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店之战是指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契丹和后晋军队在相州附近的榆林店一带发生的遭遇战，最终契丹军在后晋援军突至后大范围败退。

石敬瑭借助强邻契丹的雄兵而立国，故而在后晋耶律德光在这一时期将对中原的控制策略转向外交，通过干预河北镇、定州的掌权者人选以及与南唐结盟，来维持契丹的宗主地位和两国的君臣关系。而后晋君臣在与契丹的博弈中，暗中整顿河北藩镇，积蓄力量。然而，石重贵继位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做法，他在向契丹告哀时选择了“致书称孙而不称臣”，试图重新确立后晋的法统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耶律德光发动了首次契丹对后晋的大规模南下征伐，晋帝石重贵北上亲征，驻守澶州督战。契丹接连在戚城、马家口和澶州作战失利，最终因给养问题被迫于三月初北归。耶律德光在撤退时大肆破坏后晋河北城镇，并留下杨光远守青州，赵延照守贝州，自己则撤军至幽州，重新整军，准备第二次入侵。后晋分别于当年四月和十二月克复贝、青二州。

石重贵为准备之后北伐契丹的大业，启用重臣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总揽朝中军政事务，晋廷政事稍稍通达。同时为应对契丹的南下袭扰，晋廷任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重威为都招讨使，统率十三位节度使，加强对契丹的戒备。然而刘知远与石重贵相互猜忌，加之其与杜重威之间的矛盾，故而刘知远并没有对北面行营军的指挥调度之权，此时北面行营的实际掌权者应是都招讨使杜重威以及马步都监张从恩，然而两人既无指挥统筹之能，亦不能服众，致使这一时期的北面行营军持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统领全局，行营诸将领各自为战。

辽会同七年（后晋开运元年，944年）二月，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因晋帝石重贵“背德”之举首次南伐后晋，却因后晋君臣上下一心而在黄河沿线频频受挫，无奈北返。 同年十月，契丹的天授节（耶律德光的生日），除后晋外各藩国都遣使进贺。耶律德光遂以此为由，再次南征，意图通过战争手段据有中原之地，并重塑契丹与后晋的藩属关系。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末，契丹仍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前锋围困恒州，连下其周边九县，后又分兵攻掠河北邢（治龙冈、今河北邢台）、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滏阳，今河北磁县）等州后，前锋进入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境内。此时坐镇恒州（今河北正定）的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力有不支，急忙向朝廷告急。朝廷仍以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等北面行营诸将会诸道兵屯邢州。当契丹君主耶律德光随后率兵抵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立营后，晋廷害怕戍守邢州一带的的晋军被全歼，在未与契丹交战之际便急令其后撤，晋军丢盔弃甲，四散逃命，溃兵所过之地方，放火焚烧，杀人掠货，等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晋军已混乱到无法整顿的地步。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初，晋廷重新于邺都、相州以南部署防御：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澶州(今河南濮阳)，邺都留守马全节守邺都，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戍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扼胡梁渡(今滑县东北古黄河上)，另以天平军节度张从恩、护国军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行营兵数万列阵相州安阳水南阻截契丹军南进。

战争伊始石重贵准备将邢州作为第一道防线，派张从恩出任北面行营马步都监率众阻止契丹大军前进，但因信心不足又命其后撤，企图固守澶州、黎阳，依托黄河作为抵御契丹军南下的屏障，这一后撤命令直接导致了开运元年（944年）末邢州大溃逃。石重贵却又不甘心邢州失陷，又命令晋军向邢州进发，整个战争前期朝廷指挥如此出尔反尔，统兵将领自然无所适从。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十五日，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集结所有部众数万人，在相州北安阳水（卫河支流安阳河）以南列阵。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会同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名骑兵，向北侦察辽军行踪。两人挺进至邺县（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准备北渡漳水时，猝遇数万契丹军先锋，皇甫遇等人且战且退，退到榆林店（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二十千米），恰逢辽军主力赶到，二位将领考虑到契丹主力骑兵已至，在速度和人数上均有绝对优势，继续撤退只会被骑兵逐步消耗殆尽。于是停止后撤，原地摆开步兵方阵御敌。两军自午时战到未时，血战一百余回合，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期间主将皇甫遇坐骑倒毙，改作步战；他仆人杜知敏把自己的马交给皇甫遇，皇甫遇跳上马背，再杀入战场，很久之后，战况稍微缓和。

此时契丹军对晋军方阵采用的是车轮战的战术，即在晋军步兵方阵四面布置骑兵，四面各设一位主帅。其中每一面分为十道，每一道又分为十队，每队由五百到七百左右的骑兵组成。出战时，每次派一队骑兵去冲击晋军的方阵，如果成功或是晋军方阵有所动摇，则其它队齐上攻击，否则就换下一队继续突阵或是骚扰晋军方阵。除有攻击任务的队外，其他人下马休息，各道都这样轮番上去消耗晋军，晋军若是维持方阵不动，那么各队都不与晋军死战，保存马力人力。故而皇甫遇等人能以千人对抗契丹数万人马良久，并抓住车轮战中进攻部队撤退与更换的间隙，突出重围。

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刚突出重围，回头一看，杜知敏已被辽军俘虏，皇甫遇说：“杜知敏在危急之中，将战马交给了我，这是忠义之士呀！哪能让他落在敌人手中呢！”于是跟慕容彦超一提缰绳，跃马杀入敌阵，把杜知敏夺回。霎时间，契丹新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包围圈再次形成，二位将领再次被围困，新的车轮战再次开始，而晋军死伤惨重，只能死战固守待援。

皇甫遇和慕容彦超战至黄昏，驻扎相州北安阳水南的后晋大营的众将对皇甫遇等北上侦察敌阵久久不回感到忧虑，出任北面行营军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安审琦说：“皇甫遇音信全无，一定被北虏（契丹）围困！”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骑兵斥候报告说：“皇甫遇等正被数万辽军团团围住。”安审琦急率骑兵出动，打算救援，张从恩说：“斥候的话未必可信。而且，假定辽军真有那么多，恐怕我们全部投入，也抵挡不住，你去有什么用！”安审琦说：“成功失败，全靠天意，即令不能完成任务，也当有祸同当。假使敌人不继续南下，我们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皇甫太师被俘，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石重贵）！”遂渡河前进。契丹军疲敝，遂撤围逃窜。皇甫遇等才得生还，会合援军将领，同回相州，军中众人都非常赞赏皇甫遇、慕容彦超的勇武。

辽军继续向后撤退，部众惊扰，互相呼喊道：“后晋大军全到！”当时，耶律德光驻扎在邯郸，得到所谓的“晋军主力悉至”的消息后，立刻向北逃走，当天（正月十五日）夜晚，不敢扎营休息，第二天就逃到鼓城（河北省晋州市）。

正月十五日夜晚，张从恩与行营诸将举行军事会议，张从恩认为契丹动员全部兵力投入战场，目前营内的晋军军力不足以相抗衡，并且相州城里粮食支持不了十天，无法固城自守。而黎阳南靠黄河，有精锐禁军严阵以待，万无一失，遂决意率军西去黎阳仓（河南省浚县）。张从恩不等其他将领表态，仅留下步兵五百人守安阳桥（安阳河桥），就率其部先行向黎阳撤退。张从恩作为北面行营军的监军，他一开拔，其他主将更无心恋战，都随之南撤，霎时间晋军崩溃，邢州撤退时的狼狈惨状再次演出。

张从恩等人撤退后，当夜四更时分（凌晨三时），相州刺史的符彦伦对相州守将说：“今天晚上情势混乱，人心惊惶，五百个筋疲力尽的士卒怎么能守得住桥！”符彦伦遂命五百步卒进城守备。十六日天亮时，辽军数万人己在安阳水北岸列阵。符彦伦命城上守军纷纷举起旌旗，擂鼓呐喊，大声传递号令，让辽军无法探知守军虚实。到了上午八时左右，辽军先锋将领赵延寿会同辽军惕隐率部众渡安阳水，绕过相州，径行南下。

石重贵命驻守在黎阳的张彦泽率禁军疾驰相州迎击契丹军。赵延寿部抵达汤阴（河南省汤阴县）后才得到晋军北上的消息后。赵延寿担心后路被截断，遭受黎阳和相州晋军南北夹击，决定北撤。十七日，赵延寿部向相州方向撤退。后晋将领马全节等驻扎黎阳（河南省浚县），手握大军，但不敢追击赵延寿，使得赵延寿全军安然撤离。赵延寿在相州城外展示他强大的重装骑兵部队，并做出即将攻城的样子，恐吓守军献城投降。符彦伦看破赵延寿虚张声势之举，猜测他其实是要北撤，并在城北埋伏五百人士卒以备万全，赵延寿看晋军守城之意坚决，又担心被随后赶到的张彦泽夹击，只能无奈北撤。

安审琦率北面行营军中的铁骑解榆林店之围后，契丹前军误认为后晋举国之兵已到，全无战意，只是一味向北溃逃，而驻扎在邯郸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在获得这一不实的情报后，亦疾行一夜，退至两国边境附近。此后契丹军只是骚扰了相州和黎阳附近，见无利可图就收军北还。

后晋将领皇甫遇：“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

后晋将领张从恩：“必若虏众猥至，尽吾军，恐未足以当之，公往何益！”（得知皇甫遇等人被围后）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王夫之：安审琦救皇甫遇、慕容彦超于榆林店而自惊以溃；阳城之战，符彦卿一呼以起，倾国之众，溃如山崩，弃其奚车，乘驼亟走。当是时也，中国之势亦张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惧，气亦熸矣。

曾国富：后晋军屡战屡胜, 契丹军屡战屡败, 契丹军中弥漫着“恐晋”气氛。契丹在退军途中, 常常“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 包括契丹主在内的契丹军便“即时北遁”, 落荒而逃。

榆林店一战是晋军在契丹第二次大举南下后的重要胜利。本次与契丹对战的晋军主力是由紧急集结的河北诸道藩镇兵组成的北面行营军，分戍河北诸地，来回调动以支援河北诸镇，抵御契丹分路进攻。纵观开运元年（944年）末至开运二年（945年）初这一月的时间里，契丹军再次自幽州南下，占领了邢、洺、磁诸州，攻入邺都境内，都未遇到晋军有规模的抵抗。究其原因应是晋廷朝令夕改，士兵疲敝；北面行营内部诸道将领缺乏统一的指挥，对于河北境内防御契丹的重心置于何处并没有完整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部署，北面行营诸将只管自己辖区，使得这段时期的北面行营军如同一盘散沙，军心不振。此前晋军经历了开运元年（944年）末的邢州大溃逃，加之次年的消极避战，晋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遏制契丹一路南下的势头。榆林店一战中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对于步兵方阵的熟练运用，依靠仅仅数千人拖住了十倍于己的契丹骑兵主力，并在安审琦的骑兵支援下，顺利解围。此战更是震慑了契丹前军，打击了契丹的军心士气，致使整个契丹全军集体向北溃逃。此后契丹先锋赵延寿对相州的骚扰也被相州知州符彦伦化解，契丹军无功北返。

榆林店一战虽然胜利，但也暴露出北面行营军的诸多问题。战役中都监张从恩对于前锋军遇险拒不救，而其下属左右厢都指挥使可以不听都监军令私自救援，种种迹象都表明此时北面行营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统领全局，且其内部权力倾轧已相当严重。晋帝石重贵察觉北面行营一盘散沙的情况后将张从恩调离北面行营，并决意亲征。在出征之际即严令一直固守恒州不动的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领本道兵与马全节等会和，并严厉整合行营内各将领。此后行营内斗倾轧的情况暂未出现，行营军战力提升显著，仅五日便连复泰州、满城、遂城，离幽州仅有200余里，引得耶律德光急领八万余骑兵南下援幽，并在随后的白团卫村之战取得第二次契丹与后晋之战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