装。李荆璞部队在高岭子铁道线上行动，引起伪满牡丹江铁道局恐慌，多次下达守卫命令。游击区内的日军头目坐卧不安，一再要求上司向宁安运送军火武器。李荆璞从车站交通员处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派出一名侦查员，去铁路部门找“赵老汉”。这个赵老汉，正是多年前李荆璞安排进铁路工作的“交通”。侦查员很快就在车站联系上了赵老汉，探明牡图铁路的防守兵力和运输情况，得到确切情报——鬼子将从图们用专列向宁安运送军火。李荆璞派遣抗联女战士化装成护路伪警察家属，去沿线各站伪警署营房寻找“家人”。当然，所到之处，“家人”当然不在。她们进入伪警局，掏出短枪，对伪警察发动袭击，缴了他们的枪，控制了警察局。一名战士抓住调度室值班员，问明军列运行情况，得知晚9点有一列旅客列车从宁安方向开来。李荆璞当机立断，命令两名战士伪装成铁路工作人员，混入车站，截住从宁安开来的旅客列车，遣散旅客后，李荆璞带领战士登上列车，向图们方向开进，沿途连续袭击了多个小站，并控制各站。占领了鹿道站后，李荆璞认为这里远离鬼子大部队，撤退容易，决定在这里截击日军军列。他带领战士破坏铁路，堵塞火车通行，让部分战士在空车厢后隐藏起来做好战斗准备，让部分战士化妆成车站小商小贩见机行动。李荆璞则化妆成站长，在站台上等候日军专列到来。不多时日军专列开了过来，又饥又渴的押车鬼子纷纷跳车抢吃抢喝，鬼子小队长怒气冲冲的质问站长：“不知道皇军专列到来吗？为什么不给专列让路？”李荆璞双手插兜，藐视着鬼子，日军小队长感觉不妙，刚想掏枪，李荆璞双枪提前响了，小队长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其他抗联战士听到信号，奋勇出击，和鬼子短兵相接。经过短暂交火，消灭了押运鬼子小队，缴获了整列的军火。李荆璞命令各支队，领取缴获军火，装备自己部队。鹿道一战，让平南洋这支抗日部队的名声响彻铁道全线。敌人为了拿下李荆璞，什么办法都用过，包括抓住他的父亲和继母诱降。李荆璞早就料到敌人会来这手，曾跟父母谈过此事。他得到父母的坚决支持。在当地党组织的营救和周保中的安排下，李荆璞的父母最后安全转移到苏联境内。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周保中领导下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李荆璞任第一师师长兼军党委委员、师党委书记。他率部在林口、勃利、依兰汪清的必经之路。这里是两山夹一沟，两侧悬崖峭壁，山势险峻。北面山坡上有一片树林，山脚下拐弯处就是大道，道南有一条小河，再往南200米左右是一座大山，山腰处有许多大块的卧牛石。这里是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经过周密的思考，李荆璞将队伍分成三股进行部署。先派一部分人占据两侧山头的制高点，并架上轻重机枪，以封锁敌人的退路。再安排女战士和伤病员隐蔽在南山的卧牛石后，并配了几支短枪以迷惑敌人，使之不敢抢占南山。自己则亲率主力部队埋伏在北坡的丛林中，准备集中火力打击敌人。部队埋伏好后，一连等了三天三夜，敌人还没有来。给养吃光了，只好派人下山求助于西南沟的几户百姓。乡亲们听说是为了打日本，都积极支援，还杀了三头牛，送到山上。夜里，严寒彻骨，因为担心暴露目标，不能拢火，战士们只能在阵地上活动一下。到了第四天清晨，山坳处远远地出现了日军的“膏药旗”。大家立刻来了精神，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日伪军由远及近，来的是一支步兵部队，估摸有200来人。先头部队10来个人首先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敌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为首的头目说：“这个鬼地方真险，要是‘平南洋’在这里设下伏兵，咱们一个也别想跑。”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又继续向前走。接下来，200多名日伪军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此时，李荆璞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手枪一起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由于我军居高临下，敌人很快陷入我军的火力包围中，根本无力还击。结果死伤大半，最后只好举手投降。石门子战斗是抗联第五军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伏击战，李荆璞指挥部队巧妙利用地形，以少胜多。这次战斗我军共毙、伤、俘日伪军1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田中曹长以下20多人，宫藤中尉受重伤。缴获步枪20余支、轻机枪2挺、手枪2支、子弹2000余发，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李范五曾写过一首题为《石门子战斗》的七言诗赞曰：天险石门鬼见愁，诱敌入瓮太公谋。杀声起伏倭头滚，一网打尽红袖头。5月，李荆璞率西部派遣队活动在软化、额穆、宁安3县交界的平顶山、二龙山、琵琶顶子山、莺歌岭等地，五军游击区由宁安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副师长姜振荣，参谋长张镇华，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姜振荣、政治委员关书范（兼）；第二团团长王毓峰、政治委员高凤仪；第三团团长王汝起、政治委员伊俊山。李荆璞的第一师成为了周保中第五军的创始部队和主力部队之一，和李荆璞同为开国少将的朱光（曾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和孙三（曾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排长）都来自第一师。后来，著名的“八女投江”就发生在第一师，尽管此时李荆璞已经离任去苏联。2月27日深夜，日伪军步兵第二十七团第三营，和驻二马蓬河的伪骑兵第三十三团，从西路向莲花泡（莲花湖）扑来。次日拂晓，战斗在莲花泡车石港子屯打响。李荆璞命政委兼三团团长王汝起率团进入阵地。日寇受阻，便兵分两路，一路扑向三团，另一路绕过三团，向一师师部和一团驻地发起进攻。李荆璞见形势危急，令一团就地抗敌，二团从右翼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日寇在装备、兵力上占尽优势。早晨八时，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二团击退，但二团地形不利，被迫后退。敌又向一、三团的阵地发起强攻。一团在政委王汝起的率领下，经过白刃战，将鬼子兵击退；三团在师长李荆璞亲自带领敢死队与敌人拼杀，击退敌二十余次进攻，敌人的血染红了雪地。丧心病狂的日寇向我军阵地发射毒气弹，李荆璞发现后，急令部队撤出，但二团四连的19名指战员未来得及撤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役击毙日寇70余、伤20余，我军牺牲78人，伤43人。由于日寇肆意毁坏抗联战士尸体，最后只安葬了42名烈士尸体。这就是壮烈的莲花泡战斗。12月，周保中在致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这是东北抗联第一次提到党中央领导核心问题，标志着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李荆璞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关书范（后叛变，被周保中处决）接替一师师长。同年，李荆璞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李精朴署名的文章。

1939年，李荆璞回国以李精朴的名字到党中央报到。6月，李荆璞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1年，李荆璞被派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骑兵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兼支队党委委员。

1945年8月，李荆璞任绥蒙军区武装委员会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荆璞随部队赴东北，改回原名李荆璞（之前一直用李精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往东北的干部李荆璞、谭文邦、张静之一行6人到达牡丹江，与牡丹江地区委员会书记金光侠等人研究后，组建了牡丹江地区司令部，李荆璞任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兼中共牡丹江临时省委书记，金光侠任政委，牡丹江卫戍司令部并入牡丹江地区司令部。同时，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并针对国民党抢先建立市政府的不利局面，研究接管市政府事宜。李荆璞拿着东北局的介绍信去苏军司令部，但苏军不承认其合法身份。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李荆璞再去苏联红军司令部，表明要接管牡丹江市政府的态度，苏联红军司令部才表示同意。当晚，李荆璞等人自制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14日，腰佩双枪的李荆璞由一位苏军少校护送，单枪匹马来到市政府大楼。苏军少校走到市长办公桌的前面，对原市长谷怀贵说：“这位是中央派来的新任市长，谷市长作为第一副市长，其他副市长不变动。”李荆璞坐到市长座位上，把那张委任状拿出来宣读，并对全体人员提出“照常工作，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不论什么人必须守法奉公”等要求。国民党市政府官员都知道李荆璞是抗联将领，是“共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派十几名警察、特务闯入市政府，企图武力对抗，但因李荆璞事先的周密部署而没有得逞。李荆璞接管市政府的当天中午，国民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溜之大吉。李荆璞叫警卫连半夜包抄国民党市党部、省党专和合江日报社，抓的30多人中，一个真正国民党党员也没有，都是些伪满的汉奸。就这样，李荆璞以雷霆之势建立起中共领导下的牡丹江市政府，开辟了光复后的牡丹江红色政权，李荆璞任市长，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牡丹江市政府第一任市长。后又成立了《牡丹江日报》社，组织了工人纠察队，鼓励工农商业发展，集市贸易日渐兴旺，人民生活趋于稳定。当时，据不完全统计，牡丹江地区当时有大小匪帮50余股，团建制以上的有33个，近两万余众，土匪武装密密麻麻地遍布牡丹江全境，还有谢文东、李华堂这样的惯匪。他们自称“国军”、“正规”系统，却干尽打家劫舍、明抢暗夺、杀人放火、涂炭人民的勾当，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称其为“遭殃军”、“中央胡子”。在司令员李荆璞的指挥下，牡丹江军区展开了牡丹江剿匪三大战役。

1946年春节，大土匪谢文东发出悬赏令：杀掉李荆璞，赏钱10万。2月，南下战役开始，田松支队（第二支队）马不停蹄地赶赴宁安，集中优势力量消灭牡丹江南部郑云峰、马喜山等匪帮。2月16日，我军在鹿道村生擒匪首郑云峰。2月18日，马喜山率500余匪徒向鹿道反扑，被我军重创，马喜山率残部逃窜。北剿战役于3月中旬开始，李荆璞指挥牡丹江军区十四团和二支队二团部分兵力，对盘踞在牡丹江北部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十一师二十四别动队长丁德山和国民党15集团军105团的高永安、李开江、张德振所部匪股进行清剿，歼敌2000多人，高永安外逃，李开江、张德振所部残匪400人投降，海林以北牡佳铁路开通。3月上旬，李荆璞指挥部队一举打垮了丁德山匪队。二支队二团侦察英雄杨子荣在杏树村战斗中，英勇无畏，机智果敢，只身闯入敌营，说服敌军400余人缴械投降，创造了孤胆瓦解敌军的传奇。《林海雪原》中有一个桥段，马希山（真名马喜山）等匪军纠集座山雕等匪帮数万人围攻牡丹江，叫嚣“先攻东京城，再逼宁安城。打进牡丹江，活捉李司令（指李荆璞）”，但最终也没能拿下牡丹江，相反在战斗中伤亡惨重。4月，绥宁省成立后，李荆璞任绥宁省军区司令员。5月上旬，二支队与兄弟部队配合，又发起东路剿匪战役，共消灭和击溃土匪2000余人，解放了穆棱、绥芬河、东宁等大片地区，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线。这三次大的剿匪战役，共歼灭土匪武装近万名，令一度危急的牡丹江地区局势趋于稳定。当时，李荆璞得知：一伙不甘心失败的土匪密谋将于5月中的一天，在牡丹江城区内发动武装暴乱。然而我方在明，敌方在暗，而且军区出了叛徒，丢失了枪支，形势更加严峻。李荆璞不知道这些土匪有多少兵力，也不知道土匪将会在何时发动进攻。5月14日清晨，牡丹江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学校宣布，因土匪猖獗，东部的穆棱县情势危急。军干队全体学员立即出发，前往应援。李荆璞和队伍一起登上了火车。此刻，牡丹江大敌当前，暴乱随时有可能发生。李荆璞为什么会带着队伍离开呢？5月15日凌晨，300多名匪徒闯入了牡丹江市区，一伙人直冲军区司令部而来。但是，令这伙匪徒没有想到的是，李荆璞此刻正在等待着他们。原来，李荆璞知道，不离开军区土匪是不会出来的。他大张旗鼓地带领队伍离开牡丹江，目的是制造兵力空虚的假象，实则早已回到了军区司令部。一场围剿土匪的战役迅速展开，李荆璞在司令部内趴在地上看着地图用电话指挥着战斗，子弹在头顶穿梭而过。战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牡丹江的局势也随之安定下来。7月19日，在宁安、林口活动的“九彪”残匪400余人被剿灭。至此，牡丹江北部大股土匪基本消灭。9月，牡丹江省与合江省合并为合江省，李荆璞任合江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委委员、军区党委委员，同时担任佳木斯市卫戍司令员。

建国之后

1950年，李荆璞任热河省军事部长兼省委委员、部党委书记。

1952年，李荆璞任热河军区（后为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9月，李荆璞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李荆璞任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校长兼校党委书记（军级学校，收沈阳军区和志愿军的师、军两级军官学文化）。

1961年，李荆璞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兵团级，现中国舰船研究院）副院长兼院党委常委委员，协助院长刘华清进行该院组建工作。

1983年，李荆璞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

2000年11月3日，李荆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轶事

李荆璞的幸运在于他的部队一开始就有共产党员于洪仁，使得他很快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春，时任中共宁安县委军事部长的于洪仁被县委派入救国军李荆璞所在的连队中做教育改造工作。刚开始，于洪仁并未暴露身份，但他处处给李荆璞出主意，深得李荆璞赏识。1932年10月，救国军向东宁撤退，李荆璞决定把队伍拉出来自己干，保卫家乡宁安。李荆璞连夜集合部队开会，讲了自己的想法。李荆璞话音刚落，于洪仁便从队列中站了出来，大声说到：“报告连长，我非常拥护你的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自己带领老百姓干！”他接着又向李荆璞献计，一枪未发就缴了营部的械，并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来，一次伪保安队尾追着李荆璞的队伍，准备寻机挑衅。李荆璞主张回击，于洪仁考虑这支队伍刚从救国军里拉出来，人员还未整顿好，第一仗关系到今后队伍扩大和提高，不能轻易打，打就保证能打胜。接着，他们就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之后，将敌人诱到指定地点，这时，李荆璞早就悄悄带大部分队伍在村外隐蔽，于洪仁自己则带一小部分部队化装隐蔽在村里。深夜时，保安队摸进村子，立即遭到内外夹攻，在猛烈攻击下仓惶逃窜，没跑掉的全部被歼灭。部队首战告捷士气大振，于洪仁从此成为了李荆璞的得力助手。李荆璞对洪仁在战斗中表现的足智多谋很是钦佩。一次，李荆璞要亲自进宁安城侦察敌情，准备攻打宁安。于洪仁不同意，但李荆璞坚持进城，结果李荆璞被捕，险遭敌人的杀害。于洪仁的思维缜密、多谋善断和机智勇敢得到了李荆璞的大加赞赏。从此，李荆璞加倍信赖于洪仁，并且虚心接受于洪仁的意见和帮助。队伍从救国军中拉出来后，总得起个队名，因李荆璞很羡慕当时宁安一带传说的名叫“平洋”的孤胆英雄，就想从平字上起队名。根据“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迷信说法，认为是单数笔划的字都主吉利。于是选择了“平南洋”这个名字。于洪仁建议加上“总队”，以便收编其他队伍时好往下排。这样，“平南洋”总队的队号就确定了。10月中旬，在宁安县卧龙河南山的山神庙（宁安农场5队）前举行了庄严的建队仪式，李荆璞任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的队长，于洪仁任副队长。平南洋总队成立后，收编了不少反日山林队，队伍很快发展到3个大队，25个小队，300多人。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于洪仁意识到，李荆璞虽然具备民族气节、抗日坚决，但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都不免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同时，随着队伍不断壮大，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改造部队已刻不容缓。思量再三，于洪仁决定把进行政治教育作为队伍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从这时起，李荆璞完全看清了于洪仁的真正身份。为提高部队的政治理论水平，于洪仁积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各种文化知识，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向大家讲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介绍南方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以及毛泽东、朱德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于洪仁经常编些歌曲等文艺节目，教给干部战士演唱，还鼓励战士自力更生，组织大家自己动手改善伙食。部队在“平日坡”的天桥岭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顿，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在部队中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战斗间隙，于洪仁还教李荆璞学文化，用木棍在地上写会六七个字。通过于洪仁循循善诱的政治教育，李荆璞等人逐渐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并发自内心地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对于洪仁也更加钦敬。经过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党组织的考验，1933年5月5日李荆璞被吸收入党，从此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34年8月20日，李荆璞和于洪仁在大唐头沟开展工作。21日中午，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徐闾长家里炕上吃饭。这时在整军时没有完全改造好的小金山等四、五名叛徒突然闯进屋里，高喊：“别动！缴枪！”坐在炕沿边饭桌旁的李荆璞厉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一边回手抓枪，枪被按住。“好，要枪给你！”。坐在炕里南窗台的于洪仁边说边从腰间拔枪，小金山的枪响了，子弹正打在于洪仁的左胸上，于洪仁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原来，于洪仁有一手好枪法，举枪就打，百发百中。所以小金山没等于洪仁拔出枪便先下了毒手。这时，李荆璞也被叛徒绑起来了，几个叛首进屋商量对策，后在中共党员陶净非等人的努力说服下，叛首们同意将李荆璞等20多人释放。于洪仁的遗体被当地群众安葬于此。一个多月后，李荆璞来到于洪仁墓前悼念，据说墓前的松树就是当地李荆璞亲手栽下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宁安市党史办采访李荆璞，采访录音至今存留。录音中，李荆璞老将军说起40年前的往事，仍泣不成声，他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自己的今天。

所获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