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卡罗伊（匈牙利文：Grósz Károly；1930年8月1日，米什科尔茨，——1996年1月7日，格德勒。）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治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前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发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剧变中持稳健改革立场。

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1930年8月1日——1996年1月7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1930年8月1日生于匈牙利东北部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米什科尔齐区米什科尔茨市迪欧什杰尔工业区的一个革命工人家庭。祖父、父亲都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格罗斯·卡罗伊自幼便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和革命政治教育。

1944年，格罗斯·卡罗伊在迪欧什杰尔机械厂当学徒工。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米什科尔茨后，格罗斯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8年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改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46年在包尔绍德州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948年任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包尔绍德州委书记。1949年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包尔绍德州委员会机关工作，1950年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1951年毕业于裴多菲·山多尔军事政治学院，任匈牙利人民军政工干部，陆军中尉军衔，随部队在考波什堡和毛尔曹利驻防。

1954年11月复员后，任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在此期间，格罗斯目睹了拉科西·马加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一度产生了退党的念头，但1956年的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1956年10月，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包尔绍德州的党组织领导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格罗斯·卡罗伊是州党委仍在位的最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他不得不承担起州党委的实际领导工作。1956年事件对格罗斯以后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11月加入重组后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任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党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4日任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工农革命政府五人委员会委员，11月24日任包尔绍德州临时党委第二书记（至同年12月）。1958年9月任包尔绍德州委党报《北部匈牙利》总编辑，1959年9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高等政治学院学习。1961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1962年3月任匈牙利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党委书记。1968——1973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毕业于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教育系。

1973年10月10日——1974年8月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费耶尔州委员会第一书记。1974年6月20日——1979年12月6日任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79年11月21日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匈牙利最大工业区的党政第一把手。1980年3月27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1984年12月7日——1987年6月25日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年3月28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7年6月25日——1988年11月24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1988年1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88年5月22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8年10月5日作为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他还是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理事。1988年12月兼任党中央国际、法律和行政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6月24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四人主席团委员（主席涅尔什·雷热、总书记格罗斯·卡罗伊、总理内梅特·米克洛什、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局改为政治执行委员会）。1989年10月7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把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时，格罗斯表示无法接受这种改建，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此后出任重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18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90年10月退出党中央委员会，同年12月，格罗斯宣布因政见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1996年1月7日，格罗斯·卡罗伊因患肾癌在佩斯州格德勒逝世，享年65岁。

格罗斯·卡罗伊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1987年）。

新的改革

格罗斯·卡罗伊在任布达佩斯市为第一书记期间，在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表达了他的改革观点，以及他对党的历史和1956年事件的看法，他说：“人们常常问谁该为此负责，别找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但我们致力于检讨这些错误并真诚地给予大家纠正它们的权力。”格罗斯在之后的几个月致力于改革方案的研究，并与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合作，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关于布达佩斯经济及其管理制度现代化的建议书。格罗斯的一些改革举措得到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的支持，并在1985年3月党的“十三大”的讲话中论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1986年，根据卡达尔·亚诺什的指示，格罗斯·卡罗伊参与第二个（1968年以后）《经济改革和政府的经济稳定和社会振兴计划》（简称《经济—社会振兴计划》）的制定工作。关于这个计划的激烈争论持续了1986年的整个夏天。“1986年的夏天是可怕的，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都在日以继夜的工作······”格罗斯回忆道。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减少18亿美元西方银行外债，恢复经济平衡和制止人民生活水平的下滑。同时应进行政治改革。格罗斯还不断提出更换党的老干部，提拔年轻干部。

格罗斯说：“我相信，我们需要多彩的人生，每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应当贡献自己的知识、信仰、生活工作经验，而不是试图猜测当局的意见。聪明人不应该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

1985年以后，匈牙利经济形势急剧恶化。1987年6月，57岁的格罗斯·卡罗伊取代主政十二年的拉扎尔·捷尔吉担任政府总理。1987年4月和7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连续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提出3年内稳定经济。1987年9月16~19日，国民议会听取和通过了总理格罗斯所作的《经济—社会振兴计划》的报告，其中最大的应急措施是提出征收20~60%的所得税和在东欧各国中首次征收增值税；其次，通过把价格提高25%来促进生产和消费。格罗斯强调要以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为此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

1987年底，格罗斯政府成功将国家财政赤字由430亿福林削减至350亿福林和国民收入超计划（3.2%，1986年计划为0.6~2.1%）。匈牙利的旅游业获得创纪录收入（来匈牙利旅游的外国游客达19万）。政府通过利用国民收入扩大投资，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以及发展与外资创办的合资企业（1987年底为59家）。格罗斯政府鼓励自谋职业，36000名职工离开国营部门。然而，通过扶植出口企业和福林三次贬值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尝试并不成功，因为匈牙利的主要贸易伙伴仍然是经互会国家。匈牙利的外债净额上升10.9亿美元，由于中央财政上调粮食价格，导致职工实际工资减少。1987年12月，格罗斯政府为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而实行大部制，裁撤了三个经济事务委员会，设立统一的计划经济委员会，将国内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合并为商务部。改革金融体制，在国家银行监督之下设立五家根据成本核算原则运作的商业银行。上述举措取得了一些进展，但1987年12月匈牙利社工党中央全会对经济现代化步伐表示不满意，并要求搁置政府稳定计划。

1988年，格罗斯政府设法通过扩大出口获取美元以降低债务和以世界市场价格从苏联进口粮食。政府控股的合资企业从59个增加到220个，通过这种方式使匈牙利获得2亿美元的投资。

1988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收制度，《普通流通税<增值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经国会批准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6年11月中央全会《关于改进经济工作和1987年国民经济计划 以及国家预算指导原则和决议》提出：应当制定新的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要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这一制度绝不能减少白色工资和第一职业的纯收入。这一决议是在近两年经济面临困难情况下作出的。1985年国民收入下降1.4%，1986年也达不到预定指标；1985年财政赤字230亿福林，1986年460多亿福林，创历史最高记录；外债净额77亿美元；仅支付利息负担就很重。造成困难的外部原因是国际市场农产品、冶金产品和石油制品价格下跌，影响外汇收入；内部原因是国民经济计划、调节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适当地保证内外平衡关系，没有很好协调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利益。基于这种情况，就提出了对1968年经济改革以来以税收调节为主的收入调节制度进行改革的问题。这是1968年匈全面经济改革以来对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匈党的《经济—社会振兴计划》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税收改革的广度、深度，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属罕见，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先例的大胆举动。

政府停建了一批新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减少或取消一些产品的政府补贴，从而导致价格上涨。为了遏制急剧下降的人民生活水平，格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人口补贴政策，增加了财政预算赤字。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费价格一次性提高7.6%，属于自由价格范畴的消费品比例已达到80%，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特别是占人口总数1/4的230万退休者的生活，几乎徘徊在社会最低标准下，长期依靠补贴的亏损企业在严格执行《破产法》后不得不倒闭，失业工人已近5万人，他们转向从事极低廉的简单劳动，只能获取原先工资的一半。

1988年8月，经过长期谈判，匈牙利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同年9月作为首个经互会国家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广泛协议，然而计划打入西方市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在1988年6月的国民议会会议上，与会者认识到，只有3%的匈牙利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只有12%的匈牙利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从卡达尔到格罗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匈牙利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其表现为：经济增长缓慢，1981—1987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仅1.4%，1986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仅0.5%，财政赤字严重，1980—1985年累计赤字518亿福林，1986年达467亿福林，创历史最高纪录；外债负担沉重，1987年达177亿美元，超过波兰而居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首。1988年上半年更是突破180亿美元，人均外债1800美元。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亿美元对外债还付本息（其中仅年息要付10亿美元），占匈牙利外汇收入的45~50%。1988年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达32亿美元，匈只有10亿美元的偿付能力，还有22亿美元尚无着落，只好靠借新债换旧债，疲于应付。

匈牙利在这期间既没有对外经济贸易的长远规划和经济改革的战略原则，也没有全面的发展规划。有的只是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坚决的改革步骤。一些好的决议也未能变成现实。一些该解决问题的措施常常由于党和政府自己抛弃和拖延执行而不能实施。匈牙利改革还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场，而忽略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的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效益。这样一来，强化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乃至瘫痪。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格罗斯最初的有力步骤提高了他在大部分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心目中的威信，加强了对最高领导机构的批评情绪。看来，卡达尔这时候已经开始在认真考虑自己退休的问题了。但是他还在犹豫，在权衡“是”与“非”，于是他私下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有三分之二的委员表示卡达尔应该留任。这种信任态度（我不敢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话）给这位上了年纪的领导人很大的鼓舞，使他有一段时间想“重整旗鼓”，又打起了精神。他频频会见党的州委书记们，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他在自己当时的谈话中认定，国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他指责大众新闻媒体的论调缺乏根据。可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说，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已经感觉不到社会和党内情绪上发生的变化，他的话都是老生常谈。跟他谈话的人抱怨说，从总书记那里听不到任何新的东西，他不可能实行党的政治革新，而且他也不懂得这一点。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卡达尔的威信明显下降，而国内的不满情绪在日益高涨。1988年4月初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还认为卡达尔应该继续工作，但卡达尔本人却提议让格罗斯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格罗斯表示的意思是，党需要卡达尔这样的权威人物，他对诸多领导成员能起到一种整合作用。与此同时，按照格罗斯意见，必须撤换5～6名政治局委员。”

1988年54月20~2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经济政治危机的时刻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党代会被称作是“同经济—社会停顿和政治上保守主义宣布决裂的大会”，名为“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实为“摧毁党治国家，加速建立市场经济”。这次党代会为匈牙利的剧变拉开了序幕。

这次会议进行了人事上的大换班。政治局组成人员由13人改为11人，其中5人是重新当选的原政治局委员，新选入政治局的有涅尔什·雷热、内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等人，他们都是以后改旗易帜为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原政治局委员中有8人落选，包括卡达尔·亚诺什、内梅特·卡罗伊、拉扎尔·捷尔吉、豪沃希·费伦茨、阿策尔·捷尔吉、奥瓦里·米克洛什、加什帕尔·山多尔、毛罗蒂·拉斯洛。这次选出的108位中央委员中有1/3是新人。格罗斯当选为总书记，取代了卡达尔成为匈牙利最高政治领导人。卡达尔作为中央委员，并推举为新设立的党中央主席。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格罗斯·卡罗伊、卢卡奇·亚诺什、拜赖茨·亚诺什、涅尔什·雷热、内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切哈克·尤迪特、哈默里·乔鲍、伊万尼·帕尔、绍博·伊斯特万、陶陶伊·伊洛娜。

对此，合众国际社电讯称：“这是一个荣誉性、但严格说来是一个挂名的首脑职务”。美联社电讯称：“卡达尔是在人们就他领导的功过公开辩论之后放弃权力的头一个东方集团的人”。1988年5月卡达尔离开政坛，这意味着卡达尔时代的结束。

党代会承认1985年3月匈牙利社工党“十三大”制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格罗斯说他为此承担个人责任，并表示作为党的新领导人将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

1988年7月4~5日，格罗斯·卡罗伊访问苏联，开始了他担任总书记之后的首次海外之旅。在莫斯科，格罗斯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称赞格罗斯在卡达尔的问题上所作的决定。格罗斯指出，对过去错误的摒弃和保留卡达尔的政治地位都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会有损党的权威。格罗斯还指出党内出现了多种政治力量，这会危及党的团结，他对此表示担忧。

1988年7月12日，格罗斯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改革方案的实施需要10年时间，在完成改革后他将退休，因为他寻求在未来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定在两届。

1988年7月26~28日，格罗斯·卡罗伊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四十二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匈牙利总理（1946年6月匈牙利总理纳吉·费伦茨访美），也是第一位造访华盛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访美期间，格罗斯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美政界要员和工商界领袖，带动了匈美经济联系，美国公司立即表示出对匈牙利市场的极大兴趣。1989年，格罗斯·卡罗伊接连出访波兰、民主德国、伊朗、加拿大、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8月28日在罗马尼亚的阿拉德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1988年11月10日，格罗斯·卡罗伊接见了到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就匈苏两党两国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讨论。

1988年11月23日，格罗斯·卡罗伊不再兼任政府首脑职务，改由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内梅特·米克洛什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尽管他很不高兴也极不情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匈牙利效仿苏联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做法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匈舆论导向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波下明显地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方向倾斜，并在党内逐渐成为主流。1988年5月社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的步伐。在起草会议文件时，卡达尔·亚诺什坚持一党制原则，同时也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写进政治多元化。会议决议称：“建筑在党的领导作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实现和掌握人民政权的条件和手段”，这句话确切的表述是，应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格罗斯·卡罗伊认为党是匈牙利现代化改革的主要工具，并没有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他希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自身改革，使其能够继续执政，并领导国家取得新的成就。

1988年11月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机构活动的加强，党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关系中。党的中央机构和广大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准备。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党员也感到群龙无首”。决议列举党内种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有的人在新形势下思想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认为政治多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人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还不够，应当实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有的与党的思想接近，有的则与党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还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关系的自然产物，但这种情况也要求党对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明确自己的立场。”

社工党内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多党制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矛盾日益尖锐。激进派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格罗斯则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产生分裂工人阶级的影响’，造成‘党派之间的争斗’，”他强调要“在一党制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但同时又表示“从法律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党制。”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党对多元化的立场又演变为“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范围内实现。”原本坚持一党制的格罗斯·卡罗伊也不得不改变原则立场，赞同多党制。1989年2月11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决定匈牙利“逐步过渡”到“政治体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中央二月全会公报正式宣告：“为了广泛发扬民主，并从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出发，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中表示：“在宪法的范围内可以存在作为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从此之后，社工党领导层内在如何实行多党制及今后匈牙利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以格罗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多党制以后，社工党“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主题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格罗斯又对南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放弃过领导作用，问题在于这个党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不过匈牙利党并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而是希望在保持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各种力量参政。

1989年4月，格罗斯·卡罗伊和全体匈党政治局委员集体向党中央委员会辞职，虽然他重新当选为总书记。但在这次改选中，作为格罗斯重要助手的中央意识形态书记拜赖茨·亚诺什和中央组织书记卢卡奇·亚诺什被排挤出局，而他的党内对手波日高伊·伊姆雷、涅尔什·雷热和内梅特·米克洛什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

1989年5月，格罗斯会见了到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农业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尼科诺夫，讨论了两国经济合作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以及“舆论自由”的影响下，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及。1988年，围绕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的性质问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在对待匈牙利十月事件和纳吉·伊姆雷的问题上，格罗斯·卡罗伊最初也坚持反对为纳吉等人平反。但党内外和社会上要求重新评价匈牙利事件的呼声日益高涨。1989年5月6日，匈牙利社工党中央全会以“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为由免去卡达尔·亚诺什的党主席及中央委员职务。尽管格罗斯极力阻止，社工党中央全会还是作出决议，重新评价匈牙利事件，认为1956年事件它是被“反政府分子”利用的“人民起义”，并为事件领导人纳吉等人重新举行葬礼。1989年6月16日，纳吉·伊姆雷等人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纳吉等五人以极高的礼遇被重新安葬。7月6日，卡达尔去世，匈牙利党和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1989年6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再次对当的最高领导层进行重组，中央政治局改称政治执行委员会，设立由格罗斯、涅尔什、内梅特和波日高伊组成的四人主席团作为新的权力核心。党主席涅尔什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并在同年7月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布加勒斯特会议。格罗斯的政治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力和控制力仅限于党的组织机构。

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威信下降，民意支持率偏低。之后，匈牙利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旅行，大批匈公民前往奥地利等西方国家，造成资金大量外流。政府吸引外资的方案被格罗斯否决，1989年夏，匈牙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工会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政府担心拒绝会引起罢工，但接受的后果是通货膨胀。

实行政治多元化后，催生了社工党内各种流派的衍生，名称繁多的组织林立。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改革俱乐部”成为党内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主张“取消共产主义制度”和将党改造成西欧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新政党，并与党外的反对派里应外合相互勾结。格罗斯·卡罗伊在党内论战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主张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华沙条约组织体系。与党内反对派的代表霍恩·久洛、内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形成尖锐对立。

1989年6月24日，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形势和政治目标的决议》，重申在匈牙利只有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1989年8月19日，社工党中央发表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宣言》（草案），宣布匈党要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并对匈党“进行改革和改建”。从宣言的表述中来看，社工党内部主张彻底改革的激进派及改革俱乐部的势力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1989年6月13日，匈牙利官方召开有执政党与9个反对派和7个社会团体参加的三方“圆桌会议”，共同商讨向多党制“和平过渡”的步骤和方法。面对反对党步步紧逼，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味妥协退让，对反对党的要求是照单全收、一概应允。包括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非党化”和“非政治化”、解散工人卫队、撤销在政府、企业、工矿、学校等工作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取消宪法中关于社工党的领导作用等，这无异于自挖墙脚、自毁长城。

1989年10月6~10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拥有72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是1275名，大会召开伊始，党内就分裂为7派，进而又分为9派。党内各派在大会期间竞相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会上就更改党名、制定党纲党章、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一项决议往往要表决几次才能通过。因此会议时断时续。“改革俱乐部”组成的改革纲领派和人民民主派结成改革派联盟，其代表有540名，占了上风；与之相对峙由匈社工党团结革新派和捍卫匈社工党纲领派。

在大会上，以格罗斯·卡罗伊为首的以部分代表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主张更新党，建立新的团结，不同意改建新党。格罗斯强调：“必须忠实地描写历史。如果为了眼前的政治目的，只谈论社工党以前的错误或罪过，这将对任何发展和振兴造成严重的危险。”他声称：“不能放弃工运的进步价值和共产主义思想，只应当放弃败坏它声誉的实践。完全否定，无论是打着左的旗号，还是右的旗号，都是不允许的。”他认为：“在一个准备迎接大选的党内，各种派别应当取得一致意见，向舆论显示出它的团结。否则就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两种对立意见激烈交锋，最后改革派联盟的主张获胜，党的分裂亦不可避免。大会最后通过了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并通过了社会党的纲领宣言和党章，实际上宣告了它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大会选举涅尔什·雷热为匈牙利社会党全国主席，波日高伊·伊姆雷、内梅特·米克洛什、絮勒什·马加什、霍恩·久洛、哈默里·乔鲍等25人组成全国主席团。涅尔什、波日高伊、内梅特、絮勒什、霍恩成为社会党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格罗斯·卡罗伊完全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党成立后，立即遭到以格罗斯为首的一部分党员的反对。同年11月17日，他们发表呼吁书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一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捍卫40年以来巨大牺牲为代价所取得的成果，战胜令人窒息的危机和探索通向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12月18日，格罗斯·卡罗伊、拜赖茨·亚诺什、卢卡奇·亚诺什、蒂尔迈尔·久洛、马罗山·捷尔吉等人重新组织召开社工党“十四大”，通过党的政治声明，指出党的长远目标是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阻止资本主义复辟。

匈牙利剧变首先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讧、分裂，自己搞垮了自己；党外反对派是在这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羽翼日丰，最后接管了政权。这同东欧其他国家先是由党外反对派步步进逼，执政党节节退让而失去政权有所不同。它的党内激进改革派与党外反对派里应外合、暗自交易，苏联戈尔巴乔夫则纵容默许、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瓦解。

对于格罗斯·卡罗伊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就评价他“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影响力，在变局中没有采取灵活的政治手腕、必要的妥协和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