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元（朝鲜语：이유원，1814年9月25日—1888年10月10日），朝鲜王朝后期大臣、书法家。字景春，号橘山、墨农，本贯庆州，是宣祖朝名相李恒福的九世孙，吏曹判书李启朝之子。

嘉庆十九年（1814年，朝鲜纯祖十四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李裕元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本贯庆州李氏，出身少论世家，是朝鲜宣祖朝名臣鳌城府院君李恒福的九世孙，祖父李锡奎、父亲李启朝均官至吏曹判书，母亲朴氏（朴宗臣之女）则是宣祖之女贞安翁主与锦阳尉朴弥的七世孙。李裕元出生时正逢祖父李锡奎六十大寿，故乳名“六喜”。

李裕元早年师从舅舅朴绮寿，嗜好读书。道光十七年（1837年，朝鲜宪宗三年）中小科进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宪宗七年）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开始入仕从政。此后历任奎章阁待教、承政院注书、弘文馆副校理、成均馆司成、司宪府执义等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作为冬至使的书状官首次出使中国，归国后历任成均馆司成、弘文馆校理、兵曹参议、承政院承旨、工曹参议、义州府尹等职。朝鲜哲宗时历任吏曹参议、全罗道观察使、成均馆大司成、吏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刑曹、礼曹、工曹判书、议政府左参赞、黄海道观察使、咸镜道观察使等职。

朝鲜高宗即位后，召还中央，于同治三年（1864年，朝鲜高宗元年）六月拜议政府左议政。但执政的兴宣大院君鄙视其善于谄媚而又无能，遂于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外放李裕元为水原府留守。翌年丁母忧，同治七年（1868年）闰四月再拜左议政，被他辞去。

这段期间，李裕元仅保留判中枢府事的虚衔，作为原任大臣游离于政界，住在杨州嘉梧谷别墅。他的别墅距汉城八十里，史载“时称其所往来八十里，皆其田畔路，不踏他人片地，甚言其占田之广也。园林花石之胜，近世所未有。选童女作男子装，以应呼唤，其它奢淫称是”。同治七年（1868年，高宗五年）又获御笔“橘山嘉梧室”的匾额。李裕元在嘉梧谷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直到大院君垮台为止。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十一月五日，兴宣大院君引退，高宗王妃闵妃开始掌握实权。十一月十三日，李裕元被任命为领议政。

李裕元上任后，就投靠了闵妃集团，与闵升镐、闵奎镐等闵姓外戚沆瀣一气，又极力讨高宗的欢心。李裕元还抨击大院君的对外政策，他对高宗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信已三百年。所以无一衅端，有百和好，书契之以礼，赠给之以时，毫无相失。忽于三年之间，无故阻隔，今则无异闭关绝约……”，主张同日本修好，并追究奉行大院君拒日政策的东莱府前倭学训导安东晙的责任。李裕元还积极为闵妃之子李坧册封为王世子效力。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初，李裕元卸下领议政职务，转任领中枢府事，既而以奏请正使的名义出使中国，请求清廷册封李坧为世子。在被任命到启程的半年时间中，李裕元与闵奎镐等秘密与东莱倭馆接洽，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清朝册封李坧为世子，同时又多方构陷反对借助日本力量立储的安东晙，在同年三月将其枭首示众，在朝鲜国内为世子册封铺平道路。七月三十日，李裕元启程，顺利完成任务，清廷批准册封，十二月十六日回朝复命。在此次出使期间，李裕元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建立起书信往来的关系，推动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动（参见“主要影响-外交影响”部分）。

李裕元虽然表面上主张与日本修好，也被李鸿章评为“晓畅时务”，但他的思想仍然保守，并不赞成开放门户，也不喜欢日本，曾作诗讽刺日本道：“古昔倭奴唐日本，信巫崇释性狼佻。一剑随身无迩远，此生如寄轻鸿毛。”而其主张同日本修好，不过是顺应闵妃集团铲除大院君势力的见风使舵之举。因此在《江华条约》缔结后，随着朝鲜逐步开港，李裕元也站在了开港的对立面。他曾于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八年）六月上疏坚决反对仁川开港。翌年，黄遵宪所撰的《朝鲜策略》传入朝鲜，李裕元虽然在与其他四名大臣研究《朝鲜策略》的会议中没有明确表态，但不久就上疏驳斥其中的“联美国”之说，断言美国靠不住，强调“富国之术在我节用，而未闻藉寇以富之；强兵之策在我抚养，而未闻交外以强之”，并连带批评李鸿章是“防洋之人而反为扶洋”，批驳其“远交近攻”之论。他私下对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的交流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都是汉人，所以提供的情报价值不高。因此后来他被鱼允中归类为主张锁国的大院君同党。

光绪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十月，李裕元致仕，依例授予“奉朝贺”的荣誉称号。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儒生反对黄遵宪《朝鲜策略》的“辛巳斥邪运动”如火如荼，闰七月，儒生申㰔弹劾李裕元与李鸿章通信“犯人臣外交之罪”，并认为他赞同李鸿章的开港主张，与带来《朝鲜策略》的金弘集“表里相应”。李裕元急忙上疏辩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反对与欧美列强建交通商，并声明“李（鸿章）书、黄（遵宪）册，俱是挟杂（骗人），不足取信”。高宗指责李裕元只顾自己辩解，没有声讨儒疏（当时高宗将上疏儒生定为“逆贼”而加以镇压，臣子理应声讨之）而将其流放平安道中和府，不久改为巨济岛。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罪名。据当时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向李鸿章透露，李裕元被流放的真实原因是他与李鸿章的通信是保密的，只有高宗等少数几人知道，但申㰔上疏显示出李裕元已向外界泄露了他与李鸿章书信往来之事，触怒了高宗，才导致这名久受高宗信任的元老大臣被流放海岛。

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十二月，李裕元获得释放。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发生壬午兵变，李裕元与其他元老大臣联名反对为闵妃举行葬礼，为此在义禁府待罪。壬午兵变被平定后，李裕元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偕金弘集一起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谈判，并且签订了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任命他的用意是“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

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夏，高宗在开化党的建议下展开衣制改革，规定大小官均穿黑色团领服，废除两班所穿的道袍、直衣、鹤氅衣等服饰，命令无论贵贱均穿窄袖周衣，李裕元上疏反对，但被高宗驳回。

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10月10日），李裕元病卒，享年七十五岁。高宗亲撰祭文，并赐谥号“忠文”（按谥法：危身奉上曰忠，勤学好问曰文）。

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李裕元第二次出使中国期间，路过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与当地知府游智开交游，是年八月爆发云扬号事件，在中国的李裕元对此忧心忡忡。十一月七日，李裕元在归国途中再经永平，游智开设宴招待，席间李裕元乘隙“托愿交李中堂鸿章”，以便商议因云扬号事件引发的问题，于是写一份信托游智开捎给李鸿章，表达他对李鸿章的景仰。李鸿章鉴于游智开所言“李裕元即系该国执政之列”的介绍以及李裕元“尚知礼仪，并非拒人太甚”的判断，当即于收到来信的第二天即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876年1月11日）拟写复信，对朝日两国的“迩来交际如何”表示关心，并指出中国“幅员过广，三面环海，揆厥形势，既未能闭关自治，不得不时加防备”。两个月后，该信转达到李裕元手中，李裕元转呈高宗，高宗指示李裕元继续与李鸿章保持通信。此后6年间，李裕元和李鸿章进行了17次书信联系，他和李鸿章便结为文字之交，而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成为清末中朝宗藩关系转变的信号之一。

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受到日本吞并琉球刺激的清政府欲劝导朝鲜与欧美列强建交通商，以夷制夷，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窥伺，于是指示李鸿章利用他与李裕元的私交渠道，负责做李裕元的工作。于是李鸿章向李裕元写信一封，苦口婆心地力劝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窥伺”。李裕元向李鸿章回信表示：朝鲜与日本订立条约，实出于“万不得已”，并对其“以夷制夷”政策有所微词，他还强调朝鲜“偏在一隅，谨守规毒，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余生无多”。李裕元的这种回答，显然是婉拒了李鸿章关于朝鲜向欧美开放门户的劝告。因此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称：“李裕元牵于众议，玩其辞旨，亦似未以他事为然。因时转移，相机利导，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尽管李鸿章透过李裕元的途径劝告朝鲜开放国门的想法落空了，但这种“书信外交”作为清末宗藩关系调整的一种独特方式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李裕元擅长书法，尤其工于汉隶，是当时朝鲜的隶书大家。又热衷金石学，曾在《林下笔记》中专录“金薤石墨編”一篇，吸收了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金石学研究成果，发展了朝鲜金石学。

李裕元颇通文艺，博学多才，著作等身。个人文集《嘉梧稿略》二十册作为“韩国文集丛刊”第315—316辑被影印刊行，此外还著有《林下笔记》39卷（记录各种掌故）、《橘山文稿》16册（早期文集）、《体论类编荟》4卷（书法理论著作）、《蓟槎日录》1卷（1875年出使中国的记录）等。

李裕元在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出任咸镜道观察使时，权臣金炳国的心腹吴弘烈以铸钱监官的身份来到咸镜道，由于当时尚处于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时期，因此李裕元对吴弘烈极尽奉承之能事，但到第二年，随着朝鲜高宗李熙的即位、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摄政，安东金氏迅速失势，李裕元见风使舵，将吴弘烈逮捕下狱，然后剥其私财八万两献给大院君。李裕元也因此拜相，被大院君提拔为左议政。

李裕元曾在汉城木觅山的九世祖李恒福故居遗址修建一个亭子，邀请大院君等百官来参观，并请大院君取亭子的名字。大院君看到亭子旁边有两棵桧树后，说道：“亭以桧名，记景也，不亦可乎？”李裕元大喜，于是挂上了“双桧亭”的匾额。后来大院君对人说：“宋之秦桧，以一桧而误国，驯致徽钦二宗月苦风酸五国城。一桧足以亡国，况双桧乎？”李裕元听说后对大院君咬牙切齿，于是在高宗面前不遗余力地诋毁大院君，双桧亭也改名为“红叶亭”。

李裕元很善于说话，平易近人，他在宪宗时就与君王之间建立起如同“家人父子”的关系，与高宗的关系就更加亲厚。他在高宗面前“抵掌欢洽，如家人父子，雍容自得”，高宗还经常把他召入宫中看世子李坧，三人关系如同祖孙三代，亲密无间，即使经常出入宫廷的外戚也比不上李裕元与宫廷的水乳交融，在朝鲜王朝五百年间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李裕元还曾将五技鼠献给爱玩的李坧。或许是因为他与宫廷的亲密关系，所以李鸿章误以为李裕元是高宗的叔父。

李裕元在上疏时，往往会提及自己先祖李恒福的言行来炫耀门庭，故被人们称为“世德疏”（“世德”即先世德行之意）。到光绪七年（1881年）他因上疏触怒高宗而被流放时，南村（汉城钟阁以南，少论、南人、北人聚居地）人都窃笑道：“橘山今番世德疏，不得力矣！”

（以上參考资料）

（以上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