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赶超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是指国家出于某种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可以是军事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的考虑，不惜付出包括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当前的经济效益等一定的代价，运用行政干预，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保护和优先发展那些单凭市场力量，即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大规模发展的工业部门。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

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

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差别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由于人口、资源等禀赋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例如，我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很便宜，所以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低的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比较优势。在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上，应当把握三个内涵： 第一，比较优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其他。比较优势是就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而并非是就产业而论。人们可以说，中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比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但人们不可以说，电脑芯片业比煤炭采掘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它是就国与国之间的状况而论的。产业之间的演进升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与比较优势无关。

第二，比较优势并不只是为了出口。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来的，但如果把它仅限于国际贸易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展，所有的产品竞争都带有全球化的特征，即便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实际也是个国际竞争。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比较优势，那么，你的产品非但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而且国外的产品会进来把你挤垮。所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为了出口，也是在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人们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亚当·斯密提出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严格地说，二者是存在差别的。比如，中国在某些机电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同样生产一台微波炉压缩器，美国需要30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国仅需要5美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绝对成本优势，是不同于相对成本优势的。但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对两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泛指一种相对优势。

一个国家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那些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在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激烈争论中，很少有针对比较优势战略本身的，人们争论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比较优势的具体判断上，即：什么才是人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说，比较优势战略是否等同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机电产品的组装，中国都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还应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甚至成为世界工场。这一观点是林毅夫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樊纲、胡鞍钢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宁向东认为，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大量发展中国家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获利空间减少，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了。洪银兴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产品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源、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而且，通过人力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劣势。因此，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争论人们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比较优势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比较优势的判断上。前者认为劳动力丰富构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进而构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后者认为劳动力丰富并不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不代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优势。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人们认为：

第一，劳动力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便宜，劳动力价格便宜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这一基本链条是成立的。据预测，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强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者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虑到素质差异，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10倍，但两国的工资差异在30—40倍之间，因此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发挥比较优势就等同于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比较好、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来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著称的，无论是中山、顺德的家用电器产业，还是温州的皮鞋、服装产业，都属于这一范畴。从出口结构来看，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组装环节。中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非不关注，但效果并不明显，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实践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切实存在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就一般而论的，并不等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更不等于说它将来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人们如果把这一比较优势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实际上已经有因素在发挥作用，对现实的比较优势状况产生了影响。人们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贸易壁垒。所谓比较优势学说，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人们加入了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人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中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随着中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

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禀赋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林毅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了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匮乏而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就整体来看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人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以上人们提到了两个因素，即贸易壁垒的存在和资源禀赋的变化，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总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未来这两个因素发生了某种逆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对这一点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四、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的发挥

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它不仅对于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一定很关心，人们如何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人们太多地操心，因为比较优势战略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健全了市场制度，就等同于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这是由市场机制本身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它在进行产品选择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的行为模式会有稍许的差别，但就一般意义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进行产品选择时的惟一原则，哪种产品可以获利更多，它就会从事哪种产品的生产。在此原则之下，企业会自觉地选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优势资源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通过自身优势资源的利用，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或者说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具体说来，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的企业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和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它们总是会自动地选择那些利用劳动力较多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动地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早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也就是说赶超战略惟有在计划经济的保护下才能够得以生存，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则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特征。中国并未明确提出过比较优势战略，相反，人们一直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人们作为一个大国，又具有十分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使得人们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总是不那么甘心，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高新技术产业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方向，总是希望在这些产业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低端”产业总是有些看不上。不仅官方如此，社会舆论也更多地关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迫切希望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现实的状况恰恰与此相反，中国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上述产业领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即便在所谓高科技领域，多数也是生产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而不是研发环节。这一戏剧性的结果足以说明，比较优势战略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林毅夫在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是政府的有意选择，而是“当局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人们对韩国发展经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韩国在初期发展中政府的干预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坚持了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并没有代替企业制定经营决策，产品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正是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韩国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所选择的主要产业都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保障了产业的竞争力和自然升级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战略实际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就必然同时选择了或者说大体选择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非但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在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将来，随着贸易壁垒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比较优势战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悖论

非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主要分布于服务业中，且服务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然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增长迅速，但服务业却进步缓慢，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无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原因在于该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须以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是可贸易品。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往往是非贸易品，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意义，只能依靠内需，即依靠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和国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来获得发展。可是，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低产业关联度和低附加值却使得服务业发展乏力。因此，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拼命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取小头、弃大头的实质却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真正发展。

比较优势战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只是其工业部分)的就业优势，却忽略了其需求前景。尽管在相同的资本下，一个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整个产业的就业容量还受限于产业可以达到的规模，而这个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由于该产业低附加值的特点，国内市场必然狭小。我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在内需不足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国家被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2001年还加入了WTO。然而我国是拥有13亿总人口、8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的规模相对于中国海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言也实在太小。因为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全部成员国人口的总和也不过8亿，即使这些国家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按照一般的生产消费比例，也只需要1亿左右的人工作。但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都放弃这些产业的，而且东盟、印度等国也在扩大开放，该国际市场无法由中国独占。尽管这几年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但同时贸易条件也在大幅恶化，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急速增加，说明可供利用的国际市场已经接近极限。

比较优势战略导致就业局势恶化

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丧失后劲。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其本身也有违劳动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道路，使得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就业局势趋于恶化。具体而言，就业局势的恶化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企业间恶性竞争。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大打价格战，在国外竞相压价倾销。当全球竞争主要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时，所谓的比较优势毫无意义。无序竞争更使得企业自生能力成为空谈，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惨淡经营，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事实上，由于低技术，企业间产品必然同质化；由于低技术，各企业利润都非常微薄。所以，恶性竞争并非企业不理性，而是无力转型被锁定在底端的企业在市场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较优势战略长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国家的产业路线不调整，这种囚徒困境还会愈演愈烈。

低工资和“减员增效”。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国外发展，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重要材料与零部件必须高价进口，而市场渠道和品牌又由国外把持，贸易条件恶化，在激烈竞争中企业惟有从人工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这样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就每况愈下，工资长期不涨(考虑到物价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资实际大大下降了)。同时企业还大量裁员、延长劳动时间与提高劳动强度，以实现“减员增效”。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计算，多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 13%，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工资偏低、失业危机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萎缩了市场需求。企业的微观求存措施反而恶化了其宏观生存环境，也损害了就业。另外，低工资使在职人员供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下降，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口挤入求职队伍，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供求矛盾。

基干产业与战略产业受损。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过度开放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幼稚的基干产业和战略产业，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连带地使由其带动的各种相关企业也陷入困境，大量员工失业。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被摧垮企业的原有资本大部分都毁没损失了，再就业失去依托。而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受损又反过来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市场，进一步地妨碍了就业。

企业被迫资本深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企业不得不加快产品的升级与换代，以迎合国内外富裕群体的需求，开拓高端市场。然而产品升级带来了资本深化，排挤出大量劳动力。当然，资本深化也能增加就业，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内的基干产业，资本深化所带来的需求未能被国内利用，未能在上游产业及服务业等方面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却泄露到了国外，成为拉动国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原动力。对于国内企业，除了资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术层次并未有所改进，对国外的依附性也更强，仍然维持着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特征。因此，正是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不得不咽下资本深化绝对排挤就业的苦果。

大学生就业难和薪酬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吃苦耐劳的非熟练工，技术密集型企业才是吸收懂技术会管理的大学生的主渠道。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必然导致大学生“过剩”。据报道，2006年有近200万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农民工工资。