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楚克苏隆（西里尔蒙古文：Гончигсүрэн，1887年－1913年），清末民初蒙古王公，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人。清朝时袭爵多罗冰图郡王，人称宾图王。外蒙古独立后投奔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成为博克多汗国的副总理大臣。1913年暴死于库伦。

棍楚克苏隆通晓蒙古语、满语、汉语。宾图王性格爽直而勇敢，不畏权势。好读《孟子》，他常说：“在中国圣贤中，我最崇拜孟子，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为合理”。

公元1904年，棍楚克苏隆袭郡王爵、任科左前旗札萨克后，为该旗人民做过很多好事，如肃清了多年的匪患，创办了学校，派学生到内地学习，筹办警察局，组织民团，安定地方秩序。公元1907年，当地人民倡议给宾图王建生祠，宾图王不允许，数请不准。结果在柳条边秀水河边门外，群众竟给他建立了3个大石碑，用蒙、汉两种文字歌颂了他的功德。

棍楚克苏隆认为藏传佛教祸害蒙古人，他在1904年所上奏折《条陈自强办法》第一条便提出“取缔宗教以祛迷信”。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初十日，棍楚克苏隆通过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上奏《条陈蒙旗兴革事宜折》。他认为蒙古贫弱之根源乃藏传佛教导致，故在《条陈蒙旗兴革事宜折》第一条便提出“宗教上之取缔”：

信教自由，本东西各文明国之通例。蒙民之以佛教为宗教，始于元代，至今六百余年。初不过佛法平等戒杀好生，借以化其残暴争陵之气。乃日久相延，迷信日众，学佛者踵趾频仍，除讽诵经咒外，别无研究，以至不事生产，愚陋日甚，贫弱之根实基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取缔者非禁止之谓，以后先定学佛规则，凡蒙民出家必由本旗长官查验，年至五十岁以下，有弟兄四人实无业可执者，方准披剃。如此限制之，则信教者仍不失自由之旨，而迷信之风亦可稍戢，由愚而明，由弱而强，庶几近之矣。

公元1910年冬季，宾图王由北京贵胄学堂毕业。回来后，便认识了由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来的那拉班禅活佛。这位活佛用黄缎包着左手，说掌心有眼，能照见一切。有人向他问事，有时口答，有时袒露背部，皮肤上便现出蒙、藏文字，用以作答。这样轰动了一时，远近四方来参拜的人日益增多。

公元1911年农历正月，宾图王偕活佛到北京，有人见活佛的行迹可疑，向清政府告密，说宾图王有异志，他府中有妖人。宾图王怕败露，即派心腹乘就京绥火车将活佛送到张家口外放走。其实，这们活佛是来勾结宾图王在内蒙古起事，响应外蒙古独立的。宾图王想发动内蒙独立。

送走活佛之后，宾图王便长期住在北京，来往于各个驻京的蒙古王公中间，开始了他的活动，他提议从哲盟起事，北联呼伦贝尔，西结西部各盟，和外蒙古统一起来，搞一个蒙古独立王国。这一计划，得到了东部蒙古各王公的普遍赞同。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代之而起的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宾图王和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蒙古王公参加了决定清朝最后命运的御前会议，他成为反对溥仪逊位的蒙古王公之一。清朝灭亡后，蒙古王公利益受损，棍楚克苏隆先联系俄国寻求援助，未成后又联系日本，希望从日本取得借款。但日本方面因怀疑他同俄国有联系而拒绝了其借款要求。1912年北京兵变时，棍楚克苏隆回到本旗，想借机起兵独立，但又怕号召不成。后袁世凯政府任命他为蒙藏院总裁，急电催他火速进京。对此，宾图王犹豫了好几天之后，突然，有一天带亲信色登阿、丰升阿、阿木尔等出走，投奔了库伦。

宾图王出走后先到奈曼王府，想和奈曼王苏珠克图巴图尔同往库伦，商议几日，决定苏暂时不走。由苏派兵10名，送宾图王到锦州东边的一个小站历家窝堡上火车，经沈阳、哈尔滨到满洲里，经西伯利亚大铁路，由恰克图到达库伦。后来苏珠克图巴图尔因奈曼旗内驻有热河派出的军队，故未按约定赴库伦，而是在卓哩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的帮助下脱离所谓“污蔑”，应召赴北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而后袁世凯晋封棍楚克苏隆为亲王，还将其出走库伦解释为进行所谓策反活动。这都是对其进行的拉拢和羁縻。

公元1912年，宾图王在库伦任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副总理大臣，当时他献出了不少“治国安邦”之策，都没有见诸实行，因大权都操在外蒙古喇嘛、王公之手，这些人都是些迷信守旧之辈，哪能里还能看得惯如宾图王这样的好事之人，甚至诬告宾图王为袁世凯的间谍。

1913年初，棍楚克苏隆随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代表大蒙古国方面赴哈尔滨同日本方面接触，但因受俄国阻挠而未能成功，乃返回库伦。

公元1915年春天，宾图王赴某大臣宴会后，回寓所走到院内，大叫一专声“丰升阿”后倒地，丰等闻声赶到时，宾图王面色赤红，口吐白味，气绝身亡，时年仅28岁。死后其灵柩运回原籍入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