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彬（1921年10月20日~2015年7月13日），男，笔名杨石，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革命家。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步科、陆军大学参谋班特五期毕业。杨应彬与欧阳山、杜埃、吴有恒被誉为“岭南四大才子”。

1935年秋，在上海参加“左翼教联”和山海工学团，任儿重部负责人，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5岁，被党组织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潜伏十年。

抗日战争前，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奉党组织派遣进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中共地下工作，关键时刻截取了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阴谋，挽救了抗日东江纵队2500多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参谋班。

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47年，奉命转移香港，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曾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国第七届、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1993年3月从领导上岗位退下来。

2015年7月13日14时52分，杨应彬同志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杨应彬同志1921年10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个穷苦家庭。1935年秋在上海参加“左翼教联”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奉党组织的派遣进国民党张发奎部战地服务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党的特别支部领导下，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党的地下工作，随军先后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三个会战。

解放战争初期，在关键时刻截获了蒋介石发给张发奎的密令，冒着生命危险将特急情报转送给党的组织，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惨案的阴谋，挽救了东江纵队等北撤的2500多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1947年8月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命撤退到香港。

1948年5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参谋长，为南路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参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广东革命干部学校）的筹备和组教工作，任组教处副处长。1950年10月广东土地改革试点运动开始后，任广东省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三（龙川）分团副团长。他从广东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1950年12月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1952年7月起先后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主任。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在北京高级党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一年。

195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在担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主要从事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群众，积极调研，发现问题，为省委重大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至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注意到清远县洲心公社为解决农民吃饭和生产积极性问题而探索出的“集体统一安排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做法，即“洲心经验”，及时将有关材料综合整理出来向省委主要领导推荐。“洲心经验”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广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广东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生产和农民吃饭问题，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应彬同志受到冲击和迫害，被错误打倒批斗关押了6年之久。1973年杨应彬同志恢复工作，先后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应彬同志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力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抓好农村生产体制改革问题，积极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总结推广清远县工交企业关于利润包干提成的办法，以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启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倾注精力，奉献智慧。

1983年至1985年，杨应彬同志任省委常委，分管全省宣传、文化、教育战线的工作。他大力提倡各条战线必须联系群众，紧跟改革开放步伐。特别是在广东率先推行成人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让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使全省一大批因“文革”耽搁学业的中青年通过函授、刊授、电大、夜大等半脱产、脱产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此举尔后在全国广泛开展，惠及民众。在此期间，杨应彬同志还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领导和主持全省党史征集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1985年9月至1993年1月，杨应彬同志任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第五、六届副主席、党组书记。他团结带领党组“一班人”，充分发挥政协党组作用，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维护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政协工作的政治方向。他联系自己的经历，提出统一战线不但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他积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把各方面代表人物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广东省改革发展汇聚了强大合力。他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广东省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八五”规划、促进科技进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提出了大量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建议，为广东省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善于开展团结联谊和对外交往工作，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为促进祖国统一和港澳繁荣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杨应彬同志是中共十二、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1月，杨应彬同志离开领导岗位，但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及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兼任全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等，2004年9月办理离休手续。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其中十位是共产党员身份。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位党员在战地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担任书记，当时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

1938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被解散了，特支成员被分散在张部各级要职上，左洪涛等在长官部任秘书；杨应彬与其他六名成员被分在长官部警卫营。

1940年，左洪涛对杨应彬说道：“从长远地看我们要设法打进国民党的核心部门。”于是在1940年5月份，经左洪涛的推荐，由张发奎本人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17期。

入校半年，杨应彬通过不懈努力，在升学时的技术测试中竟然在23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他还经常搞些文娱活动，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1940年12月，“外面有人给杨应彬去信，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接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命令。

左洪涛获悉杨应彬陷入险境以后，告诉张发奎，同时告诉张发奎说杨应彬思想纯正，富有才华，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

张发奎的信到达军校后，对杨应彬的审问终于停了下来，“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为了消除怀疑，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作证婚人，希望他届时能讲话祝贺。

邀请张发奎时，张发奎开口便说：“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夫妇没有想到张发奎会问得这么直接，他们沉着地回答说：“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笑着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并在婚礼上作了讲话祝福，这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缓和了杨应彬的危险处境。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司令部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

杨应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种动态，空闲时就偷偷记下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情况，以防出什么意外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一天，杨应彬在参谋处无意间看到谍报队的一位姓甄的参谋在与其他人细声说着什么，杨应彬侧耳细听，果然听到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已化装成第八小组驻地的工作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一举一动。杨应彬马上告诉左洪涛这条消息，希望老左能尽快想办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以照顾第八小组人员的生活为由，得到张发奎同意，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见到了方方，左洪涛事先准备了一张写着“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在与方方握手时送了出去，方方会意接下了这个情报。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山东烟台。一切似乎都谈妥完毕，刚想松一口气的杨应彬，很快又紧张起来。

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力、驻地等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仔细地看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了左洪涛和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但此时第八小组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特支部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当时香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之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涛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杨应彬说：“送到了，送到了。”杨应彬会意一笑，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军统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退广州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最终也撤离广州。

参加对日受降和再次接管广州

1945年9月，杨应彬随张发奎部到广州参加了对日受降，并出版了《广东受降记述》和《八年抗战史料图解》两本重要史书。1947年8月，杨应彬夫妇奉命从广州撤退至香港，准备参加游击战争。第二年春，杨应彬奉中共香港分局指示，以分局和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身份，先后到十万大山和雷州半岛，了解当地工作情况，协助他们开始武装斗争。他成功接应陈一林的起义部队，参加了攻打湛江，解放遂溪、廉江诸县的战斗。1949年6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杨应彬任纵队参谋长。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华南分局决定让杨应彬离开雷州半岛，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9月底，杨应彬在大鹏湾参加教导团的工作。9月30日下午，杨应彬从香港报纸上获知全国政协决定于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举行开国大典，还说到国旗的颜色和样式。他亲自绘制图案，几位女同志按图裁剪缝制，于10月1日清晨在王母圩驻地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虽是根据电讯提供的信息绘制国旗，但到广州后发现与正式的国旗完全一样，杨应彬“心里非常高兴”。

支持改革开放 创办成人教育

1973年3月，杨应彬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后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他在任上全力协助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落实几项工作：一是抓好农村体制改革问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出现了较好形势；二是陪同习仲勋到清远总结推广工交企业关于利润包干提成的办法，这个办法兼顾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把企业搞活了，提高了经济效益；三是大力协助习仲勋坚决执行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为广东争取一些特殊政策、创办特区，为改革开放奉献智慧。

对于广东最知名的中山大学，杨应彬也有渊源。他支持中大中文系办“刊授教育”，1984年，中大中文刊授教育中心开学，全日制正规大学办刊授在全国是首创。当时，中大中文系每年招考100人左右，加上夜大才200多人，而这次报读刊授中心的人就数以万计，广州市就有3万人之多,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成百倍地增加。

有人评价说，杨应彬按照陶行知“活到老，学到老”的思路，在广东率先推行成人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使全省一大批因“文革”耽搁学业的中青年通过函授、刊授、电大、夜大等半脱产、脱产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此举之后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如此惠民之举值得铭记。

妻子：郑黎亚

长子：杨小斌

次子：杨小青

三子：杨小村

四子：杨小杨

革命夫妻

1938年，杨应彬认识了同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江苏省海门县灵甸镇人郑黎亚。潜伏敌营十年期间，杨应彬和郑黎亚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根据他俩约定，直到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次日，两人才在报上刊登订婚启事。

建国初期，杨应彬在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军管会任副秘书长，后历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郑黎亚任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杨应彬和郑黎亚仍十分关心国家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关心贫困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成长，多次向贫困山区进行捐助，累计捐款10多万元。

晚年，杨应彬、郑黎亚夫妇合作出版了《金华集》《东廓吟鞭》等著作。其中，《金华集》记录了杨应彬入党后从事革命斗争60年的峥嵘岁月，文集中《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一文，由杨应彬口述、郑黎亚记录而成。《东廓吟鞭》由郑黎亚在年届八十之时，用毛笔一笔一划抄录杨应彬的主要诗词作品编录而成。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党组书记杨应彬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13日14时52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杨应彬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汪洋、赵乐际、胡春华、朱镕基、温家宝、张劲夫、叶选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黄华华、黄丽满、欧广源、林树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有关省、市、区老同志杜导正、张岳琦；广州军区领导同志徐安祥、安兆庆和部队老同志陈超；广东省领导同志朱小丹、黄龙云、王荣和老同志吴南生、寇庆延、朱森林、卢瑞华、高祀仁、李灏、张帼英、卢钟鹤；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杨应彬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015年7月23日上午10时许，胡春华、朱小丹、王荣、黄华华、高祀仁、张帼英和广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杨应彬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杨应彬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广东省有关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直、中直有关单位，驻粤部队有关单位和杨应彬同志家乡负责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对杨应彬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杨应彬同志生前友好及干部群众代表也前往送别。

杨应彬同志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党政领导岗位上，在紧张的战地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之暇，耕耘不止，写下了大量的论文、散文和诗词，出版了《小先生的游记》、《岭南春》、《碎砖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东廓吟鞭》、《金华集》、《杨应彬作品选萃》、《杨应彬文集》、《杨应彬诗词》等大量著作。

杨应彬同志长期担任广东省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杨应彬同志参加革命80年，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热爱祖国，对党忠诚，忠于人民，关心同志；他心胸宽广，勇于担当，坚毅宽容；他勤学敏思，勤奋工作，任劳任怨，永葆革命青春；他高风亮节，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待人忠厚温和；他作风正派，乐观豁达，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杨应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杨应彬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杨应彬同志永垂不朽。

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先生的游记》，散文集《岭南春》，论文集《碎砖集》，诗词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东廓吟鞭》《金华集》(与郑黎亚合作)、《杨应彬作品选萃》《杨应彬文集》等。

杨应彬和欧阳山、杜埃、吴有恒有“岭南四大才子”之美誉。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先后出版了《小先生的游记》、《广东受降记述》、《八年抗战史料图解》、《岭南春》、《东湖诗草》、《东山浅唱》、《春草集》、《碎砖集》、《杨应彬文集》、《东廓吟鞭》、《金华集》、《杨应彬诗词》等十余部著作。创作散文、诗词、政论等多种体裁的文章130多万字，刊印30多万册。1995年，杨应彬与妻子郑黎亚合著回忆录《金华集》，记录两人入党后从事革命斗争60年的峥嵘岁月，是作者给抗日战争50周年的礼物，也是他参加革命60周年的纪念，更是这对革命伴侣、恩爱夫妻的金婚纪念册。

2013年7月22日，杨应彬革命生涯陈列室在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永庆堂正式挂牌揭幕。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曹利祥，梅州市政协副主席张光明，深圳市警备区原副司令、著名书法家张俊焕等嘉宾，县领导林健雄、曾昭明、邓加光、李礼醒、李宏、张红梅、熊华、杨竹玲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杨应彬革命生涯陈列室挂牌揭幕仪式。

2016年6月5日，为纪念诗人、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创始人之一杨应彬逝世一周年，《杨应彬诗词》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广州东园宾馆举行。由花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杨应彬诗词》，以杨应彬过往出版的诗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和《东廓吟鞭》为基础，同时收录了不少遗漏之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共近千余首诗词楹联。

2021年10月20日，杨应彬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暨诗词书画作品展开幕仪式在大埔县田家炳演艺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举行《杨应彬百年诞辰纪念图集》《杨应彬诗词》赠送仪式。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到大埔县博物馆参观了杨应彬诗词书画作品展览。据悉，此次作品展展出时间为10月20日至24日，为期5天，共展出诗词书画作品100幅。

2023年7月5日，杨应彬故居（毓秀居）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九批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