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1926年~2014年6月11日），“红墙”里的摄影师。生于陕西米脂。1944年参加八路军，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调新华通讯社任记者，先后任北京分社摄影组组长、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摄影代表作有《历史性的握手》等。《红镜头》中有记载：杜修贤，是父母赐名；杜山，是周恩来赠名；杜秀咸，是江青送名。又听说，他跟随周恩来到过30多个国家，在毛泽东身边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杜修贤之手。

杜修贤，别名杜山，1926年生于陕西米脂县一个贫寒人家。12岁时就开始打长工，为谋生而饱尝人间艰辛。14岁时顶烈日赤足走了40里黄土山路，来到绥德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了一名勤务兵。不久后护送一名教员前往延安，在延安从新华书店勤务兵做起直至新华书店管理员。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从师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先生，从此与照相机结下终身不解之缘，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摄影生涯。

20世纪50年代初，杜修贤转业到新华社北京分社。1960年开始调往中南海摄影组，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曾随总理先后出访过亚洲、非洲、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文革”中被下放到铁列克提，与他同去的几名记者都在铁列提克事件中罹难。1969年被周恩来总理召唤回中南海，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1970年又同时负责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摄影，直到两位伟人逝世。1971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因为杜修贤长期担任高层的摄影师，因此在拨乱反正的四年里也受到了审查。1980年官复原职后便淡出了红墙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新华社高级记者。1988年离休。2014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杜修贤在近半个世纪的摄影工作实践中，数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刻苦钻研摄影艺术，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宝贵时机，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很多生动而富有时代气息的照片成为我国新闻摄影宝库中的珍贵财富。特别是在中南海工作的20多年间，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拍摄了许多照片，以娴熟的技巧，敏捷、准确地抓取新闻人物最具本质特征的瞬间形象，真实记录了我国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风采，使我们不仅能再次瞻仰他们为国事操劳的身影，又能看到他们与同志、朋友亲密交往的感人形象，看到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生动镜头。

1972年尼克松访华，杜修贤没有按常规拍摄在机场两国领导人握手的镜头，而是捕捉尼克松快步上前要和周总理握手的刹那间急切神情，将“角度新、选材快、抓神准”准确地展现在百分之一秒的瞬间，拍下那张被国际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的照片。他用照相机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最后岁月，也记录了其他政坛风云人物的最后瞬间，用镜头描绘了比任何时候都富有深刻意义的历史画面。

在杜修贤的家里，有两张周恩来同他的合影。一张是在颐年堂前两人握手的照片。那天，毛泽东有外事活动，周恩来较其他领导同志早到了。杜修贤看见周恩来正在和几个记者握手、交谈，便抢先几步拍下了一组镜头。这时，周恩来看见了杜修贤，走过来同他握手。突然，周恩来转身对其他记者说：“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他面向一个记者挥挥手说：“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如今，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杜修贤的书屋里。另一张是杜修贤与周恩来并排坐在飞机座椅上的照片。

杜修贤记得，在他跟随周恩来的日子里，不论走到哪个国家，也不论什么时间，为了国内各大报纸能及时配发新闻图片，常常顾不上休息。一次，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周恩来突然来到杜修贤的住处，看到他还在工作，便关切地问：“怎么还不睡呀?不困吗?”杜修贤拿出一小瓶白药片，回答说：“吃了这个就不瞌睡了。”周恩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你跟我一样。不要多吃，多吃了人会上瘾的……”

这样的殷切关怀，这样的美好时光，令杜修贤终生难忘。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7月1日，当他跟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刚下飞机，就被接送到了新华社大院，成为审查对象。罪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之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定影工人。

杜修贤的厄运至此还没有完。1968年，杜修贤被“流放”到新疆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小镇。其间，周恩来多次问有关人员：“老杜有什么问题，你们批斗他?”“他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而远在边疆的杜修贤，在忍受痛苦的同时，同样也牵挂着周恩来。他相信周恩来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他摆脱困境。

1970年，周恩来要出访朝鲜，当看到出访人员的名单上没有杜修贤的名字时 ，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至此，周恩来才知道杜修贤还在新疆。“叫他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命杜修贤立即回京。

接到电报，杜修贤感到眼前出现了一线光明。然而，此时此刻，谁又能体会他心中那难言的无助和痛苦?1969年8月，苏联在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流血事件，与他同去的几个记者和同行遭遇不测，魂魄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相比之下，他毕竟活着回到了北京，并成为自“文革”以来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在此之前，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举办了一次“我国领导人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展览中的新闻图片大多是杜修贤拍摄的。乔冠华提议，新闻图片上可以写上摄影记者的名字，周恩来同意了。杜修贤得知后很高兴，笑称：“前所未有，来日也无多。”

在毛泽东遗体前的拍照

有人问：“杜老爷子，‘红墙’里边有没有你最最刻骨铭心的?”杜修贤说，当然有。他说的这个“有”，指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那时，他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组长，负责为毛泽东拍摄照片。在这样一个最后时刻，杜修贤曾多次近距离地为“安详”的毛泽东拍照，其中有些“镜头”，是他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1976年9月10日晚上11点多钟，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杜修贤，还在人民大会堂为布置悼念毛泽东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而忙碌。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此刻，距离7天的吊唁活动开始还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到这里。想到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他便准备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他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他便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3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杜修贤回答说：“3个。汪东兴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去，坐我的车。”他们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轿车快速地驶进中南海，但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与游泳池相邻。

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除了沙发和茶几，没有别的。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大约过了40分钟，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的脚步声传来。他看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像是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此时已是1976年9月11日凌晨了。姚文元走过来对他说：“老杜，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他随即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就来。”杜修贤跟在这名工作人员后面，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这，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杜修贤应了一声，便一个人往房间里走去。一进门，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看见，毛泽东安详地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这大概是要自己来为毛泽东拍摄最后的遗容了。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被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就要立即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生怕“吵醒”毛泽东。他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照了一张半身的，又照了一张全身的。正照着，他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杜修贤放下照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正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8人排成一排，脸上很悲伤的神情，一个跟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来，他们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真是出人意料。看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手挽着手站在毛泽东遗体前等待拍照，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如果说杜修贤的责任是记录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刻的“窥见”却折磨着他。他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

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他，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他，以及江青“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责备，杜修贤意识到，这次合影，他们8个人是计划好了的。

最后一次为毛泽东拍照

1976年9月17日下午，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杜修贤，告诉他汪东兴让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汪本人正在那里等他。此时，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已经结束。杜修贤叫上身边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同他一起去。一进门，杜修贤看见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都在里面。王洪文看见杜修贤进来，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为资料，以后用来对照毛泽东遗体变化。”王洪文还告诉杜修贤，那里面没有空气，你要戴上氧气罩进去。你戴上面罩练习一下，看行不行?杜修贤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杜修贤氧气装备怎么用。教他说，感觉呼吸不畅、憋气时，就用手拍拍装氧气的瓶子。望着这个陌生的东西，杜修贤一时无措，心里有些紧张。回头寻找那个一起来的年轻摄影记者，已不见了踪影。这时又有人告诉他，不要紧，有一名护士和你一起进去。杜修贤拿起照像器材，戴好氧气罩，和一名女护士一起往里走。当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关闭时，杜修贤身旁的那个女护士随即倒下，紧张得晕过去了。进去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杜修贤也不知道，但他想，自己常为毛泽东拍照，虽然不能说是朝夕相处，也是耳熟面详。杜修贤在心里问自己，到底怕什么呢?事后想想，其实是对一个没有空气的房间的恐惧。

当推开第二道门时，杜修贤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此刻，毛泽东安详地躺在那里，像是睡得很沉。杜修贤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拍照了，泪水禁不住盈满眼眶。加上氧气罩里的雾气，他的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杜修贤一只手拿起照相机，凭感觉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快速地从不同角度多次按动了快门，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拍打氧气瓶子。当杜修贤完成拍照任务走出第一道门时，华国锋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杜，谢谢你。”王洪文说了一句：“真怕把你也干在里头了。”杜修贤想，王洪文说的这个“干”，可能是担心他因为缺氧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杜修贤指着对面书柜上的两只咖啡色皮箱子，还未开口，就听有人问：是用这套器材为毛泽东拍照的?杜修贤说，不是。这两只箱子啊，我跟周总理走了多少地方，它们就跟着我去了多少地方。只要总理出访，我拿起它就走。就罢，他眼睛凝视着那两只箱子，久久没有移开。那里边有太多的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一句“总理喜欢我”，流露出他对总理发自肺腑的怀念之情。他喃喃地说：“总理是好人哪！”有人问：“怎么讲?”杜修贤说：“总理让我给他办过许多事情。”“都是些什么事情呢？”杜修贤只说了一句：“该我办的，不该我办的，他都让我去办。”

众人默然。那些事情里边，其实堆积的是周恩来对他的信任。我说，你的一生挺辉煌的。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很满足。

杜修贤当年曾说，他离休后要做3件事：写书、出画册、办影展。那天，他一并把这3件事摆在了我们面前。他说，我都做到了。

如今，杜修贤身边有一个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阿姨。他平时弄弄地，种种菜，养养花，还不时与亲朋好友结伴出游几日，倒也自在。

2014年6月11日，杜修贤同志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北京城北的“王府家庭农场”——杜修贤的新家里。这里周边屋宇错落，地阔庭美；院内辟地种些菜，红绿盎然；猫狗嬉戏，一派田园景象。真是生活的好去处。同时，这里也汇集了杜修贤77个年头的“绝代风华”：一排排装订在册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随手翻来，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壮观。“红墙”里的风起云落在这一隅突然沉寂了许多，唯有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诉说着它的“昨日辉煌”。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仿佛置身于一个“领袖”辈出的年代。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和运筹帷幄的伟大人物，一一与你擦肩而过，他们“谁主沉浮”的英雄气魄，让人感慨万千。

精彩的历史瞬间

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为了让中外记者拍摄好这一历史瞬间，有关部门在机场边搭了一个阶梯式的大架子，距离宾主握手点约20米远。上午11时，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的上空。杜修贤屏声静气，紧张地等待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他步子很快，一只脚刚落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两三米开外的周恩来。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手即将握住的刹那间，他当机立断，按动了快门……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发表了这张照片。照片在媒体登出后，被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

如今，这幅照片和吴印咸的《白求恩》、吕厚民的《志愿军回国》、张爱萍的《新四军侦察员》、石少华的《埋地雷》、陈正青的《开国大典》、陈复礼的《搏斗》等160幅摄影佳作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杜修贤先生用照相机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领袖的最后岁月，为人世间留下了永恒不朽的画面。

红镜头——邓小平

2004年8月发行的《邓小平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第2图为邓小平昂首挺胸、阔步同前的全身照，作者是我国著名“红墙”摄影家杜修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